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半个世界到整个世界——读荒湖的小说

　　在荒湖笔下，乡村和城市都有一本难念的经。也许文学是苦闷的象征，“难念”催生苦闷，他的小说集《半个世界》和《无缝对接》便应运而生。

　　《半个世界》主要写乡村。日益衰败的“土村”田园上，一些留守的村妇与老弱构成了荒湖心目中的乡村世界，而作为世界另一半的城市景象，则在《无缝对接》中，通过一个名叫周儒的人物展现出来。他用文学沟通着乡村与城市，试图对这两个不同的世界作无缝对接，从而对整个世界作整体的审美观照。这是一个充满诱惑的文学难题。推动荒湖知难而进的是他厚实的生活积累和在文学上不断进取的信念。

　　荒湖有着较长的乡村生活与城市生活体验，“城市与人”是他最初开采的文学富矿。创作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一批小说，都以鄂东老工业基地黄石为书写对象。他原本可以凭藉自己丰富的“工厂记忆”与“从政经历”继续朝着这一富矿的深处开掘，但自新世纪初年开始，荒湖却把自己的城市文学矿藏暂时封存了起来，重拾沉潜于心灵深处的“乡土记忆”，转向乡土题材创作，这是意味深长的。荒湖向过去的“乡土记忆”撤退，是为了更好的前进，具有温故知新、温乡知城的文学意义。最近出版的这部描写城市世界的小说集《无缝对接》，就得益于《半个世界》的乡土地气，呈现出许多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不俗之处。在《无缝对接》中充分表现出这种由熟知农民而带来的“练达”和“洞明”──对人们相互关系变化中的种种微妙之处的审美观照。

　　《无缝对接》收入的7篇小说中，有5部作品涉及到一个相同的人物名字，这个名字叫周儒。他似乎是从乡下来到城里的。在《迟到》《眺望》《草爬子》里，他是公务员；在《母亲与工厂》里，他是企业的工人；在《无缝对接》里，他虽然是公务员，不是从乡下来的，从小生活在城市里，但仍然有一股乡土味。不同作品里的周儒不是同一个人。作为公务员的周儒，他为官场应酬而痛苦；作为企业员工的周儒，他为生计迷茫；作为男人的周儒，他为情所困……但似乎又是同一个人，因为他们处在相同的农业文化背景，有着共同的农民祖父，他们的喜怒哀乐是那么相似，人格呈现出一个复杂的矛盾集合体，自私狭隘、痛苦、偏执、好色、敏感、粗暴，同时也单纯快乐、宽厚、公正、隐忍、勤劳、木讷、善良……似乎是转型年代由农民向市民、公民转换的历史进程中的许多人的一个“共名”。

　　从《半个世界》到《无缝对接》的创作中，贯彻着一种诚挚写作的理念。诚者，诚实的态度；挚者，深挚的情感。不论写乡村还是写城市，都没有刻意歌颂新农村建设、新城镇化建设的溢美之词，摒弃了逢迎与伪饰，关注矛盾与问题是其文脉的基调。《半个世界》中，写劳动力缺失和人口结构失衡，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被掠夺或荒废，随意建厂开矿、炸山填湖，将绿色原野搞得乌烟瘴气，河流、土地和村庄受到重创和污染，农民怪病缠身，贫富悬殊加速，新的地方乡绅与豪强已经出现，而占绝大多数的普通村民仍然只能靠苦力为生；农民身上的各种负面心理屡见不鲜……《无缝对接》中写了一个小公务员周儒的两次迟到：一次断送了政治生命，一次了结了肉体生命。面对生活中的种种反常病态，由此而来的触目惊心的复杂牲虽然让作者“眼里常含泪水”，但认定了真实就义无反顾地要写出来。这使我想起莫言在领取诺贝尔文学奖时演讲中所说的话：“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片难用是非善恶标准确定性的朦胧地带，而这片地带，正是文学家施展才华的广阔天地，只要是准确地、生动地描写了这个充满矛盾的朦胧地带的作品，也就必然地超越了政治并具备了优秀文学的品质。”(《讲故事的人》)我认为在美与丑的中间，存在着“不美”这一新的美学范畴。莫言说的这个“广阔天地”“朦胧地带”里，难用美丑标准去简单确定，这正是“不美”的滋生地，也可以说是莫言与世界文学接轨的秘密通道。荒湖的小说注重了“不美”这一美与丑之间的审美中介和系统的作用，有效地还原了整个世界的整体的复杂性，呈现出毛茸茸的原生态。尽管小说在语言、情节和人物性格等方面还有待锤炼和提炼的空间，但没有掖着藏着，这就有了某种脱俗的大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