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沉钟社:一群文学青年与四种文学刊物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5月28日07:30 鲍国华

  在中国新文学诞生的第一个10年里,文学社团的蜂起成为最显著的成绩之一。在众多文学社团中,引领风骚的当属纲领最明确、组织最严密、成员也最多的文学研究会和主要由留日学生组成,人数较前者略少,却堪与之分庭抗礼、各擅胜场的创造社。除以上两大社团外,一些规模和影响力较小的社团,也以自身独特的文学追求和突出的创作成就在新文学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浅草—沉钟社就是其中之一。作为新文学第一个10年里最年轻的创作群体,这个由在校大学生创建的文学社团,自上世纪20年代初诞生以来,努力耕耘直至30年代中期,因此被鲁迅称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这本是鲁迅对于沉钟社的赞誉,但考虑到浅草社与沉钟社在成员和文学观念上的承续关系,用于评价浅草社也恰如其分。考察浅草—沉钟社的历史演进及创作成就,不能不提到两个关键词:一是文学青年,二是文学刊物。

  1922年初,浅草社成立于上海,最初的发起人是当时在上海高校读书的林如稷和罗石君。他们的一次“围炉聚话”促成了社团的诞生与得名。浅草社很快得到了林、罗两人在上海和北京的同乡或同学的响应,王怡庵、陈承荫、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先后加入,并于次年3月创办了文学杂志——《浅草》季刊。在第1卷第1期的《卷首小语》中,社团成员表示自己愿意做农人以培育荒土里的浅草,来对抗这苦闷世界里的沙漠。这成为他们办刊的缘起,也是取名“浅草”的寓意。1925年春,由于社团骨干林如稷远赴法国留学,一些成员也因故退出,《浅草》出至第4期而终刊,浅草社也随之停止了活动。同年10月,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等人在北京发起创立沉钟社,《沉钟》杂志也于本月10日创刊(是年暑假,上述几人即在北海公园聚首,商定创办该刊)。数年后,林如稷留学归来,也参与了刊物的编辑工作。“沉钟”的得名,来自社团同人经常谈起的德国戏剧家霍普特曼于1896年创作的童话剧《沉钟》,由当时就读于北京大学德文系的冯至提议定名。部分当事人和研究者认为浅草社和沉钟社是彼此独立的两个文学社团。事实上,两者在人员构成和文学观念上均难以判然两分。首先,沉钟社虽然成立于北京,但基本成员与浅草社时期并无重大区别。作为沉钟社的灵魂人物,杨晦尽管不曾加入浅草社,但与其成员一直交好,也认同且赞赏《浅草》的创作实践。浅草社的发起人林如稷由于出国留学,未能参与沉钟社早期的文学活动,但归国后随即参与《沉钟》的编辑工作。以上事实,均可证明浅草社和沉钟社名称虽异,实则一脉相承。浅草社和沉钟社可以视为由先后创办的两个有代表性的文学刊物分别支撑的同一社团的不同发展阶段,尽管名称有所变化,但基本成员及其创作理念与风格始终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在文学史上通常并称为“浅草—沉钟社”。

  浅草—沉钟社的创建,除成员彼此志同道合的因素外,也建立在地缘和学缘关系的基础之上。在地缘层面上,该社主要是由四川籍(包括今天的重庆)作家组成,成员林如稷、陈炜谟、陈翔鹤、王怡庵等均为川籍。在学缘层面上,该社成员多为上海和北京两地的高校学生,尤以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为主。除林如稷就读于上海中法通惠工商学院外,其他主要成员,陈翔鹤、陈承荫等求学于复旦,冯至、陈炜谟、杨晦、顾随等就读于北大(陈翔鹤于1923年底由复旦转入北大成为特别生)。浅草—沉钟社的组织形式恰如秦林芳的概括:“由林如稷联系其他川籍作者,再由后者发动其他同学(或朋友)入社。”“同籍同校”是很多新文学社团成员的组织形式,浅草—沉钟社的成员结构也体现出这一特色。尽管该社始终没有像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有着明确的文学纲领和相对严整的组织形式,但由共同的理想和深厚的情感缔结而成的凝聚力,使浅草—沉钟社在表面松散的结构形态下,更能体现出一个纯文学社团的文学追求,而较少派系特征与门户色彩。

