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游，作为一种生产性保护手段

　　游牧文化是草原文明的符号，也是当今世界中的一种独特文化样式，同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共同组成了我们赖以生存的生活方式。至今这种生产方式在新疆、内蒙古地区依然存在。但它面临着严峻的挑战，需要我们去保护。但保护，绝不意味着完全把它封闭起来。从文化生态上讲，实施生产性保护是当今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保护的重要手段。

　　所谓“生产性保护”，便是力求在不违背手工生产规律和自身运作方式、不扭曲其自然衍变趋势的前提下，将传统手工技艺导入当代社会生活及产业体系，使之在创造社会财富的生产活动中得到积极保护。生产性保护是一种可以不断“生产”文化差异性的生态保护方式或社会文化实践。

　　在最近几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中，我们常常听到这样一种声音，就是有意贬低大工业生产的价值。100多年前，马克思在西方工业化蓬勃兴起的时代就敏锐地感受到工业文明与传统价值观的矛盾，对古老手工劳动的价值有过高度的颂扬。可到了现在，工业文明的不断发展和洗礼，已经让许多传统手工艺变成了“遗产”，这恐怕是马克思本人都难以想象的。

　　的确，在旅游活动中，有些地方过于追求经济利益，把非物质文化遗产变成了谋取金钱的手段，文化受到极大破坏。这都是我们在实际工作中需要警惕和防范的。但是，如果我们因此就完全不去碰它，任其自生自灭，其结果也是非常悲观的。

　　作家方如果提出的几个关于“牧游”的概念，比如生态旅游、惠民旅游、文化旅游等，我感觉非常有意思。文化离开旅游，可以保持一种原生态，是精神上的一种富有。有了旅游，可以开拓物质的再生，实现可持续性发展。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如何实现文化和旅游和谐共存的问题。人要生活，离不开物质支持，因此，生产性保护就显得弥足珍贵。在这个过程中，既要避免对草原和游牧的污染，更要避免对心灵的污染。

　　在游牧生活和生产中，游牧人顽强保持了古老的民歌、史诗、舞蹈以及古老的手工技艺传统等，蒙古族的史诗《江格尔》、柯尔克孜族的史诗《玛纳斯》、维吾尔族的弹唱艺术“达斯坦”等，都是灿烂的文化符号，和中原文明共同构成了辉煌的中华文明，显示了“一体多元”的巨大魅力。这些文化资源与壮美的山河、草原，对都市中人构成了一种富有吸引力的存在。此时，把个人融入到广阔的草原中，可以体验到游牧文化的魅力。它让我们的心灵更加丰富多彩，让我们的视野更加宽广，让我们的人生更加灿烂。

　　相对于短暂的人生来说，加入到草原大地，和天地、山川进行对话，是对人生的拓展和开阔。当城市里的高楼大厦和快节奏对身心的挤压让我们疲惫至极时，来到草原无疑是解放身心并重新审视人生的绝佳时机。我有一个朋友远在广州，每年7月，他都放下手中的一切事务，到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找一户牧民，和牧民一起在牧场无忧无虑过上几个月，再回到广州。他的感受就是，在牧场和草原找到了自己，这是他感到最快乐的时候。这种不同的体验让他面对大都市的压力有着更强的承受力。

　　我眼中的牧游，应该是可以很好地实现生产性保护的一个有力手段。比如，和布克赛尔是新疆的一个文化大县，这些年对于史诗《江格尔》进行了大力度的宣传，对于民族民间文化艺术也给予了高度重视，他们将文化和牧游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还有很多类似的市、县，他们根据自身的条件，在不断探索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