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钟丛刊》版本信息及传播史话

　　沉钟社除了先后创办《沉钟》周刊、《沉钟》半月刊之外，还出版过沉钟丛刊。该丛刊涵盖小说(短篇、长篇)、诗歌、散文、戏剧、翻译等诸种文体，包括陈炜谟的小说集《炉边》、冯至的诗集《昨日之歌》、杨晦的《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陈翔鹤的小说集《不安定的灵魂》、杨晦的《除夕及其他》、冯至的诗集《北游及其他》、郝荫潭的《逸如》共7种。前4种由北新书局出版，后3种由沉钟社出版。可以说，无论其封面设计、版本内容，还是出版印刷，都深深打印着1920年代新文学发展的时代烙印。

　　《炉边》为《沉钟丛刊》第1种，1927年8月1日初版，初版本封面大小为20厘米×13.2厘米，印500册，收有《破眼》《月光曲》《寻梦的人》《夜》《旧时代的几幅新画像》《写实主义与理想主义》《寨堡》共7篇。每篇文章的标题用红色字标示，并分别注明创作时间：1924.3.18、1925.9.7、1925.11.4、1926.8.10、1926.8.15、1926.9.21、1926.9.25。卷首有作者散文一篇(类似序言)《PROEM(诗歌)——北京市上杂掇》(曾经在1925.10.17《沉钟》第二期发表)，云：“生活在我还在刚开头，有许多命运的猛兽正在那边张牙舞爪等着我在。可是这也不用怕。人虽不比去崇拜太阳，但何至于懦弱得连暗夜也要躲避呢？怎的，秃笔不会写在破纸上么？若干年后，回想此时的我，即不管别人，在自己或也可值眷恋罢，如果值得忆念的地方就应该忆念。”这段话可看作是这本书在情感及意绪上的总基调。

　　《昨日之歌》为《沉钟丛刊》第2种，1927年4月1日初版，封面大小为19.6厘米×13.4厘米，首印1500册，分上下两卷，上卷46首，下卷4首。这些诗歌是诗人的一个选集，内收1921—1926年期间写的50首诗。本书封面画取自W.Blake画集，由马隅卿重摄。内页及尾页上的插画由司徒乔作。司徒乔善画人物，是与丰子恺、陶元庆、钱君陶齐名的书画名家。新文学作家常常邀请他们为新书做封面设计。这本书的装帧很有特点，封面由“燕子、柳树、野地”组成了一幅春野图，很具乡土中国的农耕文化特色，而内页及尾页分别由5位掩面的裸体女人组成两幅女性身体图，实乃前卫而现代。这样的装帧设计很合乎这本诗集的内容及主题。我们知道，他早期的诗歌有着浓重的古典审美趣味，无论抒情诗还是长篇叙事诗，其情感内敛沉郁，哀婉清丽，气韵多有拟古之风，但是，其诗歌对五四时期青年人精神状态的表达，特别是知识分子内心矛盾、苦闷及纠结心绪的言说，都深深打印着现代人的现代意识。因此，这本书的封面设计与主题内容表里如一，其物化形式也相得益彰。

　　《悲多汶传》(今译《贝多芬传》)为《沉钟丛刊》第三种，1927年7月初版，封面大小为18.5厘米×13厘米，印2000册。原著作者为罗曼·罗兰。本书封面画取自W.Blake画集。内有罗曼罗·兰肖像3幅，分别为21岁、44岁、48岁时的照片。卷首有译者的序言(曾在1925.10.10《沉钟》创刊号发表过，译本从第三期开始连载)，云：“这位坚强而又纯洁的悲多汶(今译贝多芬)在困苦中，希望以自己作榜样给别的不幸者以助力……他的高尚的箴言，会使我们鼓舞起来罢，由这个人对于人生的信仰及稳定的信赖自己的榜样，吹给我们一种生命，我们要从新的振起精神。”悲多汶的不幸遭遇、高尚的人格及伟大的理想在来自农村、体谅下层人冷暖、同样心怀理想的青年人杨晦心灵上产生了强大的共鸣。这可能也是杨晦转译此书的主要原因。

　　《不安定的灵魂》为《沉钟丛刊》第4种，1927年6月1日初版，封面大小为19.9厘米×13.3厘米，首印2500册，内收《See！……》《悼——》《西风吹到了枕边》《莹子》《姑母》《不安定的灵魂》《他》共7篇。这些作品的主题氛围与五四时期青年人追求自由，身心飘忽不定所带来的苦闷、伤感的精神基调相一致；它们又多以第一人称为叙述人或主人翁，带有鲜明的自叙传色彩和浓厚的“为艺术”的审美倾向。后来，他由“为艺术”走向“为人生”，代表了深受民主与自由熏陶的“五四”一代作家在面对现实、历史及自我时的积极的入世情怀。《陶渊明写〈挽歌〉》《广陵散》等写于1960年代的历史题材小说可看作是其审美点转向“为人生”之后的艺术结晶的最集中体现。

