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的办刊理念与编务活动

　　20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文学发展史上颇为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段，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激扬了始自晚清的文学变革和思想交汇。这一时期文学思潮迭起，文学新作品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而与之相对应的是一批具有鲜明理念的文学社团先后树旗，这些理念各异的文学社团通过共同的文学审美取向吸纳同仁汇聚，通过创办刊物作为自己的文学阵地，推动新文学的成长。这其中，由浅草社创立的《浅草》是一个颇具特色和影响力的文学刊物。《浅草》创刊于上海，为季刊，自费出版，共出4期，在北京、上海、天津及南京设有通讯处。第一期(1923年3月25日)、第二期(1923年7月5日)由浅草社出版，第三期(1923年12月)、第四期(1925年2月25日)由泰东书局出版。前两卷分别由中国印刷厂、新华书社印刷厂印刷。封面题字由当时才13岁的胡兴元题写。该刊物的发起人林如稷及陈炜谟、陈翔鹤、邓君吾、冯至等主要成员，均为在校大学生。鲁迅评价浅草社及与之有渊源关系的沉钟社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的最久的团体”，足见其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力。《浅草》广泛的影响力源自于其独特的办刊理念与审美取向，虽然没有鲜明的办刊宣言，但从创刊号的“卷首小语”和每期刊物末尾的“编辑缀语”中我们可以对《浅草》的办刊理念做一个梳理。

　　在《浅草》的创刊号上，有一篇短短的“卷首小语”，它道出了创办者的办刊初衷：

　　“在这苦闷的世界里，沙漠侭接着沙漠，瞩目四望——地平线所及，只一片荒土罢了。

　　是谁撒播了这粒种子，又生长的这般鲜茂？地毯般铺着：从新萌的嫩绿中，灌溉这枯燥的人生。

　　荒土里的浅草啊：我们郑重的颂扬你；你们是幸福的，是慈曦的自然的娇儿！

　　我们愿做农人，虽是力量太小了；愿你不遭到半点儿蹂躏，使你每一枝叶里，都充满——充满伟大的使命。”

　　《浅草》的创办者们以“农人”自喻，愿以微弱的力量呵护在贫瘠的荒土上长出的“嫩绿”，他们以拓荒者的姿态陪伴这“浅草”的成长，浅草社同仁们投身文学事业的热情一览无遗。在20世纪20年代的文坛，对文学满怀纯真梦想的青年不计其数，而对于以在校学生为骨干的浅草社来说，有这样的虔诚和热情更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年轻的学生们也很快遭遇了他们创办刊物的一大难题：资金短缺。从《浅草》创刊到最终出满四期前后历时近两年，这已远远超出他们最初定性为季刊的计划，而《浅草》最终的夭折也与资金短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浅草》具有独特的办刊理念，在第一卷第一期的创刊号上，林如稷执笔《编辑缀话》，详细阐述《浅草》的办刊理念：

　　“我们不敢高谈文学上的任何主义；也不敢用传统的谬误观念，打出此系本社特有的招牌。

　　我们不愿受文人相轻的习俗熏染，把洁白的艺术的园地，也弄成粪坑，去效那群蛆争食。

　　其实；在中国这样幼稚——我们很相信我们——的文坛里，也只能希望文上的各种主义，像雨后春笋般的萌茁：统一的痴梦，我们不敢做而不愿做的！

　　文学的作者，已受够社会的贱视；虽然是应由一般文丐负责。——但我们以为只有真诚的忠于艺术者，能够了解真的文艺作品：所以我们只愿相爱，相砥砺！

　　这是我们小社的同人所持有的态度；也是我们小杂志发刊以后的愿望！

　　我们同人都是抱定不批评现在国内任何人的作品；别人批评我们的，也概不理论，任人估值，以免少纠纷的宗旨：所以我决意把批评栏取消，这是同去年我们第一次所拟的编辑略例有变更的地方，特在这里补述一笔。”

　　在林如稷的阐述里，《浅草》的艺术取向清晰明确。首先他们不甘于随波逐流，不谈任何主义，也不趋同任何传统观念，要做特立独行的“那一个”。在他们眼中当时的文坛是一个被恶习熏染的粪坑，而他们决意要做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他们要做“纯”的文学。综观《浅草》四期所刊发的文章，多为对这一理念的贯彻，这体现出他们对艺术理想的坚持。此外，在林如稷的“编辑缀话”中还阐述了《浅草》的另外一条重要的编辑理念：他们不想卷入任何的纷争和论辩，因此不设批评栏，既不评论别人的作品，也不理会别人对自己的评论，所有文学作品的价值均交由历史来衡估。在我看来，《浅草》形成这一理念有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创办者们对文学的理想化追求，他们自我划定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精神家园，试图屏蔽掉外界的纷扰，在这个安宁的园地里自由耕耘。另外，当时纷乱的政治动荡和泛滥的文学论争也给了他们足够多的困扰，他们无意卷入任何的旋涡。因此在《浅草》上屏蔽掉了任何有关评论的内容，只刊发原创性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等体裁的作品。

