《敌后武工队》和作家冯志

　　有关《敌后武工队》和作家冯志的事情，许多年来，我也曾零零碎碎地在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字，说起冯志和他的《敌后武工队》，就不得不先介绍一下当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的“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它的前身是总政宣传部的编审处。“反右”之前，处长是马寒冰，编审处负责全军文艺创作作品的审查和指导研究有关军事题材的作品创作理论问题，自从马寒冰故去以后，编审处与解放军文艺社合并在一起，这样解放军文艺社就成了两大块，一块负责出版《解放军文艺》期刊，另一块就是“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这个编辑部的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部队和地方有关军事题材的文艺作品，辅导作者对自己作品的修改，培养文艺新生力量。

　　凡是“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出版的文艺作品，扉页上都有一个鲜明的“马标”，即一个战士打着红旗，背着冲锋枪跃马前进。许多作家为自己的作品上印有这枚“马标”，而感到光荣和自豪，对作家来讲这是一种殊荣，因此许多军队作家甚至军外名作家把他们的作品送到“解放军文艺丛书”出版。

　　“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在1958年以前，只负责编辑成书，然后交地方出版社出版，并注明为“解放军文艺丛书”，印有“马标”。那时候同“解放军文艺丛书”合作的出版社主要有中国青年出版社(如高玉宝的《高玉宝》、本人的《儿女风尘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刘白羽的《火光在前》)、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而1958年以后改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自己编辑出版了，自己编辑出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冯德英的《苦菜花》，第二部就是冯志的《敌后武工队》。

　　说起这部小说来也相当蹊跷，因为“解放军文艺丛书”自己编辑出版就得有稿源，虽然每日收到的稿件很多，但是作品的质量、尤其是长篇小说却匮乏的很。虽然“马标”是一面响亮的牌子，有一定的影响力，但是仍然远远不够，要打算在全国读者中产生更大的影响，就必须多出书、出好书，否则就容易掉下“马 ”来，所以编辑们到全国各地去组稿，尤其对军事题材的作品特别重视。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到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去找当时的社长林呐，因为他是我们的老相识，他和他爱人李萍，原来在《华北解放军报》(《战友报》前身)工作过，也是当年冀中文化界的老人，大家见面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谈了一会儿话，我们向他提出“解放军文艺丛书”已经开始自己出书了，希望他给予大力支持，如果有军事题材的作品能给我们介绍几部最好，林呐听了爽快地说，我刚接到一部稿子，作者叫冯志，写的是抗日战争的题材，名字叫《保定外围神八路》，我看着还有点意思，不妨你们拿去看看。于是他从书橱里拿出这部稿子来，这当然引起了我们的兴趣，大家分别翻阅了几个片段，相互交换了意见，便欣然接受下来，我们把稿子带回编辑部，经过编辑们传阅，认为稿子虽然还有某些不足，但是从总体看，是部好作品，可以出版。

　　当时决定一部作品能不能出版，有两个基本条件，一个是作者有没有政治方面的问题，另一个是作品的内容，有没有对共产党、社会主义不满的表现，也就是说有没有如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利用小说反党”的倾向，诚然以上两条从冯志的稿子内容，和他本身的政治条件全都没有问题，排除以上两条以外就是艺术上的问题了，一部长篇小说他所反映的社会背景、主题、人物、故事情节以及语言几个方面，能够基本过得去的话，这里说的过得去就是作品的主题明确，作品中有几个血肉丰满、性格突出、形象丰满的典型的人物，有几段或者是通篇有几个激动人心的故事情节，就是所说的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爱不释手、拍案叫绝，语言生动流畅，这是最基本的先决条件。一部长篇小说最忌讳的是出现“硬伤”，比如：《敌后武工队》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哈巴狗苟润田被武工队捉住了，武工队把他押在堡垒户一间房子里，门口有武工队员站岗看守，苟润田被关押在屋子里，发现了地道，借着地道逃跑了，显然是说不过去的，既然是堡垒户的地道，应是非常秘密的，只有堡垒户和武工队知道，有地道的房子里不能关押敌人的，显然这是一个漏洞，是作者为了延续故事的发展放苟润田逃跑安排的一个条件，由此我想到红色娘子军把南霸天逮着了，也有这么个情节，红色娘子军把南霸天押在南府，由娘子军看押，南霸天被关押的房子里有地道，娘子军不知道，南霸天知道借地道逃跑了，但苟润田被押在堡垒户的房子里借地道逃跑了，显然这个情节是说不过去的，这块“硬伤”必须调整好。作为本书的编辑我同冯志约定了时间，我从北京专程到天津市清和大街河北省电台宿舍去找他，当时他任电台文艺部副主任。在他家，他和他爱人苑芬接待了我，给我摆了一桌丰盛的宴席。其实我并不饿，只是点点而已，以表示对主人的恭敬的谢意。饭后，我们两个人对苟润田逃跑的这个情节讨论了很长时间，最后他笑了，我明白他的意思，他说老兄你能想出一个修改的好办法吗？因为这部书是向建国十周年献礼的作品之一，一枝动百枝摇，修改时间太紧，不允许大动，这就成了难题。

