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草-沉钟”时期的陈炜谟及其小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5月28日07:28 刘 畅

  浅草-沉钟社被鲁迅誉为“中国的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其成员将“做内心的忠仆”作为一以贯之的文学信条,抒写人生的不幸与时代的苦闷,“低唱着饱经忧患的不欲明言的断肠之曲”。其中,陈炜谟的小说堪为代表。

  陈炜谟是四川泸县人,192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系,后陆续执教于河北、北京、重庆、四川等地。1921年,他在“五四”新思潮的影响下开始了创作和翻译,1922年与林如稷等人在上海共同发起成立浅草社,并于次年参与创办《浅草》季刊。1925年《浅草》停刊后,陈炜谟与冯至、陈翔鹤等人在北京共同创办《沉钟》周刊(1926年8月起改为半月刊),陈翔鹤在回顾浅草-沉钟社的创立时,就曾高度评价陈炜谟的贡献:“自始至终特殊的努力着的,就莫过于陈炜谟兄一人了”。其间,他又分别于1925年和1927年出版短篇小说集《信号》《炉边》,收录小说12篇。在鲁迅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中,他入选的作品达四篇之多,与鲁迅、台静农并列为该集入选作品最多的三位作家,足见鲁迅对陈炜谟小说的看重。

  一

  在浅草-沉钟社的阵列中,陈炜谟是一个创作风格渐趋多样化的作家。早期的《轻雾》《甜水》《破眼》等小说主要关注知识青年的生存状态,偏重于表现个人的苦闷悒郁,而之后创作的《狼筅将军》《夜》《寨堡》等作品则形成了不同的创作取向。从总体上看,陈炜谟的小说是在追求自我表现的基础上,逐渐走向了对现实人生的如实叙写。

  浅草-沉钟社作家普遍受到西方现代派文学的熏染,主张将自我的心声在文学的世界里予以真率的呈露。因此,在对爱伦·坡的评论中,陈炜谟就这样写道:“小说不但能摄取外形,它还能摄取内心;它不但能表示生活之诸相(Types of life),还能摄住一种抽象的,超平凡的空气(Atmosphere);它是能从外面的东西渐渐移来抓住内里的灵魂……深入那沉默中,深入那是内心的生活的特性的外表看来是平静的状况中”。这可以看作是浅草-沉钟社作家的共鸣,他们要求文学作品应当忠实于内心,忠实于自我的情感、心理,如孔襄我曾强调好的文学作品“单是指着他有真正的情绪的表现”,陈翔鹤也宣称“可稍为视为神秘可贵的——就只是‘情感’”。可见,表现丰富的内心世界,是浅草-沉钟社作家共同的文学追求。

  所以,他们常将自己“所要呻吟的痛苦和悲哀”投射在人物身上,写出民众尤其是知识青年在社会现状的挤压下复杂的内心状态和沉重的生命体验。这是浅草-沉钟社作家共同的文学诉求,也是陈炜谟小说的一个重要特点。但是,他们所抒写的“自我”,从中映射出的并不仅仅是个体生命的“生的苦闷”,而且包含了更加广阔、丰富的社会内容。陈炜谟的小说观在浅草-沉钟社作家中间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在论文《小说的使命》里,他就强调小说本身具有两重功能——一是个人的自叙传,描写的是“自己的经验”,是要把“赤裸裸的一个‘我’显示给人看”;一是社会的缩影,“其中的人物是一位民族的结晶,是一阶级的类型”,而小说则应当是“具有‘地方相’和‘普遍的人类的情感’的社会,在其间藏着你我的影子”。因此,在陈炜谟的小说里所表现出来的“自我”,是身处险恶世道而惶惑迷茫的“自我”,也是无力对抗现实而痛苦烦闷的“自我”,蕴含着与整个社会、时代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个人的苦痛和哀哭。

