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至对鲁迅的赞誉为何不那么领情?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5月28日07:29 北 塔

  冯至对鲁迅的赞誉为何不那么领情?

  ——兼论冯至“浅草”、“沉钟”时期的诗歌 

  一

  鲁迅曾于1935年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赞誉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

  或许是因为此言出自鲁迅之口,许多人在谈到冯至时,都会引用,甚至还要替鲁迅找出若干理由——主要是冯至早年即在“浅草”和“沉钟”时期诗歌的好处。那些理由的确成立,那些好处也确实存在。对这一崇高评价,冯至本来应该受用终生的;换了别人,说不定要自鸣得意甚至到处炫耀。但他却并不怎么看重,自己基本上不提;别人提起时,他也不太乐意,或者有意回避,甚或加以否定。

  我们来看几个例证。

  邹荻帆曾经向冯至要这句话的出处。冯先是回答说不必引用那句话了吧,已经过时;继而说,他也不知道具体出处。(见邹撰《冯至先生二三事》)冯尊鲁迅为师,对鲁迅作品相当熟悉,那句话像影子一样始终追随着他的形象,他不可能真的不知道出处。他为何不说?

  哪怕在“沉钟社”里,冯至也不认为自己是最杰出的。他曾跟周良沛说,“当时罗石君的诗写得比他好,观察深刻,起点高。虽然罗石君后来到日本去了,不再写诗。可是现在提‘沉钟’的诗人,忘了他那不是真的历史。”(见周撰《雾谷夜话》)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罗的诗名与冯不可同日而语。这是否意味着,冯内心深处认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有比他更杰出或者至少势均力敌的抒情诗人?

  台湾作家林耀德因为这句话而称冯至为大师级的诗人,并以为冯官拜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所长,或许跟这句话有关。但冯跟他说,“那些早年的作品不值得一提。”(见林撰《冯至——在这静夜里火一样地开放》)这是冯通过否定自己的少作在间接否定鲁迅的评价,为何要否定?

  冯至为何对鲁迅的赞誉表现出不那么积极接受的态度,甚至有点儿冷淡?是不好意思,还是有更加深刻的内在原因?

  大多数人的解释是:冯至谦虚。如邹荻帆说:“每想起冯至先生,便觉得失去了一位谦虚、宽厚、顾全大局、学识丰富的长者。”再如林耀德说:“很少看到一位大师级的诗人谦逊如冯至。”又如黄宝生说:“他是一个非常谦虚的人……鲁迅曾经称赞他是中国最杰出的抒情诗人,毛主席也曾肯定他的《杜甫传》,但他自己从不主动提及这些事,永不张扬自己。总是对自己不满意,或是朝着更高的目标,不断进取。这是他获得学术成就的重要原因。”

  另有一些人的解释是:冯至严格要求自己。如周良沛说冯至在这一点上“不苛求前人,对自己要求却很严”。陈开第说“冯先生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见陈文《冯至英名垂千古》。

  还有一种解释是:冯至具有否定思维,他喜欢用“否定”这个概念。

  二

  1991年3月25日,冯至写了一首题为《自传》的诗,一共两段,其中第一段云:

  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

  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

  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

  八十年代又悔恨否定的事物怎么那么多,

  于是又否定了过去的那些否定。

  我这一生都像是在否定里生活。

  纵使否定的否定里也有肯定。

  冯至的这种自我否定思想可不是1990年代才有。早在1974年8月18日,他就曾当着香港诗人王一桃的面,一一否定了他各个年代的创作,否定的标准都取决于阶级斗争的观念。因此,王感慨道:“胡风那句话‘精神奴役的创作’立即浮现在我的脑海——如此著名的一位诗人,竟在不断否定个人的诗作中埋没了自我。”(见王撰《怀念冯至》)在“文革”期间,冯至这样富于独立思考的人也不免在精神上被奴役!他的头脑受到当时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蛊惑和裹挟,艺术标准被政治标准所强行置换,艺术成了政治的附庸,一旦在政治上被认为是不正确的,就要被坚决否定。这种否定思维显然是简单粗暴的,是长期全面的外力强加进而内化的结果。它被用在别人身上,是虐待;用在自己身上,就是自虐。总之,它没有任何合理性、有效性。