　　林如稷等人为《浅草》设计的这一编辑理念可以说带有浓厚的理想色彩，虽然在短短四期的《浅草》季刊上得以贯彻，但是在浅草社稍晚时间创办的其他刊物上却逐渐有了转变。在第一卷第二期的《编辑缀话》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我们这个小社，刊行一种只载创作的季刊以后，总觉得趣味太单纯，现在同志又增加很多，虽是季刊上增加篇幅，也不济事。所以我们现在再出旬刊一种，内容注重论文，译述，介绍，创作，杂文等，仍不登批评别人作品类的文字。(但极端欢迎对于我们的批评文字)……”对比第一期的“编辑缀话”可以看出第一期《浅草》出刊后反响不错，因为既增加了“篇幅”又增加了“同志”，但“仍无济于事”。同时，他们自己也感到此前的编辑理念“趣味太单纯”。因此推出了旬刊，由上海民国日报发行。在新推出的旬刊里他们增设了“论文”、“译述”、“介绍”和“杂文”，而不再是此前单纯的“创作”。同时“极端欢迎对于我们的批评文字”。这里显现出浅草社成员们编辑理念的转变，他们不再将自己置身于孤寂的社会一隅，不再封闭于想象的乌托邦家园，展现了开放的姿态和宽阔的视野。他们这一办刊理念的转变在后续的沉钟社活动上有了更为丰富和成熟的延续。

　　关于浅草社成立和解体的时间一直是学界的谜题，论证者颇多，论者们尝试从浅草社成员的通信和回忆录入手进行推断，或者从当时发行的报刊杂志中寻找蛛丝马迹，但时至今日并无定论。造成这一现状的原因并非仅仅是资料的缺乏，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浅草社本质上是一个相对松散的团体，这使得他们的诸多活动缺乏明显的“节点”，浅草社的这一特点从他们的编务活动中可以看出来。《浅草》四期季刊末尾均有“编辑缀话”，这些“编辑缀话”里有大量刊物编务活动的介绍。第一期和第三期的“编辑缀话”为林如稷撰写，第二期未有署名(从第三期的“编辑缀话”推断应为林如稷)，第四期为陈炜谟撰写。在第三期的“编辑缀话”中林如稷写道：“这一期的稿子，本应由炜谟编辑，但因他有事要回四川去，所以仍交付给我，遂致迟了一月出版。我本在远行匆忙中，现在总算抽暇把它弄好了。”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第三期的《浅草》是在匆忙中由陈炜谟交到了林如稷的手中，而林当时正在远行，所以只能抽空把它编好了。由此可见，当时浅草社的诸多工作并不像现在的社团刊物这样有严谨的工作体系和计划，而是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随意性。同样是在第三期的“编辑缀话”中，林如稷还有如下介绍：“出乎意料之外的，就是本期集稿恰在暑季中，各社友多半去换地消暑，但后来收到的稿件，已又超出第二期的页数。除这一期用了以外，还剩下有许多篇，我均已转交给炜谟和冯至去了。现在已由他们在着手编第四期稿子，大致本期印刷出版时，他早已编毕，在今年总可把第四期出版。”林如稷是在介绍稿件的情况，但从文中透露的信息可以看出浅草社友们散居各地，靠通信来维持联系，编辑刊物过程中并无详细的协商与交流，浅草社内部联系机制的松散性由此可见一斑。而涉及印刷发行等对外事务，这个团体力量的“微弱感”则更是一览无遗。在第四期的“编辑缀话”中，陈炜谟写道：“这一期的本刊，原应早日出版的，只因书局方面，为了时局的影响和印刷等等不能使他们免却的种种问题，以致自第三期出版后即交去的本刊，到现在终与读者诸君相见，但是本刊八阅月的生命，却消磨于印刷房里的墨油的色和味之中了。印刷上的不力，固然已令我们心焦异常，又劳各地爱读诸君，屡加垂问，更觉惶愧莫名。下卷起，我们力求迅速，以答诸君的盛意。”从第三期出刊(1923年12月)到第四期出刊(1925年2月25日)，前后历时一年有余，已经严重超越了浅草社成员们最初对“季刊”的构想，这一超长的“延时”并非编辑们工作不力，而是由书局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编辑们虽然为此“心焦异常”、“惶愧莫名”，但并无解决办法。他们所承诺的“下卷起，我们力求迅速，以答诸君谢意”也最终成为一厢情愿式的美好愿景，永难兑现。

　　从四期《浅草》季刊的“编辑缀话”及“卷首小语”来看，年轻的浅草社成员们怀着青春的热情寄予了《浅草》纯真的文学梦想，期盼《浅草》成为一个自由圣洁的文学家园，但他们相对松散的组织结构及微弱的经济能力使得《浅草》缺乏足够顽强的生命力，时局的动荡与混乱加剧了他们生存的难度。《浅草》在出刊四期之后不了了之，但他们别具一格的办刊理念仍是20世纪20年代新文学成长之路上的一道独特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