  浅草—沉钟社成员创建文学社团并从事文学实践,首先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感召。今天提及新文化运动,其倡导者常被视为令人敬仰的前辈,然而,这些100年前的风云人物,在运动肇始时多为不满30岁的年轻人。以“文学革命”的发轫之年——1917年为限,是年陈独秀38岁、胡适26岁、李大钊28岁、钱玄同30岁、刘半农26岁、周作人32岁、鲁迅36岁。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事实上是由一群年轻人发起的充满激情与梦想的青春运动。作为“五四”之子的浅草—沉钟社同人,也是这样一群充满激情与梦想的青年。“五四”精神的感召使他们发现了“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蒙;对文学梦想的执著追求又使他们借助创作发现了社会,也发现了自己,拥有了值得奉献出青春与生命的理想事业。在浅草—沉钟社的主要成员中,陈翔鹤生于1901年、林如稷生于1902年、陈炜谟生于1903年、冯至生于1905年,在建社之初大多20岁上下(杨晦生于1899年,在沉钟社成立的当年也不过26岁)。一群有着共同追求的文学青年凭借自身的青春冲动与文学梦想走上文坛,这使他们的文学实践体现出“青春型写作”的基本特征,既富于“五四”时代的理想与激情,又具有浪漫主义的阴郁和感伤。李欧梵先生曾将早期新文学作家称为“现代中国文学的浪漫一代”,浅草—沉钟社成员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践即体现出“浪漫一代”的鲜明特色。受“五四”时代症候的影响,该社同人关注人的解放和传统的变革,通过创作追求爱与自由,反映民生疾苦,对当时社会的黑暗现状也时有揭露,间有文化反思与批判的意味。同时,青春型的写作,又时时以主观情绪为先导,追求“为艺术而艺术”,却不免为赋新词强说愁,笔墨集中于病态的爱恋和难以逃避的死亡,流露出郁达夫式的感伤。浅草—沉钟社的创作显现出视野狭窄和情感纤细的不足,这也是新文学第一个10年绝大多数作品的共同之处。

  新文学区别于晚清以前的古代文学的标志之一就是文学刊物的出现。刊物缩短了文学作品生产、传播与接受的时间,却拓展了其空间。文学作品不再是“藏之名山,传于后世”,或仅限三五知己品鉴玩赏的对象,而能迅速并广泛地产生影响。加之现代稿费制度的确立,使得以写作为生的职业作家的出现成为可能。可见,一部新文学的变迁史也可以书写成为一部文学刊物的出版史。对于新文学社团而言尤其如此。刊物不仅成为社团成员发表文学作品的园地、展现艺术才华的舞台,还能够吸纳更多作家,聚拢广大读者,不断扩大影响力,成为树立社团形象的重要品牌。纵观新文学史,众多知名社团的地位和影响往往和一种或几种重要文学刊物的声望相互维系。文学研究会之于改版后的《小说月报》、创造社之于《创造季刊》、语丝社之于《语丝》等皆如是。由清一色的年轻作家组成的浅草—沉钟社,其兴衰起落也和几种刊物伴随始终。

  由浅草—沉钟社成员创办或参与编辑的文学刊物共有四种:《浅草》(季刊)、《文艺旬刊》《文艺周刊》《沉钟》(初为周刊,后改为半月刊)。其中,《文艺旬刊》和《文艺周刊》作为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在创办时间上相接续。《浅草》是该社最早创办发行的文学刊物,于1923年3月25日创刊于上海,最初由社团成员自费印刷,自办发行,出至第3期时由于成员过少,于印刷发行不能兼顾,遂交由上海泰东图书局代为发行。该刊由林如稷(负责第1、3期)、陈炜谟交替编辑(负责第2、4期),1925年2月出至第4期终刊。《浅草》共发表小说30余篇,诗歌140余首,戏剧近10种,另有杂录数10条,成为社团早期最重要的文学园地。《浅草》创刊后,由于社团成员不断增加,为拓展发表作品的园地,经过接洽,该社于1923年7月又开始负责编辑作为《民国日报》副刊的《文艺旬刊》,附于该报发行,出至第20期后,于1924年2月改出《文艺周刊》,独立发行,期数承接《文艺旬刊》,同年9月16日出至第50期终刊。这两种刊物的编辑工作由林如稷、王怡庵、周乐山、陈承荫先后负责,出至第41期时(1924年7月)编辑部由上海移至北京。此次迁址,标志着该社的中心开始由南向北,直至一年后沉钟社成立而正式落脚北京。《沉钟》1925年10月10日创刊,初为周刊,同年12月出至第10期休刊;1926年8月10日复出半月刊,1927年1月26日出至第12期再次休刊。休刊期间,于1927年7月10日出过一期爱伦·坡和霍普特曼的特刊。1933年10月15日出版第13期(复刊号),1934年2月28日出至第34期终刊。该刊早期由杨晦、陈翔鹤、陈炜谟、冯至合编,后期由杨晦、陈炜谟主编,留法归来的林如稷也参与了编辑工作。《沉钟》也由社团成员自费印刷,最初由北新书局发行,之后曾自主发行和委托创造社代为发行,但由于后者的拖延,又改由北新书局发行。与此前的三种刊物相比,《沉钟》除发表文学创作外,还格外重视对于世界文学的翻译工作,海涅、霍普特曼、里尔克、王尔德、契诃夫、安特莱夫、高尔基、莫泊桑、波德莱尔、梅特林克、斯特林堡等著名作家及其作品,都成为该刊译介的对象。这是《沉钟》的突出特点,也是最能彰显其成绩之处。此外,该刊每一期都在刊头或首页上引用著名作家特别是外国作家的简短的名言,作为一种惯例,从未间断。