  不过,在某些历史语境里,冯至的否定思维具有正面意义,即否定中蕴含着肯定性。冯至的否定思维在不同的时期表现为两种范式,一为革命性的、单向度的、意识形态意义上的,一为辩证性的、双向度的、哲学意义上的。前者来自革命意识形态中不破不立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的影响;后者来自他对德语语言文化的研究,尤其是德国的辩证法哲学给了他的思维方式最直接的影响。

  德国古典哲学的始作俑者康德是哲学史上最富有原创性的哲学家,其哲学最大的标签是批判性(以所谓“三大批判”——《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为骨架),而批判性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对命题和对象进行否定性的考察和分析,从而能超越其现有范围和水平。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黑格尔在斯宾诺莎所说的“肯定即否定”的启发下,提出 “否定即肯定”的命题,“或说,自相矛盾的东西并不消解为零,消解为抽象的无,而是基本上仅仅消解为它的特殊内容的否定;或说,这样一个否定并非全盘否定,而是自行消解的被规定的事情的否定,因而是规定了的否定”(黑格尔《逻辑学》上卷)。马克思把黑格尔辩证法径直称为“否定性的辩证法”——“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辩证法”。这种否定性辩证法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先是否认了神和人本质上的合一性,神是绝对善的,而人是恶的,然而这恶也能推动历史的发展。恩格斯说得好:“在黑格尔那里,恶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借以表现出来的形式。”恩格斯进而解释说,此“恶”包含两个方面,其中第一个是:“每个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尊崇的秩序的叛逆。”亵渎和叛逆都是否定,而且是程度很高的否定。

  对冯至影响最大的是歌德。歌德思想中包含着无比丰富的关于否定与肯定两者之间复杂关系的辩证法。有人说歌德影响冯至的是“否定精神”,另有人说那是“反否定精神”。其实,那都是对歌德、对冯至乃至对他们语境中的“否定”这一概念的片面理解。歌德意义上的“否定”和“反否定”不仅是正和反的关系,而且符合正、反、合的三段论逻辑。冯至对歌德思想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断念”和“蜕变”深有体悟。“断念”一词来自歌德在1821年出版的《威廉·麦斯特的漫游岁月》,此书又名《断念者们》,所谓“断念”就是运用理性思维的力量,从思想上去克服那些负面的情绪或有害的念头,从而终止某种言行,即积极勇敢地否定那些否定性的因素,从而有可能臻于肯定性的价值观,比如“爱”,比如“敬畏”等。冯至对“蜕变”一词的解释是:“生命在不断的蜕变中完成了从有限到无限的突破。这种蜕变是一种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蜕变中生命才能不断获得新的养分而丰盈。”(《论歌德》)跟“断念”一样,“蜕变”也包含着否定中的肯定,或者说不断的否定中的不断的肯定。《浮士德》的两位主角是浮士德和靡菲斯特。许多论者认为,浮士德代表的是人类的肯定精神,靡菲斯特代表的是否定精神。但笔者以为,如果二者的精神取向如此泾渭分明,就小觑了歌德和《浮士德》。事实上,浮士德代表的是否定与肯定交织状态中更倾向于肯定的精神,而靡菲斯特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否定的精灵。

  总之,德国哲学中富于辩证意味和肯定意义的“否定”概念,对冯至影响甚深。对此,有些论者是敏锐把握到了的。黄宝生说冯至对自己不满意,就隐含着这样的意思:他在各个时期否定自己现有的成就,从而能不断地更上一层楼。陈开第抓住“否定”这一核心概念,说得更加具体:“从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开始,他就不断地‘否定’自己的创作,单是在不断的‘否定’中,冯先生的学术著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为后人留下了几百万字的诗歌、散文、历史小说、梦幻剧、翻译作品和外国文学研究论文。”正是否定思维的动力使得冯至的成就越来越高。

  我们再来看,这两种“否定”观念在冯至诗歌生涯中的运行轨迹。

  《自传》第一行说“三十年代我否定过我二十年代的诗歌”。1920年代,他曾大量写诗并发表,据说写了上千首,显现了勃发的才情。1930年代,他的诗作寥寥无几,在他自己编定的《冯至选集》(1985年,四川文艺出版社)中,整个1930年代的诗只有区区3首,即1930年写的《等待》、1933年写的《无眠的夜半》和1934年写的《歌》。是冯至江郎才尽了吗?1930年,冯至25岁。历史上,确实有一些天才早慧的诗人,在25岁左右,就把才华甚或生命燃烧殆尽了,比如,王勃、李贺、济慈、兰波、海子等。但冯至并非属于这个行列。到1940年代初,他又写出了冠绝一时的27首十四行诗,其中显露的才智远远高出于他早年的才情。而且,《等待》一诗已经显现了后来那些十四行诗的优秀品质,更加凝练,更加成熟,在形而上和形而下之间和个我与宇宙之间,找到了某种默契的关系:

