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学叙事精神的异同

　　吴家荣的文艺理论专著《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当今研究中西文化与文学比较的重要成果。该书力图构建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的研究体系，在跨异质文明的视域下，突现中西叙事精神的质的差异及其互补价值。

　　首先，该书条理清晰，构架合理、体系严密。第一章导论总括中西叙事各文体体现出的中西叙事精神的差异，概述了中西方的神话、史诗、戏剧小说等方面的不同。接下的三章分别论述中西神话、戏剧、小说各具怎样的特点，有怎样的互补性。最后一章是中西叙事理论的比较。该书从具体的文体分析开始，终之以抽象的叙事理论，舒缓有致，层层推进，仿佛哥特式建筑，沉稳而不失空灵。在各种叙事文体的论述中，著者特别重视小说的比较，这不仅因为“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小说都是最重要的体裁、影响最大的叙事文学样式”。该书先就中西小说的各自源头、情节叙事、人物性格、艺术手法的差异作总体评析，然后选择西方的历史小说与中国的历史演义小说、谴责小说与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寻根小说与魔幻现实主义小说加以比较，由总而分，形成对这一文学样式的全面分析，基本让人搞清楚小说这一体裁，中西方的差异及其原因。

　　其次，该书具有广阔的学术视野、鲜明的时代意识。中西叙事文学的比较具有突出的跨异质文化的特点，中国与西方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化体系，中西叙事文学的比较就要注意异质文化的探源。如在中西叙事学比较中，著者分别从叙事人称、叙事聚焦、叙事方式、叙事时间、叙事空间等五个方面來剖析二者的差异。而在每一方面的比较中著者都十分公允地揭示出它们分别在中西方的演变及其原因。西方在20世纪前主要采用零聚焦方式时，就既有对全知全能的神和上帝的崇拜有关，也与古希腊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对终极意义的追寻有关，同时与科学界牛顿定律习惯于追寻现象背后的原因有关；而20世纪初零聚焦的瓦解、内外聚焦的兴起则与尼采的“上帝死了”以及分析哲学、解构主义出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普及不无关系。同样，中国唐传奇普遍使用内聚焦的原因，则是因为唐朝社会思想的开放和传奇作者的社会地位的提高。此外，在中西神话的比较中，著者论及为什么中国神话的体制规模不及希腊神话的宏大瑰丽，也不像希腊神话那样对后世文学的影响巨大时，分析道：因为中国神话产生较早，因而中国神话中的神是超凡入圣的神怪，形象上多为神与兽的共存而远离人，人与神的分界较为明显，保留着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的影像。希腊神话产生时，人的自信力大为增强，希腊的神大多数摆脱了兽形妖灵的模式，走上神人同形同性的路数，将神与人结合，使神具有高度的人格化。他们的宙斯、赫拉，都具有人的七情六欲。同时，正因为中国神话产生较早，离文字产生十分遥远，故而其体制凌乱短小，无法系统加工、保存；加上后世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传统的实用理性精神逐渐导致中国神话转向历史与地理，而难以在文学殿堂里大放异彩。希腊神话离文字产生时间不远，它在民间传唱不久便用文字固定下来，并逐渐加工丰富。口头传说到文人的润色加工不过几百年，保存不仅容易，内容也相对稳定，由此在文学殿堂里展现出瑰奇绚烂的色彩。这是很有见地的。

　　最后，该书时有洞见、新意迭出。比较文学的比较决非厚此薄彼，而是通过比较，互证互补，得出有益的理论结论。著者在中西文学的比较时不偏不倚，客观而公允，冷静而睿智，既无妄自菲薄的崇洋，更无民族主义的狭隘。在第一章中，著者认为，中西方都十分重视青年人的教育与培养，都认识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性。不仅重视人的知识掌握，外在身体的强健，还重视人的心灵教育，因而都认识到美的教育、艺术教育对培养人的身心和谐的积极意义。他们以多种手段与方法、多种措施与渠道积极开展审美教育。但由于培养人的侧重点不完全一致，西方商业经济形态的社会更需要武士、商人、外交家等富有外向性格的人才，故而他们的审美教育、艺术教育多与体育、竟技相联系，也辅以音乐、文学。审美教育服从培养具有尚武精神、组织纪律性强的需要。而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形态的社会需要循规蹈矩、安贫乐道，具有良好道德修养的封建奴才，故而审美教育多与礼乐相配合，强调中和之美，以保证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不受侵犯。过去，在一般人心目中，似乎中国的叙事文学极不发达，难以与西方叙事文学相媲美。而著者则澄清了这一糊涂认识，认为“就我国古代文学自身发展而言，叙事文学确实不及抒情文学创作之丰富、体裁之多样、技巧之圆熟、影响之深远……但决不能由此否认我国古代叙事文学的成就。我国古代叙事文学与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叙事文学相比毫不逊色”。在该书第二章中，著者提到“戏曲确实从印度表演艺术中汲取过营养，但二者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衍生另一个的亲缘关系。”又如关于从西方引进的一些戏剧理论术语，“动作”、“冲突”、“悬念”、“高潮”、“时空意识”等，著者察觉到这些术语用在中国古代戏曲研究中“既有其妙用，又难以完全吻合”。这也可以用变异学理论来解释。另外，著者说布莱希特从中国戏剧的象征化、程式化表演中得到启发而创立的“间离剧场”，已经不完全是中国的戏剧剧场，而是包含了布氏对中国的许多误解。这些文学比较都令人耳目一新。

　　《中西叙事精神之比较》确是一部颇有分量的力作，不但对努力构思叙事文学比较研究的框架、建构研究体系，以及将各叙事文体的研究与叙事理论研究统一起来的做法，还是对后人从事跨异质文化比较、客观公允的对待中西文化等方面，都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和示范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