　　《除夕及其他》为沉钟丛刊第5种，1929年7月20日付印，8月30日初版，封面大小为19.6厘米×14.6厘米，首印1000册。封面采用日本人永濑义郎的木雕《沉钟》，内收《笑的泪》《庆满月》《魔镜子》《老树的荫凉下面》《除夕》共5篇。杨晦是沉钟社的发起人和重要成员，五四运动中，为最早冲入并火烧赵家楼的几个学生之一。他也是浅草—沉钟社成员中惟一一个专注描写底层民众生活——关注其贫穷命运，再现其悲惨生活，展示其生命意志——的剧作家。他的戏剧带有散文诗的风格，长于情绪氛围的渲染，风格深沉暗淡，易引起同代人的共鸣。而《魔镜子》创作于1926年10月，材料取自《金瓶梅》第58回，较早地开启了新文学文本改写的历史传统。这为剧作家改写历史文本提供了艺术经验。可以说，其对剧本艺术的探索及实践都功不可没。他的文品及人品更是堪称一代知识分子的楷模。

　　《北游及其他》为《沉钟丛刊》第6种，1927年7月20日付印，8月20日初版，封面大小为20厘米×14.6厘米，首印1000册。封面采用日本人永濑义郎的木雕《沉钟》。内除译作5首外，其他皆为原创诗歌。《无花果》(第一辑)收15首，《北游》(第二辑)收12首，《暮春的花园》(第三辑)收13首，共40首。卷首有序(1929年5月9日写于北平青云阁茶楼)，云：“朋友，现在，我把这死去了的两年以来从生命里蒸发出来的一点可怜的东西交给你，我的心中感到意外的轻松了。正如一个人死了，把他的尸体交给地，把他的灵魂交给天一样轻松。”诗人在面对自我、时代时的真诚，由此可见一斑。这也正应了鲁迅评价浅草社的那句话：“向外，在摄取异域的营养，向内，在挖掘自己的灵魂，要发现心里的眼睛和喉舌，来凝视这个世界，将真和美唱给这个世界”。

　　《逸如》为《沉钟丛刊》第9种，1929年9月20日付印，1930年1月20日初版，封面大小为20厘米×14厘米，首印1000册。这部长篇小说共有66节。冯至为该书作序，以诗人的情怀和散文化的文字，从本书作者郝荫潭带病创作经历说起，既谈到本书内容、主题及风格，也论及本书的极大文学意义。“数月前曾与废名君闲谈。他说，中国文学史上固然也有女诗人能列于第一流作者，但总觉得在那些作品里并没有把女性的特殊的情绪表现出来，同男作家的多半是没有什么分别的。这话骤听很新奇，细思实有道理。同是人类，本不应该分彼此，但因为生理不同，心理各异；如求了解，困难孔多。”“人生之幕常是蒙着一半；女性的灵魂里有无数宝藏，而无从探视。现在却想不到从《逸如》里仿佛懂得了许多。”这两段话大可涵盖这部长篇的特点，也再次展示出了废名、冯至等新文学探索者们的先见之明。须知，中国大陆的女性文学理论大量引进、文学研究形成热潮，出现于1980年代，而早在1920年代，他们就能意识到这女性文学在现代文学史上的独特性问题，并表现出了企图从理论上对之进行界定的愿望。郝荫潭为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这部长篇小说几乎就是她个人的自叙传，也代表了那一代女作家的写作倾向。这部长篇小说不但集中展现了“她们怎样的爱，怎样的憎，怎样地悲哀”，并且“赤裸裸地没有一点儿蒙蔽”，也在新文学史上为“长篇小说”这种文体艺术的探索与实验作出了贡献。因为，在那个年代，自张资平的《冲积期化石》(出版于1921年，学界普遍认为这是新文学第一部长篇小说)刊行以来，长篇小说创作数量极少，质量更无从谈起。如果我们承认1933年茅盾的《子夜》与王统照的《山雨》标志着新文学长篇小说经过20多年发展最终“结下硕果”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承认，像《逸如》这样的早期长篇小说的刊行，无论从何种意义上来说，都是具有重要文学史意义的。翻阅以往研究成果，并查阅中国知网可知，对郝荫潭及这部长篇的深入研究几乎就是一个空白。

　　其实，按照沉钟社诸君的预想，这个书系还包括陈翔鹤的《秋虫》、陈炜谟的译作《英吉利散文选集》、杨晦编译的《普鲁米修士和约伯》等几种。他们在《沉钟》期刊上都有相关预告，在已出版的丛书封末也都有介绍，可能主要是因为经费问题，就没有出版这些著作或译作。这样，存于世的就只有上述7种了。

　　民国时期新文学初版本以首印2000册为最多，基本在1000—3000册之间波动。如果出现再版或三版，也大都在这个空间浮动。当然，极为畅销的图书除外，比如1930年代丁玲的《母亲》一连再版4次，总量达到1万多册。我们可以以2000册为基准，来衡量新文学初版本的接受情况。《沉钟丛刊》各初版本除了《不安定的灵魂》(2500册)和《悲多汶传》(2000册)能维持一个标准当量外，其他皆在500—1500册之间，且都无再版历史。这都说明，这套丛刊的大部分图书的印量相对较少。