  在我未生之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都抱着千年万年的心,

  在那儿等待你。

  如今一个丰饶的世界,

  在我的面前,

  天上的星,海里的水,

  把它们等待你的心

  整整地送给了我

  相比于他1920年代的诗风,《等待》《无眠的夜半》和《歌》更接近于他1940年代的风格。那么,他既然早在1930年就写出了《等待》,为何不乘胜追击,在1930年代就努力去完成新变,乃至达到自己诗歌创作的顶峰;而要拖延到1940年代,整整晚了10年?

  此间有一个比较重要而现实的原因:从1930年到1935年留学德国,冯至忙于拿博士学位,无暇于诗歌创作。做学术研究时,张扬的是理性思维能力;如果主体的调适能力不够强,感性思维能力难免不受到压抑,而写诗主要依赖的是感性思维。那几年,冯至的年龄在25到30岁之间,他并不是那种早熟的性格,他显然还没有足够强的在理性和感性之间找到平衡的能力,不能在学术研究的同时自如地进行诗歌创作。保尔·瓦雷里(1871-1945)有过类似的经验。1892年9月,他同家人前往热那亚度假,在一个暴风雨交加的“可怕的夜晚”,他决定,为了献身于“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放弃诗歌和爱情,而所谓纯粹的知识,则是数学、音乐和哲学等最仰仗抽象思维的学科。一直到1917年,他才重新捡起诗笔,写出了杰作《年轻的命运女神》。中间停顿达25年之久。

  但问题是:并非所有的诗人在学术研究乃至攻读学位期间,都要停止诗歌创作。冯至不曾宣布封笔,也不曾宣言要追求“纯粹的和无私的知识”或者要以学术研究取代诗歌创作。那么,他停止诗笔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他对自己的诗歌创作还有所期待,那么他等待的是什么样的诗歌?这跟他的诗学观念或者说诗歌抱负又有什么关系?

  冯至所要达到的诗歌思想的境界是辩证性的否定,而他在“浅草”和“沉钟”时期的诗歌中表现出来的是相当简单化的否定思维,即上面所说的第一种否定思维模式。大量作品是以否定性思想和负面性情绪为主,对外是批判和揭露,对内是哀怨甚至绝望,即他自己说的“抒写的是狭窄的情感、个人的哀愁,如果说它们还有些许意义,那就是从这里边还看得出五四以后一部分青年的苦闷”(《冯至诗文选集》序)。事实上,在1920年代,哀愁和苦闷是中国新诗的情感基调,弥漫于绝大部分诗人的绝大多数文本。冯至当时生活于、感受于那种情感氛围,没有突围的可能。然而,可能是因为他已经学了几年德文,认识到了那种简单否定思维的缺陷和短板。到1930年,他已经试图突破,但德国哲学思维的影响还不足于抵消之前中国诗歌氛围对他的浸润。几乎整个1930年代他都是在想改变而没有能力彻底改变的尴尬局面中度过的。我们不妨用肯定与否定这两个概念的关系来概括一下冯至诗歌创作的心路历程:1920年代,他不自觉地以否定为主,肯定为次;1930年代,他试图使肯定与否定之间的关系达成平衡,但结果是两间不着。到了1940年代,他已经能自如地、有意识地调控两者之间的关系,从而以27首十四行诗实现了他的诗歌抱负。

  但是,冯至的诗歌创作实践与诗歌理论观念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偏差。1940年代,他在创作上已经能很好地应用辩证性否定思维,但在观念上他还遗留着很深的单向度否定思维特点。这或许是因为在创作时我们可以完全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和启示,而在对文本进行价值判断时,我们不得不启用现实理性,从而自觉不自觉地会受到世俗意识形态的影响乃至控制。因此,甚至于连《十四行集》他自己都不太看重,出现了“五十年代我否定过我四十年代的创作”的情形。他否定的理由带着强烈的当时政治观念的烙印和局限:《十四行集》深受西欧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影响,矫揉造作。其实,诗歌创作的时间只占冯至一生的很少一部分,辩证性否定思维在他头脑中所占的时间少于单向度否定思维。笔者注意到,早在1940年代,在他写完《十四行集》并取得异常好评之后没几年,他就开始了自我否定。1944年,他就曾在文章中说,新诗“正在生长的途中,便有些诗糅染上矫揉造作、搔首弄姿的习气。这是一个很大的不幸。追溯病源,一部分由于模拟西方象征派的皮毛,一部分由于依恋旧词里狭窄的境界”。这是对新诗包括他自己当时的创作的整体性批判。当然,在1960、1970年代,单向度否定思维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于是他“看过去的一切都是错”。

