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沫致丁玲的一封信

　　杨沫和丁玲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作家，两位女性作家的存在让壮阔而丰厚的20世纪文学史倍添光彩，她们女性写作者的身份为文坛带来别样的亮色和经验。《莎菲女士的日记》开创现代女性文学的先河，对女性苦闷内心的细腻展示引发了文坛持久的热议。《青春之歌》对知识女性林道静成长之路的描述清晰地展现了新一代女性艰难的成长蜕变历程，成为十七年文学中不可多得的佳作。丁玲比杨沫年长10岁，虽然在生活中两人交集不多，但同样出色的文学才华和传奇的革命经历具有某种相通的共性。作为后辈的杨沫对丁玲及其文学作品充满敬意和喜爱，这封写于1984年的信清晰地展现了杨沫对丁玲的敬重之情。现抄录如下：

陈明并转亲爱的丁玲同志：

　　接到陈明同志的来信，非常高兴。为丁玲大姐召开学术讨论会。如果厦大叫我去参加，我太高兴也太荣幸了。六月中，不知我们开始整党否，就是整，我也要请假去个十天八天的。

　　我在三十年代读了不少丁玲大姐的作品，才鼓励我走上了革命道路。为大姐的被捕，年轻的我，曾非常悬心，非常痛苦。这些往事，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我要在这个会上讲讲。(当然作理论研究我就全然是外行了。)我要把大姐在中国当年文学上的伟大作用，现身说法地谈一谈。

　　我将在五月十号左右由陕西回京开人代会。届时，将打电话和陈明同志联系。

　　紧握手！

　　杨沫

　　4月17日

　　信中所提陈明为丁玲的爱人，是一名剧作家。1937年，陈明在延安参加革命时与丁玲相识。1942年与丁玲结婚。此后，他伴随丁玲走过了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直至丁玲去世。无论在艰难的革命征途上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坎坷岁月中，陈明始终陪伴在丁玲左右，不离不弃、荣辱与共，是丁玲传奇人生的有力支撑。丁玲离世后，陈明出版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详细记录与丁玲风雨同舟的人生岁月。

　　信中所提学术讨论会是指1984年由厦门大学主办的全国首次丁玲作品研讨会。丁玲在1949年后的政治运动中遭受了不公正的批判，一度中止了写作。1980年，丁玲得到平反。虽然历经磨难，但丁玲没有丧失对生活和事业的信心，而是重新扬起了写作的风帆，通过文学创作来实现个人价值。丁玲乐观的革命信仰和出色的文学才华再次引起关注。此次厦门大学研讨会的召开即是对丁玲创作的最好肯定。

　　从杨沫回信推测，研讨会召开之前陈明应该是专门写信邀请杨沫参加此次会议。1984年初，杨沫在陕西临潼一边疗养一边写作，因此，杨沫在陕西写了这封回信。在信中杨沫提及有可能进行的整党运动，是“文革”结束后开展的一次党内整风运动。这次活动是在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指导方针、党面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形势下展开的。1983年10月，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决定》指出此次整党运动的基本任务是：统一思想、整顿作风、加强纪律、纯洁组织。既要搞思想和作风整顿，也要搞纪律和组织整顿，并且把清理“三种人”即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作为纯洁组织的关键问题。杨沫在“文革”中曾因《青春之歌》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她对于刚刚过去的“十年动乱”依然心有余悸。因此，在信中她特意提到有可能开始的这一政治运动。但从信中也可以看出，此时的杨沫面对可能来临的政治运动显然已不像“文革”中那样“谈虎色变”，而是有了更加客观的认识，岁月的洗礼已让她变得更加成熟，能够“心平气和”地面对这些考验。她表示，将会尽力排除困难参加此次讨论会。