  譬如,发表于《浅草》创刊号的《轻雾》着力叙写青年学生素云陷入孤寂境地的人生情状,通过描述他由寂寞而回想起的狎妓经历,尤其是对妓院里即将落入苦海的七八岁女孩的回忆,流露出“哪里会有人道?只是大家戴着假面具相争相杀罢了”的愤懑和“见死不救”的自责,在主人公迷惘烦闷的心态中传达了人道主义理想幻灭的悲哀苦痛。沉钟社时期创作的《寻梦的人》叙写抱云和怀璘由于包办婚姻的干扰而渐生隔膜并最终分道扬镳,在怀璘“体贴父亲还是体贴我自己”的追问里,抒写了“五四”一代青年在“个人”与“家庭”的冲突之间迷茫无奈的精神状态。而在1923年发表的《甜水》里,陈炜谟则通过讲述一个看似荒诞不经的故事——青年葛罗静由于家境贫寒而痛失恋人,由此怀着对包办婚姻与势利世道的不满而走向沉沦,并最终在绝望之下寻求被阉割——在主人公带有浓重抒情色彩的自白中,展现了情感、欲望在社会现实中受到压抑的青年感伤、颓废乃至极端化的情绪。

  这种情绪恰恰是在“五四”新思潮中成长起来的浅草-沉钟社作家,面对现实的凶顽和理想的失落而萌发出的强烈感受。这正如鲁迅对他们的评价:“但那时觉醒起来的智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然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径一周三’,却是分明的看见了周围的无涯际的黑暗”。寻不到出路的彷徨与苦痛,让浅草-沉钟社作家的小说创作带有了对于现实环境的深切感受,借由对个体生命的抒写放大了社会的病弱。而正是沿着这样一条方向,陈炜谟的小说在直面现实人生的底色之上,呈现出反映和批判社会现实的另一面,并逐渐由浓烈的主观抒情转向冷静平实的客观写实。

  在小说集《炉边》的序言里,陈炜谟就写道:“人虽不必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怯的连暗夜也要躲避呢?”对“暗夜”的迎击,让陈炜谟的小说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关注和揭露社会的病态与小人物的苦难,这集中地体现在沉钟社时期的创作中。如《夜》以旁观者“我”的视角讲述箴婶难产而死的故事,由她临产时的产难鬼作祟,到垂危时众人为之驱邪,直至下葬时棺木被钉以防魔鬼作怪,凸显出的是愚昧迷信的社会病态;《寨堡》则通过记述教员熊震东由视故乡为疲惫人生的庇护之所——“寨堡”,直至归乡后面对惨淡荒凉的现实生态而失望离去的精神历程,既写出了知识分子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失落,又暴露了乡土社会日渐萧条、衰败的真实处境。

  《狼筅将军》是陈炜谟影响最大的作品之一,发表于1925年《浅草》第1卷第4期。在这篇小说里,作者通过描述“我”偶然介入的一场闲谈,揭示了战乱加诸四川民众的戕害。“我”在返回日渐疲敝的故乡后,从几个夜谈的游人口中听闻了战乱之中一桩桩凄恻的众生相,尤其是赵惕甫一家的悲剧——长女被乱兵所掳,生死不明;长子因被迫缴军款而死于狱中;叔父因热心办团而被匪人挖出心肝;而他自己则在连番的打击下性情逐渐被扭曲,以至于自封为“狼筅将军”,其余子女也都被“封官”。陈炜谟借由朋友白棣的闲谈来展开赵家的故事,以疏离的局外人视角和冷峻的叙述笔调构成了客观写实的总体风格,而其中所蕴含的则是作者对黑暗现实的激愤和控诉。所以,作者借白棣之口发出了对这个不公正世道的咒诅:“你不墨污人家的妻女,人就要鸠占你的老婆。你不养成啮心啮肺的习惯,就干脆把心肝割下奉献给别人”,在人物刻意压抑甚至略带反讽的语调中显露出沉重阴郁的情绪。

  总的来说,“浅草-沉钟”时期的陈炜谟在小说创作上形成了多元的面貌,他的小说既抒写了“五四”一代青年在残酷现实面前沉重压抑的自我体验,又向读者展示了阴郁苦难的社会环境,具有更加深广的社会意义。但无论小说风格如何变化,其中一以贯之的是关注和表现社会、时代的执著。

  二

  在西方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下,浅草-沉钟社作家往往广泛地借鉴现代主义的文学技巧,多以联想、梦境、幻觉、潜意识等展示人物的情感、心理,渲染故事的氛围、情绪。如林如稷的《将过去》在支离破碎的时空结构之中,着力描述主人公若水凌乱纷杂的意识活动,由此呈现出“五四”一代青年在“荒岛”上海与“沙漠”北京之间彷徨于无地的生存状态;冯至的《蝉与晚祷(Abendlaeuten)》则让主人公的联想由蝉声所触发,自由地出没于“两年前”与“病的,不健全的,污浊”的“现在”,其中显露出意识流小说的韵味。