  由于否定思维,尤其是单向度否定思维占据冯至的头脑,他对鲁迅的肯定哪怕是高度肯定,也做出了否定。

  那么,他所要否定的,除了早期诗歌中的那些否定性感想、负面性情绪之外,还有什么?

  鲁迅的赞语给他贴上了“抒情诗人”的标签,这也是1930年代之后的冯至所要否定的。的确,在1920年代,尽管他也写了被朱自清击节称赏的3首叙事诗(《吹箫人的故事》《帷幔》和《蚕马》),但大部分都是抒情诗,而且也的确是以情感取胜。但他可能是早在1920年代末,在学习德语现代诗歌的时候,就已经敏感到抒情中心主义的缺陷。那时,他的诗歌抱负已经超越了浪漫主义,已经出现了以沉思为主要特征的现代主义的萌芽。他1930年代和1940年代的诗歌融合了经验、学识等诸多心理资源以及叙事、议论等诸多修辞形态,岂是“抒情”二字所能涵盖的?“抒情诗人”哪怕是“最杰出的抒情诗人”的标签窄化了冯至的诗歌抱负,当然是他所要警惕并力图加以修正的;当他意识到鲁迅的这个评语影响太大,以至于他在很多场合无力修正时,只能保持沉默。

  最后,可能所有人不禁都要问:那么鲁迅的评语到底有没有问题?尽管冯至对鲁迅执弟子礼,曾拜访鲁迅,但由于当时他自己的辩证性否定思维尚未定型,鲁迅更无从了解这种思维后的他的诗歌抱负以及这种抱负和实践之间的差距。鲁迅是根据“浅草社”和“沉钟社”送给他的刊物上的冯至作品得出这一判断的,那些作品的确显现了冯至作为抒情诗人的身份和形象。鲁迅一向认为,中国新诗的发展水平不高,那么在普遍不理想的状态下,冯至有几首具备特出风姿的作品,让鲁迅倍感欣慰,用“杰出”来形容,可能也没有问题。真正的问题出在“最”这个修饰语。鲁迅说这话已经是1935年了。冯至取得诗名是在1920年代后期(诗集《昨日之歌》出版于1927年,《北游及其他》则出版于1929年)。在他之前,创造社的郭沫若、新月社的徐志摩和闻一多早就大名鼎鼎。几乎同时或者说稍后,戴望舒和卞之琳也崛起了,前者的《我的记忆》出版于1929年、《望舒草》出版于1933年),后者的《三秋草》出版于1933年。这些人的诗名,哪怕单纯就抒情性而言,都不在冯至之下。让冯至独享最高级荣誉,显然反而让他感觉不实在、不自在。正如论者所言,鲁迅“这一评价并非苟同于当时诗坛的公议,而是较多地基于鲁迅个人的诗歌理念和欣赏趣味……也与他对创造社与新月社的不满有关”(杨汤琛《试评鲁迅对冯至诗歌的评价》)。对此,冯肯定是清醒而冷静地意识到了的。这个“最”字,按照一般人的理解,该是冯至独领风骚。大家恐怕都会同意周良沛的推论:“新诗70年,人才辈出,但能被鲁迅先生誉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者,却无别人。”(见周撰《雾谷夜话》)惟有谢冕,或许是出于人情的练达,不惜用自我矛盾的说法曲为之讳。一方面,他说:“30年代以前,冯至先生的诗歌创作对中国新诗的建设做出了他人无法替代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说:“在抒情诗的创作方面,它使冯先生列身于‘五四’以来最优秀的抒情诗人的行列。”(见谢撰《冯至先生对中国新诗建设的贡献》)谢把“最”字由一人降格为多人,由排除他人扩延为容纳他人,他算是勉强替鲁迅打了个圆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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