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随艺术而延伸——纪念梁斌诞辰100周年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23日07:10 郑法清

  1914年4月18日,梁斌诞生于河北省蠡县梁家庄,至今整整百年。

  梁家庄地处冀中平原,村子很小,梁斌生时,总共不过300户人家。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村落,却出现梁斌、黄胄两个当代世界文化名人,而且是同宗同辈,这着实有几分不易。但仔细一想,也不奇怪。蠡县原属博陵古郡,历代崇文尚武,只清末民初,就有书画艺术家蒋式芬、陈嘉楷远近闻名,特别蒋氏的出生地郑村,离梁庄不过几里地,这对天资聪颖的梁家子弟的励志,自然不无影响。

  记忆中有这样一个故事:1954年,梁斌写完长篇小说《红旗谱》的初稿,曾亲到天津,征询老友孙犁的意见。孙犁邀请作家方纪、王林作陪,在周家食堂宴请梁斌。席间,方纪说了如下几句话:“怎么样老梁?王勃16岁写出《滕王阁序》,肖洛霍夫22岁写出《静静的顿河》第一部,我们也是十几岁搞文学呀!”

  梁听后,呷了一口茶,慢条斯理地说:“走着瞧吧……”颇有一点“出水再看两腿泥”的味道。

  梁斌没有夸口。3年以后,小说《红旗谱》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付梓出版。此书一经问世,便轰动文坛。工人读,农民读,战士读,学校师生读,机关干部和企业职员也争相传阅。一时间形成城乡谈论《红旗谱》,众人评说朱老忠的火热局面,以致一版再版,一印再印,只中国青年出版社一家就重印30余次,发行数百万册,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还相继以不同的版本,不同的形式出版发行《红旗谱》或有关《红旗谱》的图书。

  出书不到一年,报刊评论就频繁出现。山南海北的理论家们,不约而同地赞扬《红旗谱》的创作成功。《文艺报》《文汇报》、河北省文联还相继组织各种不同类型有关《红旗谱》的座谈会。大家一致认为:《红旗谱》描绘了壮阔的农民革命的历史画卷;写出了中国革命英雄的谱系和中华民族的脊梁;塑造了前所未有的中国现代农民的典型形象;体现了小说创作的民族风格和中国气派……著名文学评论家冯牧和黄昭彦称道朱老忠“是我们10年来文学创作中第一颗光芒最明亮的新星,第一只羽毛最丰满的燕子”。我国现代文学泰斗茅盾先生赞叹“梁斌有浑厚之气而笔势健举”,“《红旗谱》是里程碑式的作品”。郭沫若先生在兴奋之余口占一联:“红旗高举乾坤赤,生面别开宇宙新”,并请其夫人、书法家于立群手书,雕刻于端砚之上,赠送作家梁斌。据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至1966年,专家学者们发表于各种报刊的专题评论不下百篇。

  深受读者喜爱的小说必将引起文学艺术界的广泛关注。《红旗谱》很快就出现了俄文、英文、日文、法文、朝鲜文、西班牙文、越南文等多种译本,并陆续改编成电影、话剧、评书和连环画,近几年又改编为电视连续剧。

  10年“文革”期间,“四人帮”企图否定《红旗谱》,有的报纸于1970年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连篇累牍地发表批判梁斌及其《红旗谱》的文章,将深受读者欢迎和理论家褒扬的《红旗谱》诬蔑为歌颂错误路线的“黑谱”,将农民英雄的典型朱老忠说成“资产阶级世侩”……然而那一版一版又一版唠来叨去的文章,根本无济于事。“文革”一经结束,有良知的专家学者们毅然相继执笔,拨乱反正,为《红旗谱》正名,并以更加开阔的眼界和更新的观念对这部作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评价,对当年“四人帮”强加给《红旗谱》的妄言之论逐一加以批驳,充分肯定了《红旗谱》的社会价值、艺术价值。有的专家还从版本学的角度对《红旗谱》作出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其时,在20世纪中期出版关于《红旗谱》的文学评论集《革命英雄的谱系》和专著《谈〈红旗谱〉的故事与人物》的基础上,又相继出版《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资料·梁斌研究专集》和《梁斌作品评论集》。