　　导致这种局面的原因可能是，一是因为他们自费出书，经济较为拮据；二是他们有浓厚的同人团体趣味，侧重强调的审美趣味，畅销与否到在其次。关于这两点，1925年10月31日，《沉钟》第4期第7版发表的陈炜谟的《与友人书》(注：这里的友人即林如稷)就有很好的说明。“从前我们印书的书局实在太迟钝，第四期的期刊交去了一年才印出……我的《炉边》编好已很久了呢。谁爱交去，交去印出恐得两年！”这是埋怨书局的拖沓及出书周期长。“朋友，我们既然为了不得不写，所以才写，不得不说，所以才说，其余的事，还管他什么？我们哪能沿门送笑神呢？我是写给我的朋友看的。……我们是为自己并不是要讨好人。”这是在言说对艺术的坚守，表明他们对自己的读者是有所预期，有所选择的。“我们且努力继续下去，赔到无钱可赔时为止。而且到了那一天，我真的到了不得不停版，那还不能说是我们的失败。”这里谈到了办刊资金紧张，但他们依然顽强地支持下去。

　　自叙传色彩浓厚，基调感伤而苦闷，主人翁有所求而又无路可走，往往是1920年代新文学作品的共有特点。因此，这套丛书的预想读者首先应该是在校大学生以及深受五四精神影响而又在时代和理想之间苦闷、徘徊的社会青年；赠书、送书素来是文人之间常见的交流方式。他们出版这套丛书的目的，除了表征同人文学团体共同的艺术追求外，也有方便与文学界友人交往的需要。因此，他们出版这套丛书的预想读者也是志同道合的文人。

　　关于后一点，冯至与鲁迅的交往就是最好的例证。此前，他们将《浅草》第四卷送给鲁迅，遂引发其关注。鲁迅称赞浅草社(沉钟社)为“最坚韧，最诚实，挣扎得最久的团体”，称赞冯至为“中国最为杰出的抒情诗人”。在鲁迅有限的文学生涯中，以“最坚韧、最诚实、最久、最杰出”等字眼来评价一个社团和一个青年作家，也是极为少见的，其称誉不可谓不高。鲁迅为什么做出如此之高的评价，其中原因也很多，但有两点是可以明确的。其一，鲁迅对冯至的评价肯定不符合当时的文学史实际，他更多出于个人的情感爱憎和审美趋向做出如此判断。其二，沉钟社诸君所奉行的艺术理念及所展示的创作实绩，成为鲁迅观察并介入当时中国文坛的一面镜子。对于后者来说，沉钟社诸君在艺术上真诚写作，在艺术上包容共生，在实践上坚韧顽强，在人际关系上团结务实，因此，当鲁迅对创造社、新月社正倍感失望，甚至极度反感之时，他们的艺术理念及文学活动一定带给鲁迅以不同寻常的人生体验，即在其失望(甚至绝望)降临时，另一种希望又瞬间升起！其实此后，此种“失望——希望——再失望——再希望……”情绪模式循环往复，一直贯穿于鲁迅生命历程的始终。即使在其离世的1936年10月，他也深陷“失望/希望”二元悖论中。一方面，他对周扬及“周扬派”的做法极度失望，另一方面，他也从萧军、萧红、胡风等左联青年作家和巴金、孟十还、赵家璧等自由派青年作家的文学活动中看到了希望，从而有了结成新的统一战线的构想，并作了初步实践。明晓此道，我们就明白鲁迅对之不吝赞词的原因了。后来，冯至曾送鲁迅一本毛边本的《昨日之歌》——扉页上写有“鲁迅先生指正  冯至1929.8.28 于北平”字样——因为鲁迅素爱毛边书，自称为“毛边党”，故这本书从装帧到内容，自然都深得其喜爱。

　　唐弢是一位杰出的藏书家，有“中国现代文学第一藏书家”的美誉。中国现代文学馆唐弢文库藏有11200余册平装书(1966年以前)，线装书400余种，1949年以前期刊1400多种。其中，《浅草》第1至4卷、《沉钟》各期、《沉钟丛刊》7种初版本都包含在列。唐弢更有一段寻找《沉钟丛刊》的佳话。他从北京东安市场20多家旧书店内找全了全套7本书，并对杨晦的《除夕及其他》喜爱尤加，云：“在已出各书中，我最喜欢杨晦的《除夕及其他》。此书出版于1929年8月，毛边道林纸印，为《沉钟丛刊》之五，封面印永濑义郞《沉钟》一幅。全书收《笑的泪》《庆满月》《魔镜子》《老树的荫凉下面》《除夕》共五篇，各篇都用对话体写，如独幕话剧，而充满散文诗气息，深沉暗淡，令人心碎。”唐弢喜欢《除夕及其他》的原因，除了纸张、印刷、装帧等物质形式深得其喜爱之外，也是其与作为新文学先驱者之一的杨晦在思想、精神层面产生共鸣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