  综观浅草—沉钟社创办的四种刊物,尽管收获了文学创作与翻译的实绩,但或因期数较少,或因屡有中断,始终未能形成更大规模,产生更为深远的影响。个中缘由,除社团成员的个人原因导致编辑队伍的不稳定外,主要还是由于经费短缺造成的。浅草—沉钟社成员多为在校学生,没有稳定的收入来源,自费印刷发行,难免左支右绌,捉襟见肘。创办纯文学刊物,又难以从中获利。作为由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组成的规模较小的文学社团,无法像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那样,得到商务印书馆和泰东图书局这类大型出版机构的帮助扶植。几次委托他人代为发行,也有其不得以处(其间还和创造社发生龃龉,打了一场不大不小的笔墨官司)。但浅草—沉钟社同人从未产生动摇,放弃对文学梦想的追求,而是精诚合作,戮力经营,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奉献出引人注目的文学成果。四种刊物与浅草—沉钟社之间相互扶持、相互支撑,成为现代出版与文学之互动关系的一个绝佳例证。此外,浅草—沉钟社的刊物,绝少排外观念与门户色彩,稿件不限于本社成员,而采取公开欢迎社外投稿的态度,使更多和他们一样追求文学梦想的年轻人拥有了展示自己才华的舞台。一些青年作家——如蔡仪、修古藩等——由于多次在浅草—沉钟社的刊物上发表作品而被吸收为社团成员。由此,浅草—沉钟社既培养了青年作家,也扩大了自己的队伍。

  除创办刊物外,浅草—沉钟社还以丛书的形式出版了十余种著译,包括陈炜谟的小说集《炉边》,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杨晦的剧作集《除夕及其他》;以及陈炜谟译高尔基《在世界上》《我的大学》,杨晦译罗曼·罗兰《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等,均产生一定的影响。

  在浅草—沉钟社的创作中,小说和诗歌的成绩较为突出,其中尤以小说创作成就最为卓著,既收获了读者的好评,又得到了新文学前辈的提携奖掖。在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该社共有7名成员的12篇作品入选,数量在由文学青年组成的规模较小的社团中居于领先地位。这不仅彰显了浅草—沉钟社的创作实绩,也是对这群“将灵魂熔于艺术之中”的文学青年的最大褒奖。

  1934年2月,随着《沉钟》半月刊的终刊,历时10余年的浅草—沉钟社也最终停止了活动,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该社同人却没有从此放弃文学事业和理想。一些主要成员如林如稷、陈翔鹤、陈炜谟、冯至、杨晦等,日后分别在文学创作、研究和翻译诸领域卓然成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一些相对边缘的作者,如顾随、蔡仪、游国恩、陆侃如、缪崇群、鹤西等,在各自的文学或学术园地中也是成绩斐然。借用鲁迅对自家散文诗集《野草》的评价:“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然而吸取露,吸取水,吸取陈死人的血和肉,各各夺取它的生存。”对于浅草—沉钟社亦可作如是观。尽管在该社同人中没有出现新文学的一流大家,但和“五四”时期为数众多的由充满激情与理想的文学青年组成,创办文学刊物发表创作、承载梦想的社团一样,浅草—沉钟社为新文学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文学史上留下了自己特殊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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