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命立身

　　哨兵，鲁迅文学院第十五届高研班学员。曾参加第十八届青春诗会、第六届青创会。曾获《人民文学》新浪潮诗歌奖、《芳草》第二届汉语诗歌双年十佳、第四届《长江文艺》完美(中国)诗歌奖、《中国作家》郭沫若诗歌奖优秀奖等。出版诗集《江湖志》《清水堡》。

　　前段时日整理诗集，翻到《岛》等篇章时，竟然不忍卒读。我不知道别的诗人捡拾自己是否也会如此。这不是自恋，也不是浅薄的泛情和滥情，是来自语词背后巨大的黑洞，吸纳和攫住了我。这怪力不单单发自诗句和文字，也发乎与诗歌浑然一体的命运、生存、焦虑和离合悲辛。我只是疑惑，这些年来，我诗写的对象，为什么总是“李少雷、张小武和张圣元”们，我关切的群体，为什么总是失乡人、赌棍、鳏夫……仿佛我也是与他们勾肩搭背的某一个，早就弄丢了命运的桡桨，靠不上湖岸，也绕不出接天的浅滩，就那么被困在洪湖。

　　好吧，说湖。

　　在当下，就算再宅之人，而且，远趴在这个星球的背面，也只需轻点鼠标或指头，就可将洪湖摸得门儿清。这湖，是淡水湖，论浩大位居荆楚第一、中国第七……这只是地理学或动植物学里的知识，离诗，隔着十万八千里。事实是，这种地理意义上的浩大，占有写作资源的多寡，与写作者精神向度的高远，并不构成因果。比如，诗坛不乏出身外交领域的大师，得周游世界之便等同怀抱地球仪写作的诗人，如圣琼·佩斯、米沃什等。但也不乏终老于小村小城某地的诗歌巨匠，如弗罗斯特、狄金森、特朗斯特罗姆等。借唐人元稹在《思归乐》里的诗句：“我虽失乡去，我无失乡情”，就能厘清大师巨匠们的文学成就。此“乡”所指故土，能指语言、精神和灵魂的归宿。照此理解，《思归乐》比之千百年后风靡中国诗坛的理论，所谓“语言之花”、所谓“诗人的天职是返乡”，如有可能，已然作古的马拉美和海德格尔，理应在另一个世界中，膜拜中国诗人元稹为诗歌哲学的祖师爷了。

　　所以逮着《思归乐》不撒手，实因此诗与我脚踩之“乡”有勾连。为人为诗至今未有定位的元稹，戴罪被召回长安罚俸途中，夜宿驿站与宦官们争抢上厅，却惹来横祸，被宦官举马鞭打破脸面，鲜血四溅。后曲曲折折地禀奏皇帝老儿，又影影绰绰地陈表男人的屈辱、悲愤，却只换来“元稹轻树威，失宪臣体”的圣旨和更大的屈辱，被谪贬江陵。想想，在盛唐，在崇诗为尚的国度，一个齐名“元白”的大诗人，连不男不女之徒，也可如此不屑、如此欺凌……罢了，一个诗人，该担当多少命运的吊诡和波折，才可能抵达诗，向无定论，不说为妙。

　　接着说湖。

　　问题是，打我出生，这湖，就充满悖论。那首经典民谣，言之凿凿，其实子虚乌有，却被影视媒体过度渲染、传唱至遍布华人的每个角落。世人皆认为，这湖，就是天堂了。天堂者，幸福也，捕野鸭、摘莲蓬、打鱼米，就是。何其荒谬！想想，这湖，在荆楚某角，屈原以一己之力缔造的楚文化传统，已压得我辈写作者喘不过气来，而现实的“正确”语境，却也逼得人无路可逃。面对世界，面对“道”与“志”早已建起文学传统的殿堂，作为后学者的我，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载”和“言”，作为写诗人必备的语言工具和手艺，就显得尤为紧要。所以，在《天堂歌》《关于彭霸天》等诗歌里，我选择反讽、冒犯、质疑、去蔽……来还原一草一木的真实、一村一寨的真实、一水一人的真实。这需要我动用所有的生活和语言经验，在传统和现实间开凿某条通道。这种劳动在我的理解里，就是创造。诗歌的价值和诗性全都裹挟其中，类同《挖藕诗》中所写，让语词复活又成为这个世界的“葬词”，创造出新的言说方式。 我并不知道这条诗歌通道在哪里。但肯定与我的经历、生命状态、故土、方言、家学、见过的洪湖人密不可分。

　　而面对这样一座湖，一座由江苏、安徽等7省18个县的渔民与原住民混杂的洪湖，作为一个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才开始真正意义上写作的汉语诗人，我深感各种先锋的诗学理论和所谓的国际化文学视野，并不能解决我在洪湖遭遇的汉语困境。与其追索世界地图的经纬线，亦步亦趋地写作，还不如我返还出生地，与“李少雷、张小武和张圣元”们一道，在渔村与荒野间称兄道弟，在失败与虚无中、在所谓诗意生活的对立面推杯换盏，寻找自己的语言。这不是诗歌策略，也不是乡土偏方，更不是写作技巧与方法论，而是我全部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如此，我才可能找到诗性和诗意，在洪湖，先安命、后立身。如《座船》所述：

　　……而关于洪湖与外省渔民的空白

　　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谈起。要是我也能忍受

　　这些：漂泊，孤独……我肯定选择

　　不做人，做座船

　　或洪湖的隐士，被世界遗忘

　　却已安命立身

　　——《座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