　　编辑特别是那个时代的编辑都是无私的，编辑是为作者做嫁衣裳的，经过我绞尽脑汁，反复推敲，在原稿的情节上做了一点修改，改为关押苟润田的地道是堡垒户新挖的，还没有来得及告知武工队，而看守苟润田的又是个新战士，所以才发生了苟润田借我们的地道逃跑这件事情。这样改动虽然颇为牵强并不圆满，但是付梓在即，也只好如此了。

　　这个时期正是我国文化艺术大发展的时期，也是从1942年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文学创作蓬勃发展时期。在建国十周年时候，朱德委员长向全国推荐12部优秀长篇小说，这其中就有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和我的《儿女风尘记》。另外的十部作品是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杨沫的《青春之歌》、梁斌的《红旗谱》，罗广斌、杨益言的《红岩》、冯德英的《苦菜花》、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暴风骤雨》、吴强的《红日》、柳青的《创业史》、曲波的《林海雪原》，这12部作品应该看做是那个时期文学作品的代表作。朱德委员长亲自题词“多读好书，多读有益的文艺作品”。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制了一张大海报，因为这12部作品中，由“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编辑出版的作品占多数，为此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次展览，受到社会各界的称赞。

　　1959年以后，我国经济进入了困难时期，印书的纸张非常紧缺，各个出版社，为了解决纸张困难到处奔跑，而“解放军文艺丛书”却有得天独厚的条件，我们同吉林造纸厂同舟共济，互相帮助，建立了很好的合作关系，动员了东北某部汽车团，运送芦苇作为造纸原料。有一次吉林造纸厂不慎失火，造成很大损失，烧焦的残破的纸张我们都收购下来，以解决他们的困难，吉林造纸厂职工们尽了最大努力，保障了“解放军文艺丛书”最大的用纸量，那时候在书店里“解放军文艺丛书”出版的作品格外醒目，而其他出版社出版的作品就相对的少一些。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出版的热销时期，也就在这个时候。因为我们有充足的纸源，能满足市场需要，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要多少印数，我们就印多少。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发行量在全国名列前茅，发行总量有一百多万册。由于《敌后武工队》大量发行，冯志的名声也逐渐被广大读者所熟悉。冯志的《敌后武工队》连同另外被推荐的十一部作品，在全国造成了读书热潮，而且上海文艺出版社，邀请了文艺评论专家为每一部作品出版了一本辅导读物。

　　当时，我们出版书籍的发行渠道是通过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当编成一部书以后，首先要写一份出版通知书，包括书名、作者姓名、作品的字数、预订出版时间，还要概括性地写一份内容提要。把出版通知书送到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二科，二科接到出版通知书以后，印制一份征订单，发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征订本书的册数，然后反馈到北京新华书店二科，二科将全国的征订数汇总起来通知我们，这个过程一般的大约三个月，编辑在这三个月中，除了对书稿做最后一次审定，经过编辑部讨论通过以后，便签发到印刷厂，于是印刷厂便紧张起来，他们要昼夜不停地工作，首先，要检字排版，打清样，向编辑部送三次校样，编辑校改过第一次，签发二校，一直到三改三校，最后编辑签印，印刷厂接到编辑签印的三校稿，然后轧纸模，浇铸制版，一旦接到编辑部通知的印数，便开始正式印刷装订，打包，最后过数装车，送到北礼士路新华书店储运仓库，由储运仓库按照新华书店二科的通知单，发向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敌后武工队》原稿书名叫《保定外围神八路》，在最后向印刷厂发稿之前，讨论会上大家对书名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想给这部书起一个能叫动读者的响亮的书名，讨论得十分热烈，八仙过海各抒己见，最后还是副总编辑宁干，提出就叫《敌后武工队》，切中主题，又响亮，又有相当的震撼力，大家一致表示赞成，征得冯志的同意以后，就这样定下来了。

　　关于稿费问题，全国各出版社实行的稿费标准，都是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规定的标准执行的，当然在执行过程中，各出版社掌握的尺度也有一些差别，据我的记忆，冯志的《敌后武工队》基本稿费是按每千字8元发的，余外，按规定加发了印数稿费，这个标准在当时算是够优厚的了。那时候，以致后来很长时间，作家们一提起稿费，就相当头痛。作家写出作品来，出版社按国家的规定，付给作家一定的稿酬，这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事情，对作家来说，可以说，俯仰无愧，劳动所得，同时也给作家带来沉重的压力，因为那时候，反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风潮吹到每一个角落，在作家集中的部门，如作家协会，写书的多，拿稿费的人多，司空见惯，平常的事，谁也不说什么。可是在其他的一些地方，就大不一样了，周围的人看着一夜暴富的作家，心内总有点不平衡。作家在这个环境里的生活也不平静，甚至酿成灾难，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作家都吃尽了苦头。冯志是如此，本人也是如此，好的是那种不正常的年月已经过去了。作家们得多少稿费，再也不会受到责难和凌辱了。

