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晚年的阅读忧思

　　毛泽东晚年，主要指“文革”10年。这期间，他一如既往地勤苦读书，但对读书又多有非议之辞；他带头读马列著作，并号召全党弄通马列主义，但实践中却未能从根本上走出误区；他希望通过文化革命，实现和传统思想的“决裂”，但又孜孜不倦地阅读中国古代文史哲。最后几年间，他在文史典籍中寻求一些精神慰藉，在困惑和矛盾中思考、探索，不时传达出对现实的忧虑。其中蕴味，值得体会。

　　读书与“文革”的矛盾

　　毛泽东晚年，在读书问题上陷入了矛盾。

　　发动“文革”的时候，他在公开场合质疑读书的说法多了起来。最典型也最激烈的言辞，是1966年4月14日在一个批示中说的：“书是要读的，但读多了是害死人的”；“许多无用的书，只应束之高阁。就像过去废止读五经四书，读二十四史，读诸子百家，读无穷的文集和选集一样，革命反而胜利了”。讲这些话，比较明显地是在传达一种不满情绪，与他自己的阅读爱好也存在矛盾。

　　事实上，毛泽东“文革”期间不仅倡导并带头阅读马列著作，还要求高级领导干部多读点中国古代文史哲著述。他在1972年12月27日的一次谈话中明确讲“历史要多读一些”。他本人阅读大字本古籍，更是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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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自《毛泽东阅读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