  而陈炜谟也不例外。在早期的《轻雾》《烽火嘹唳》《甜水》等小说里,他常通过直接宣泄人物情感、心理,或构设富有象征性的场景、物象,来表现人物自身的精神状况。譬如,《甜水》是以葛罗静与马医生的对话拉动故事情节的发展,而主人公的叙述中夹杂了大段的心理独白,其中多有激情恣肆的铺陈夸饰,因此呈现出比较浓烈的主观抒情色彩。与之不同,《烽火嘹唳》则通过对外部环境的渲染和对人物梦境的叙写,来展现战乱之中小人物惊惧恐慌的心理状况。如在逃难的路上偶遇滇军时,主人公雨京内心的惊恐自然而然地外化为阴森峻险的可怖环境:“石崖崔巍,似狞狰的怪兽一般。雨中树影朦胧,视力不能远及,只觉蛛网般的叶儿,隐隐约约在颤动”。又如在小说的结尾,陈炜谟借助梦境暗示甚至放大了主人公复杂的心绪——雨京在梦里变为军阀部队的排长,在对无辜民众施以种种暴行后死于战场——其中所映射出的并不仅仅是主人公对战争的恐惧,而且流露出他渴望扭转弱势处境即由受虐者变为施虐者的潜意识。

  而在这些小说里,《破眼》能够比较充分地体现出陈炜谟在刻画心理方面的功力。这篇小说讲述的是“我”参加西城某女校的游艺会,却因几个年轻女郎的近距离接触而引发起联翩的浮想。作者有意地淡化了故事的情节,始终围绕着“我”的自由联想,勾勒了主人公孤寂病态的内心状况。在作者不动声色的叙述中,主人公遮遮掩掩的情态使其渴求情欲但又强加掩饰的微妙心理得以跃然纸上。

  但是,随着陈炜谟的小说逐渐趋向客观写实,他的写作技巧也在发生着变化。1925年,陈炜谟在致杨晦的信中就宣称:“我的小说须另换写法”,而其中一个显著的变化在于,作者逐渐淡化了以往创作中比较浓烈的抒情色彩,转向冷静平实的叙述。在《轻雾》《甜水》等小说中,他总是以大篇幅的、主观色彩强烈的笔墨来展开心理描写、环境描写,但在《狼筅将军》《夜》等作品里,他更加注重对故事、人物的如实叙写,并通过俭省的文字来表现环境与人物的心理活动。

  在《夜》里,陈炜谟以“我”的日常生活片段为主线,着重叙写“我”对箴婶故事的见闻,这就使得整篇小说在“我”不避细琐的记述中呈现出平实的、生活化的面目。“我”是箴婶悲剧的旁观者,也是懵懂无知的孩童,而作者就以这样一个儿童视角来介入和审视相对陌生的成人世界,在叙述者和故事之间拉开了距离。所以,“我”所见到的驱邪、打鬼,自然而然地带有了几分朦胧新奇的意味,如难产中的箴婶被人们“打鬼”时,目睹这一幕的“我”也“向天祷告,向灶神祷告,向管猪圈和毛房的神祷告……求他们颁灵,给箴婶婶幸福,打鬼一定打得着”,在“我”的天真的口吻里愈发显现出箴婶为愚昧所害的可悲。因此,在这篇小说里,陈炜谟并未直抒胸臆式地抒写愚昧环境下女性的悲剧命运,而是借由侧笔来点染乡土社会的日常情状,从中可以看到他的小说创作正在逐渐走向情感、情绪的理性节制,而这在《寨堡》《旧时代中的几幅新画像》等沉钟社时期的作品中也有所体现,构成了陈炜谟小说的新质。

  在1928年患病之后,陈炜谟的创作生涯曾一度陷入低谷,并逐渐淡出了浅草-沉钟社的文学活动。客观地说,在浅草-沉钟社的作家群内,陈炜谟的名字常常被创作生命更加活跃的冯至、陈翔鹤等人所掩盖,但他的小说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浅草-沉钟社在小说创作上的实绩,也充分地显露出作者自己的个性。无论是对个体生命的抒写,还是对客观现实的再现,都带着“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未尝自馁”的人生印记,在“五四”新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有其独特的价值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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