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联系

　　今年恰恰是曹雪芹逝世250周年，无独有偶，今年距毛泽东写下“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整整60周年，因此是个非常值得纪念的年份。近日英国媒体评出史上“十佳亚洲小说”，《红楼梦》赫然居于榜首，令国人倍受鼓舞。其实，不仅是亚洲，甚至在世界文学范围内，以文学最为发达的欧洲来说，即使将《红楼梦》与其中任何一部一流作品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红楼梦》这部经典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是个重要课题，可惜这片处女地长期以来无人开垦，新时期以来陆续出现过一些这方面的探索文章，但研究者通常所使用的都是“作家资源分析”和“小说文本比对”的传统文学比较方法，虽取得了一定学术成果但总的看问题探讨的不算很深入，甚至存在着严重的“误读”现象，比如对于张爱玲对《红楼梦》“继承”问题的研究，就是显例。不错，张爱玲本人的表白特别是透过《传奇》等文本呈现出来的与《红楼梦》的“相似性”是客观存在，然而“相似性”固然是影响的一种表现，但影响的吊诡之处还在于，一心追随大师反而跟大师的精髓失之交臂。说张爱玲一生恋恋踯躅依依盘桓于“红楼”之下，但最终却不无反讽与悲凉地跟真正的“红楼精神”完成了一场漫长的擦肩而过。因为张爱玲小说失落了曹雪芹所禀赋的，通过《红楼梦》实现的小说精神，而这正是曹雪芹“遗产”最精华也最珍贵的部分。从这个例子也可以看出，《红楼梦》的“影响研究”很复杂，不能单纯追求“形似”还要看到“神似”。

　　毋庸讳言，《红楼梦》的“经典化”，是中国文学、文化发展及意识形态建设需要等复杂因素形成的历史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历程中，《红楼梦》的经典地位得到了进一步的确认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这既是新文化运动主将们的主观挑选，也是在经过时光磨砺、反复汰选之后的庄重命名。尽管不同时代人们在论证《红楼梦》的“经典性”时，不乏功利主义为我所用的态度，如长期以来研究者曾实用主义地将《红楼梦》的人物塑造强行纳入“典型论”的阐释框架，其实，《红楼梦》中的人物塑造，具有“典型论”所不能涵盖的部分。“典型论”下的人物，一般来说仅有典型环境下的认识价值，而《红楼梦》中的人物，往往更具有生命语境下的启示意义。

　　面对作为经典的《红楼梦》，谁是继承人？这无疑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却不是一个可以一言以蔽之的话题。文化艺术出版社日前推出了女作家计文君的《谁是继承人——〈红楼梦〉小说艺术现当代继承问题研究》一书。作者讨论的是包括胡适、鲁迅、茅盾、俞平伯等在内的诸位学术大家对《红楼梦》研究的思想成果，也包括对著名作家在创作上与《红楼梦》渊源关系的研究。此外，作者也没有止步于已有定论的现代作家，还延伸到“进行时”的中国当代作家中，如王蒙、宗璞等。

　　与以往的研究著述相比，该书在学术上的最大突破，体现在作者尝试性地引入了体系化的“小说范式”概念，提供了“整体性”和“本体性”的新角度。所谓“整体性”，是将《红楼梦》作为一个艺术体系。将《红楼梦》看成是经典，或者以此为标杆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及其创作进行惟我独尊式的挑肥拣瘦，这是以往研究者曾经有过的做法，它势必会将经典与文学的发展对立起来。《红楼梦》可以经典化，但不能神圣化，夸得它高不可攀实际上是将其束之高阁的做法。而“本体性”，是指小说本体研究。《红楼梦》的现当代继承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古代经典叙事文本的现代影响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小说叙事的现代演进问题。研究《红楼梦》小说艺术的现当代继承问题，为我们思考中国小说叙事百年嬗变提供了一个非常理想的场域，使我们能够在“本体论”意义上，重新思考和认识中国小说叙事艺术特有的内在规定性。

　　把《红楼梦》当作参照坐标，将中国现当代文学重新梳理，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脉千流——中国现当代文学与《红楼梦》有着密切的联系，同时《红楼梦》又是“广陵绝响”——巨大榜单中所谓忠实继承者“得其形而遗其神”的创作，正在使中国文学所特有的叙事范式——《红楼梦》的“文脉诗情”在模拟中丧失。从形似上来看，家族题材的继承、婚恋主题的偏爱等，都可以看出现当代文学创作与《红楼梦》的关系。从神似的角度看，继承《红楼梦》不应该是题材的层面、主题的层面、写实技法的层面，而是从艺术家的精神层面来继承。

　　该书作者立意在寻找一种属于中国的叙事范式，或者说是中国人独有的抒情方式。该书涉及了最大范围、最广作品的现当代作家，寻绎了复杂的文学线索，对文学的流变做了比较全面的梳理，将文学的通变规律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作者揭示了《红楼梦》成为经典的历史过程。借助于《红楼梦》经典在传播中的呈现——特别是对后世作家的影响，以逆向的方式显现《红楼梦》的文学意义和真实内容。作者不是就继承而研究继承的问题，而是为了建立属于我们自己的小说美学，寻找中国小说趋于完美的民族形式。因此，该书观察和思考的指向，不仅仅是谱系梳理和理论建构，创作实践始终是思考的重要立足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