  20世纪80年代末,随着国外各种文艺思想的进入,有些人意欲摆脱传统,抛弃经典,对过去文学史早有定评的作品,提出不同看法,试图予以否定。《红旗谱》也不可避免地承受了这样的考验。有人因为《红旗谱》写了阶级斗争,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其进行贬抑,但很快就受到有见识的文艺理论家有力的反驳。专家指出“从过于强调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主张一切文艺作品都要为政治服务,到全然否定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种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的做法,只能说明理论上从一个片面走向另一个片面。”因而“决不能因为《红旗谱》曾起过有力的政治作用,就加以贬低,关键要看它是否艺术品……”(张炯:《论〈红旗谱〉的历史意义》)

  新世纪开始,人们对历史进行了百年回顾,中国青年出版社梳理筛选编辑出版百年百种优秀图书,《红旗谱》榜上有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梁斌文集》的基础上,又编辑出版了一套新编《梁斌文集》。同时,理论界进而对梁斌的著作再次进行了全面审视和研究,专家学者们研究中表现的科学态度和内容的丰富多彩,均使人耳目一新。很多人从叙事学和接受美学的角度研究和探讨《红旗谱》旺盛的生命力的来源。有的人从文化的角度去探讨《红旗谱》的魅力所在。由于作家晚年从事大量书画创作,且特色鲜明,于是有人从文学作品与书画作品的比较中去探讨并解读梁斌的精神境界和艺术追求。在研究《红旗谱》等作品的基础上,不少人又开始了对作家生平与经历的研究,出版了《梁斌评传》《梁斌传》《解读梁斌》等专著和回忆梁斌一生经历的诸多文章。总观这一时期有关梁斌及其《红旗谱》的文章,又约百篇。是时又有《梁斌新论》《梁斌文学艺术论》等著作出版。

  随着时间的推移,梁斌及其作品的研究价值,更加广泛地为专家学者所认识。1994年,天津文艺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组织成立了梁斌研究会,举办了多次梁斌文学艺术论坛及梁斌文学艺术展。展览由天津而北京,由北京而河北,由河北而襄阳,受到各地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参观者不只是中老年读者,有许多青年人面对有关梁斌经历的图片,驻足良久,甚或手抄其文……

  经过50余年的风风雨雨,《红旗谱》作为一部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显著位置的作品,不但没有失去分毫的光彩,反而越擦越亮了。它以自己健美的姿容,彰显着红色经典的顽强生命力。

  梁斌没有辜负文坛朋友们的期望。他终于写出一部在中国文学史上站得住、留得下的长篇巨著。他为中国文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人生价值总要在人类事业中体现。作家的生命必然随艺术而延伸。正如有的文学理论家所说,一个作家写出一个为读者永记的典型人物,那就不虚度此生了。就作家梁斌而言,朱老忠活着,《红旗谱》就会活着;《红旗谱》活着,作家就会伴随此书而得到永生。梁斌一生为文学艺术做出的努力,做出的探求,及其在努力探求中取得的辉煌业绩,必将被人民永远记在心里。

  在纪念梁斌百年诞辰的时候,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应当是认真思考一下:当年,一部小说《红旗谱》的出版,何以引发那样强烈的社会反响?一个农民形象朱老忠何以走进几代人的心中?时过50多年,梁斌及其小说又何以仍然为文学史家、理论家热切关注?