　　6月，研讨会在厦门如期召开，从14日至20日，共持续7天。丁玲本人也应邀专程到场。杨沫也如信中所说，参加了此次研讨会。此次会议规模浩大，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编辑等近百人出席。参会作家除杨沫外，还有魏巍、马烽、秦兆阳、陈登科、骆宾基等人。一些因故未能到场的作家如舒群、马加、杜鹏程、刘绍棠、峻青等人也邮寄来发言稿。会上大家踊跃讨论，围绕丁玲文学创作的独特性展开，详细论述丁玲不同时期作品的独特性及时代意义。杨沫在会议第一天即作了题为《丁玲作品对我的影响》的发言，对丁玲的革命贡献和文学贡献进行了高度肯定，同时阐述了丁玲的革命小说对杨沫革命道路和文学传作的深刻影响。发言稿经整理后，与魏巍等人的发言稿一起刊登在《厦门日报》上。在会上，丁玲本人亦做了发言，但丁玲非常低调地说：“我个人并没有什么值得赞扬，我是一个普通的人。我希望这次会议能对文学事业的健康发展起推动作用。”在丁玲的心中，小我总是要服从大我，党和国家的利益永远高于一切。这种无私的奉献精神，贯穿于她80年跌宕的人生历程中。

　　杨沫在发言稿中提到上世纪30年代丁玲作品对自己的巨大影响，实际应为上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1928年至1931年，杨沫在北京温泉女子中学求学。彼时的杨沫只有十四五岁，正是最富青春激情的成长期。年轻的她在学习之余开始广泛涉猎各类文学书籍和进步期刊。五四新文学运动后走上文坛的一大批作家在这时走进了杨沫的视野。鲁迅、郭沫若、郁达夫、茅盾、朱自清、冰心、丁玲等启蒙和进步作家的作品对杨沫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杨沫与丁玲最初的结缘也是在这一时期，她们通过文字进行心灵的“对话”与“交流”。在这些令人热血沸腾的文字里，杨沫逐渐走上革命的道路，同时也开始尝试进行文学创作。

　　在杨沫的相关文章里，虽少见直接谈及丁玲作品对自己创作影响的文字，但仔细对照两人的作品即可看到两人写作的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对女性自身的关注，身为女作家，对女性自身的了解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因此在她们的作品中都有对女性世界的细腻关注和描绘。《沙菲女士的日记》是一部女性的倾诉和呐喊之歌。《青春之歌》则是一部女性成长小说，对知识女性的关注是她最醒目的标签。在诸多以宏大主题和英雄叙事见长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她们的作品因为对女性的细致关注而显得与众不同、别有生面。其次是对党和革命的火热情感与赤诚信仰。丁玲和杨沫都有颇为传奇的革命生涯，她们投身于枪林弹雨的战斗之中，身体力行地坚守着她们的信仰。这种独特的现实体验构成了她们作品的经验基础，让她们在宏阔的历史时空下生动再现了“激情燃烧的岁月”。此外，她们的另一个共同之处是在她们的小说中既注重对革命历史细节的文学记录，同时亦注重对革命现场中“人”的发现与展现，她们笔下的人物不是简单的推动革命发展的战斗符号，而是有着丰富情感、有血有肉的“人”，是立体而鲜活的“人”。

　　杨沫除创作上深受丁玲影响之外，对丁玲的革命生涯同样充满敬意。上世纪30年代，丁玲曾经被国民党特务秘密抓捕，囚禁3年。在丁玲的机智周旋和进步人士的多方奔走下最终脱险。由于丁玲是左翼进步文学的重要成员和领导者，她的被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关注，在革命同志和文学作家中都引起了不小的震动。由于丁玲长时间失去音讯，很多人都误以为丁玲已经牺牲。鲁迅曾作诗《悼丁君》表达纪念：“如磐夜气压重楼，剪柳春风导九秋。瑶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鲁迅在这首满溢感伤的诗中对丁玲给予高度赞扬，丁玲在文学队伍中的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而当时的杨沫虽然年轻，但相同的革命追求和文学爱好同样让她对丁玲的被捕深感痛苦。她对丁玲被捕感到“非常悬心，非常痛苦”，还写了一些纪念丁玲的文章投给报纸。这既是出自一个革命战士对战友的深切关怀，也是对文坛前辈的无限惦念。时隔50年，杨沫借助于丁玲作品讨论会终于可以一抒当年的愤懑之情，她把“这些激动人心的情景”好好地谈了一下，把丁玲“在中国当年文学上的伟大作用，现身说法地谈一谈”。通过此次研讨会，杨沫实现了埋藏心中多年的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