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中篇小说

　　我谈谈近来发表的我的4部中篇。

　　《新生活》这部中篇发表在2013年的《长江文艺》第11期，后被《小说选刊》第12期选载，被2014年《小说月报》选载。我喜欢这篇小说，是因为我喜欢李明亮这个真实的、但在我们传统的道德中却绝对不会被轻易接受的人物。李明亮张扬了自己真实的欲望，背弃了爱情，在现实中寻求他个人情欲的刺激与满足。他是该被批判的，存在并不见得合理，但反过来——被批判的，不被人认可的难道一定是错误的吗？写李明亮这个人物时，我并不这么认为。每个人都有其隐秘的存在，生命有其对爱欲的渴望，他的一切行为其实无可厚非，他的行为也全部由自己来承担结果。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一定只能爱一个人，李明亮也未必要与小青相爱相守一辈子。一个人尤其在他年轻的时候，并不是永远正确不会犯错误。李明亮与顺子、小红等几个女人的关系，未必能够得到理解和包容。我写李明亮时，也借他朋友的口批判了他，但是我无法让他发生改变。事实上他觉得自己并没有错，而是我们所在的这个现实社会，我们的道德文化传统不能包容他的行为。我觉得人都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观念，更新对人性的认识，去理解、包容，去爱护、尊重。只有理解和包容得更多，才能减少人与人之间的反感与敌对情绪，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才能更加正常化，而不是相互冷漠，相互欺骗。一味否定李明亮这个人物，有可能说明我们的局限性。

　　2014年《中国作家》第2期发表的我的中篇《洗脚》中，有个灵魂人物老邹。老邹这个人相对纯粹。他与胡英山、赵涌、叶代、李江河等人不同，他是一位追求理想的艺术家，而另一些人则是颇有成就的中产阶层，他们最初都有过理想和追求，但慢慢被物质化和同质化，被欲望都市欲望化。那些人的变化取决于他们自己，但更重要的是时代的影响，社会的变革使他们迷失。都市中的许多小中产阶层以及将会迈进小中产阶层的一批人，包括小说中林晓城这样的都市白领，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迷失。这种迷失相对普遍，多数人如此，但城市照样越来越漂亮，社会照常运转，时代带动着他们滚滚向前。可怕的是他们精神的日渐枯萎，他们感到人生的虚无。生活包括多个层面，他们精神的层面不再纯粹向上，不再美好感人，他们与女人，与一切的关系基本上构成了一种金钱关系。出问题的是他们还是时代？时代是博大无际的，谁能来左右时代的潮流呢？小说通过这些人物故事隐性地提出这个问题。在小说的结尾，老邹这个“不开窍”的男人离开深圳后，那些人开始怀念他。小说展现了一种新的可能，具有了张力。

　　相比《新生活》，我更喜欢《洗脚》这部中篇。后者通过多个男性的人生折射出人的存在与迷失。

　　我发表在2014年《山花》上的小说《消失》，通过孙勇这个类似于李明亮的人物，更加深刻地向我们呈现了人性的真实与虚伪。我为何不能多写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偏写他们被人反感的欲望关系呢？我觉得孙勇这样的人就像我们心灵的一面镜子，可以使我们照见内部的自己。我写孙勇这个人物时并没有讨厌这个人物。我觉得他在都市现实中的真实存在，他的过分也并没有使他走向犯罪的道路，他只是不耐烦做一个普通的正常的人。我不能全然否定这类人的存在，忽视他们在现实中的真实，通过小说去美化他们。我也给不了孙勇这样的人一条光明正大的出路。我不奢望这部中篇有更加高蹈的格调。孙勇的消失，给他的朋友李更一种感触——他无法有更多的悲伤，又为自己不能有那种悲伤自责。这就够了，这也是李更，是我们所有人，多少有些麻木不仁的一种心理现状。

　　我发表在2014年《大家》上的中篇《有一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是试验性作品，能够发表实属不容易。《大家》发过我许多短篇，多是别的刊物发表不了的。这个中篇，我在试图为我们营造一个新的上帝——我们能感知的、内心的、思想深处的，使我们感到美好、幸福、快乐的形象。这个形象我称之为“颜色”，“颜色”是个人，但他不是具体的，他是“我”的上帝。通过参观画展、行为艺术、梦境等，我写出“我”在现实中特别的存在，这种特别的存在是我心灵的外化，是我对整个人类的美好祝愿。我也试图说明，人类普遍对真善美的追求。我个人认为，这是一篇应引起广泛关注和讨论的小说——但很有可能现在不会，将来会。我喜欢《有一个叫颜色的人是上帝》这篇小说，胜过目前我所有的中篇小说。

　　4部中篇，都是都市题材的。我在写作之初，就是在试图呈现都市中人的真实存在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