　　我跟冯志都是静海县人(原属河北省，现属天津市)，我家住在义渡口村，他住在大邀铺村，相隔30余里，但是过去从来没有过交往，经过编辑这部稿子，才知道我们原来是老乡，我们不仅增续了乡梓的感情，也建立了友好的编创关系。他每次到总政“解放军文艺丛书”编辑部去，都是我下楼到南门警卫室接送他。冯志是1923年生人，原名冯禄祥，家境贫寒，父母早亡，他的少年生活受尽苦难，15岁参军加入了抗日战争队伍，转战在保定周围，他的《敌后武工队》中写的故事，大都是他亲身所经历过的事情，书中的小队长魏强，可以看做是他的化身。所以他的作品富有传奇性的生活气息和浓郁的地方特色，生动感人，使人看着兴致盎然。大约1944年，他被调到前线剧社工作，那时候，他就已经开始酝酿这部书的腹稿，孕育了多年才降生出来。古代的作家不必说，就现代成名的作家的作品而论，首部成名之作，大都是写自己亲身经历过的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真情实感。总会看到作家的身影，梁斌的《红旗谱》是这样，李英儒的《野火春风斗古城》、曲波的《林海雪原》、杜鹏程的《保卫延安》、高玉宝的《高玉宝》、陈登科的《活人堂》、马拉沁夫的《科尔沁草原》、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冯德英的《苦菜花》、慕湘的《晋阳秋》以及张孟良的《儿女风尘记》等，无不都是这样。冯志如果没有在抗日战争那段如火如荼的斗争生活，也就不会写出这部脍炙人口的作品。1959年解放军文艺社召开了一次全军小说创作座谈会，会址在小西天总政文工团排练场，参加座谈会的都是全军的作家，冯志是唯一一位应邀参加的军外作家，当时把北京市能够请到的名作家差不多都请去了，其中有，茅盾、老舍、严文井、肖殷、艾芜、张天翼、邵荃麟等名家都作了发言，讲了他们的写作经验，看了与会青年作家的作品，做了点评，茅盾还讲了莫泊桑的《羊脂球》这部作品，因为他还要参加别的会议，提前走了，会议开得相当成功，大家留下一张具有纪念意义的合影。

　　1964年，我已经转到地方工作，大约是三月中旬，我到保定市参加河北省召开的戏剧小说创作座谈会，在会上遇见三个熟人，一个是侯金镜，他是当时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是代表中国作家协会去做报告的；另一个是写《小兵张嘎》的徐光耀；再一个就是冯志。这次遇见冯志好像有点意外。那是一天的下午，我从招待处门口向外走，冯志向门里走，两人恰好走了个对面，当时我是很兴奋的，两眼望着冯志，冯志披着一件黑色的大衣，穿着呢子制服，戴着一顶鸭舌帽，脖子上挂着一条灰色的围巾，脸上红晕晕的，带着几分酒意，我喊了一声冯志，他并没有跟我说什么，只是把右手里的一卷稿纸举了举，说：“他们给了我一个剧本，让我给看看”，再也没说什么，就走进门去。我心里在说这位老兄可能喝多了，也没太在意，谁知此次见面，竟成为了我们的永诀。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当时我在静海工作，被划在黑帮的队伍里，对于外界的消息知道的很少很少，偶尔听到一些马路新闻，也有时看到一些宣传小报，似乎传说冯志已经死了，是真是假也闹不清楚。1980年1月份的一天，北风呼啸，黄沙弥漫，阳光惨淡，因为我有事要办，走进静海县委大院，空阔的院内孤零零地停着一辆小吉普车，县长邢光潜正要上车，见我走进去，紧紧地拉着我的手让我跟着他一起上车，我问他干什么去，他说上石家庄参加冯志的追悼会去。我说，老伴儿在住院，离不开，你代我签个字吧。从保定一别，到知道为冯志平反昭雪16年的光景，才真正知道冯志的确切消息，从那时到现在屈指算来光阴荏苒又33年过去了。

　　2013年8月8日，冯志的长子冯玲携他的夫人、女儿及外孙冒着酷暑，从北京专程来到静海拜访我这86岁的老人，一口一个张叔叔叫个不停，我心里热呼呼的。见到冯玲就像当年见到冯志一样激动不已，冯玲给我送来了两件珍贵的资料，一件是我在50年前写给冯志的一封信(复印件)，其实我写给冯志的信并不只此一件，还有许多，都在文化大革命中失落了，因此这封信件显得尤其弥足珍贵。另一件就是前面提到的1959年在北京小西天总政文工团排练场召开的全军小说创作座谈会的合影照片，虽然年隔陈久，但是依稀可以辨认出当时冯志和多位名家以及我们解放军文艺社的工作人员的亲切的脸庞。这张照片本来我也有一张，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红卫兵抄走了。冯玲这次之所以由北京到静海专程造访于我，主要是因为他要为其父编一本《冯志年谱》。想把收入《张孟良文集》中那篇《〈敌后武工队〉和作家冯志》的小文，作为《冯志年谱》的序言。我没有说什么，爽然同意。因为天气炎热，我们没有多谈。冯玲走后，我反复地想来想去，觉得那篇小文实在太小，应当补充一些读者可以参考的文字，所以就写下了以上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