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感故事背后的反思

　

　　近年来，中国电影产业复苏态势喜人，在电影票房高歌猛进的同时，人们对于电影艺术品质和文化品格的忧虑与呼唤，成为业界的共识：在电影创作中，如何处理好电影市场考量与对艺术品质追求的关系？如何更好地运用和把握电影的类型模式，带动观众对电影认同，以满足并提升观众的欣赏需求？创作者的心态和选择，直接影响作品最终的样貌，以及电影与观众的互动。

　　电影《归来》创作与发行中，同时出现了“艺术片”与“通俗剧”两个标签。在公映发行中，影片彰显“张艺谋回归艺术片制作”的宣传定位，并引发观众对影片与小说原著的比较。张艺谋表示，他第一次读完小说就直觉确定了“归来”的主题：“看了以后觉得很有力量，很沉甸甸的一个东西，我当时就想可能要从尾声开始拍”，“因为前面有很多问题不好拍，可能就得从陆焉识回家开始拍”；对《归来》的创作，他把大时代放到背后，采用“通俗剧”方式处理这一题材——“通俗剧最贴近人们习惯听故事的角度”。

　　用通俗剧呈现大历史是没有问题的；对电影的评价，也大可不必对照原著小说指责影片的缺失。一部好电影，完全有能力建立自己的结构，并在自身文本内部提供给观众足够支撑影片情绪走向的逻辑关系与剧情设置；观众也完全可以按照通俗剧本身的结构和框架评析影片的得失。一般意义的通俗剧，实质是围绕观众观影心理预期的类型化创作，即通过细化观众的观影需求，明确影片创作定位，借助类型创作的元素与法则，以实现有效控制观众情绪、调动观众参与剧情互动、优化电影传播效果。那么，《归来》如何在类型框架下创作和探索？影片与观众类型观影的心理是否对接？

　　与《归来》最为接近的通俗剧有两大类：爱情剧和伦理剧。从爱情剧的角度考察，由巩俐饰演的女主人公冯婉瑜，乍看外表如常，但剧情种种细节却揭示了她的病态——不仅记忆丧失，而且心智衰减。如何才能让观众被一个病人的爱情故事打动？通俗剧的常规方式是强化爱情的美好，赋予病患主人公超乎世俗的、极致的、真善美的特质。如电影《城南旧事》中英子眼中的女疯子就是这样的典型。在电影《归来》中，几乎没有篇幅揭示男女主人公过往的情感，而因生病丧失母性、将自己的孩子赶出家门的冯婉瑜，也难以承担起“真善美”的象征，她只是一个病人，一个困在记忆中的历史囚徒。

　　从伦理剧的角度衡量，电影开头介绍冯婉瑜是一位中学教师，并不是一个天生的心智障碍者，按照伦理剧的通则，必须要回答和处理的问题是：谁为冯婉瑜的悲剧命运负责？谁为陆焉识一家承受的苦难负责？但是，影片《归来》并没有按照常规程式发展。

　　电影开端，陆焉识从劳改队逃跑归来，打破了冯婉瑜、丹丹母女二人平静的生活——影片中呈现的其他角色(如舞蹈学校的老师、街道主任)对待母女二人的态度，以及陆家的家庭陈设(整洁的居室环境、钢琴)、生活起居(冯蒸馒头时的铺排夸张的影像)，这些电影细节和元素在剧作结构上传递的潜在信息是——冯婉瑜母女原本有着不错的正常生活。

　　从情节逻辑看，正是陆焉识(父亲、丈夫)的突然归来，直接导致极具舞蹈天赋的丹丹无法饰演她梦寐以求的女主角，导致女儿出卖父亲、背叛人伦亲情，并且造成对妻子冯婉瑜的直接伤害。这是观众在感情上很难接受的因果逻辑。因为从伦理常情的角度，对于一个家庭来说，丈夫的缺失才是悲剧；丈夫归来导致悲剧是荒诞的。因此，观众迷失在《归来》设置的情境中，他们需要根据自身的经验找到一个答案，才能卷入和理解剧中人的情感。

　　按照伦理剧常规，对剧中人的悲剧命运要给出一个加害者和罪人，并让其最终受到惩罚。电影《归来》的处理也与这一常规迥异，片中只隐约暗示有一个“可能的”加害者——“方师傅”存在：在女儿的记忆中，这位方师傅曾用汤勺打母亲，喻示这个人曾进入陆家的生活；妻子冯婉瑜在梦魇中对“方师傅”的拒绝，暗示曾经发生令她纠结、难以释怀的性关系。而片中丈夫陆焉识带着汤勺寻仇追踪的结局，不仅让人意外而且令人沮丧——他面对的是另一个孤立、在无解中等待丈夫归来的女性(方师傅的妻子)，她愤怒地喊：“你是工作组的吗？我们老方是一个好人，你们凭什么要带走他？把他带哪去了？什么时候回来？”

　　显然，按照通俗剧惯例认识和理解《归来》，观众会遇到重重障碍。事实上，电影《归来》并不是一个常规意义的通俗剧。尽管影片以通俗为包装，却更多呈现了艺术片的精神理念和气质。比如，影片中方师傅角色的设定和安排，就是《归来》的点睛之笔，同时，也是我们破解电影编导者真实意图的钥匙——创作者无意对历史悲剧给出简单的答案，影片真正的立意在于：通过日常化的叙事，呈现历史情境下个体真实的情感逻辑、行为选择与命运悲剧。

　　因此，面对“无形的历史抉择”和“复杂的人性关系”，剧中人陷入了困境：寻仇归来的陆焉识病倒了—— 一方面，他找不到加害者(没有人能为历史灾难负责)；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剧中每一个人(包括冯婉瑜自己)都可能扮演了悲剧推手的一分子。这样的情节和立意，明显是反通俗剧的，其深意在于：情感故事背后，内里所包裹的创作者对历史的反思，对大历史背景下人性追问的触碰。

　　通俗剧，还是艺术片？创作者的选择与游移，令电影《归来》与一般情绪饱满、情节清晰连贯的常规通俗剧不同，影片节奏凝滞、指向内敛，给观众的观赏、接受，以及对影片意义的读解带来障碍；同时，作为明示反思责任的艺术片，其内容含量又稍显单薄，影片中对人性的追问、对历史的反思也比较模糊和隐晦。《归来》中所呈现的对类型电影与艺术电影创作规律的双重悖反，也是近期中国电影创作中存在的共性问题。

　　尽管存在诸多局限，但电影《归来》的尝试和探索，仍有着突出的价值。尤其是，影片呈现“文革”历史的独特视角、平静的叙事风格和充满寓意的结局令人回味：电影主人公丈夫陆焉识陪伴着妻子冯婉瑜，他们年复一年到车站等待，等待“陆焉识”——等待精神的归来，等待被遗忘的记忆，等待自我的觉醒——既是影片最有魅力的华彩，也是张艺谋对艺术追求静水深流的赤诚之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