  围绕这些问题,理论家们分别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已经做过许多深入而广泛的探讨,发表了许多颇具见地的意见。结论虽然不同,我们却可以从这些不同中找出根本上相同的一点,那就是梁斌在小说创作的实践中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为人民而写作,努力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艺术,真正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学作品。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作家。不同的作家有着不同的追求。作为一个作家,写什么,怎么写,自然有其选择的自由与权力。但是,不同的选择下所写出的作品却也有高下文野之分。

  梁斌出生在辛亥革命之后,“五四”运动之前。他的半生是在神州大地风云变幻中度过的。他深知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疾苦,他经历过国家民族遭受外敌侵略的苦难。他从13岁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开始,就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进行的伟大革命。他手中的笔和战争年代他手中的枪一样,是战斗的武器。这样的笔,不可能去写为艺术而艺术的东西,更不会去写只求消遣和娱乐的东西。他所关注的必然是人民的命运和为摆脱悲惨命运而奋起抗争的人。他所崇尚的必然是中华民族历代推崇的不畏强暴,前赴后继,舍身忘我的斗争精神。因此,他初上文坛的试笔之作《鹞与麻雀》就流露出团结抗争的思想。他在北京“左联”时期所写的散文和杂文更显出追求真理的骨气和锋芒。抗日战争爆发以后,他身为新世纪剧社社长兼编导,创作、导演了《爸爸做错了》《血洒卢沟桥》等批判投降主义,歌颂抗日英雄的戏剧。新中国建立之后,当亿万人民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满怀对革命英雄的敬意,回顾民主革命漫长历史的时候,他又倾注平生的心血,写出几乎概括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过程的史诗般作品《红旗谱》系列,把一个诚朴仁厚,慷慨侠义,铁骨铮铮的朱老忠推到读者面前。其深受欢迎,广为轰动,应属必然。

  文学关注了时代,时代才可能关注文学。作品贴近了人民,人民才能对作品张开双臂。《红旗谱》受到读者和评论家们的广泛关注与好评,说到底就是与人民同心,与时代同步的结果。

  文艺作品的生命力取决于生活气息的浓淡。纸扎的花朵,再艳丽也不过是碎纸的组合,是不可能散发出芳香的。《红旗谱》中所写朱老忠、严志和、运涛、春兰等人物之所以还活在读者的心里,是因为他们有血有肉有性格,是因为他们栩栩如生。

  梁斌说过,写小说只是“观察”生活不行,必须投入时代的洪流,置身生活之中,深刻“体验”才行。诚哉,斯言!

  《红旗谱》所写人物,一个个有生有气,呼之欲出,想其原因是作者对生活中人深刻体察的结果。翻阅一下《一个小说家的自述》,看一看《红旗谱》所写,便不难明白,小说《红旗谱》所写重大事件,多为梁斌所亲历。故乡农民的反割头税斗争,他参与过串联发动;二师学潮驱逐反动校长,他曾登高演讲,伸张正义;“九·一八”事变之后,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张贴标语,参加飞行集会,反对日寇暴行;“七七”事变之后,他毅然回乡,拿起武器,参与组织了蠡县第一支抗日武装游击队;八年抗战期间,他带领新世纪剧社转战冀中,鼓舞军民斗志,六上太行山,三下白洋淀,多次冒着枪林弹雨冲过敌人封锁线……至于《红旗谱》中所描写冀中地区的风土人情,地域文化,他自幼就生活在那里,更是耳熟能详,了如指掌。了解冀中生活的读者都知道,《红旗谱》中的每一个人物,都可以找到作家据以创作的生活原型;每一个生活细节,每一个重大情节都是作家对生活的提炼与概括,绝不是凭空臆造,就连朱老忠所说的“出水再看两腿泥”也是蠡县人用以表现不服输的常用语。《红旗谱》《播火记》中那些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或故事,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依据。大概就是因为《红旗谱》的艺术真实确实是建立在生活真实之上,才使整个作品充分显现出浓郁的生活气息,才有了恒久的生命力。

  艺术修养是驾驭题材的能力所在。古今中外凡属写出传世之作的大作家,实际上都是饱学之士。梁斌一生读过多少书,我们没有仔细的考据。但是,仅从现有的文字记载中,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脉络:梁斌自幼出生在一片具有深厚文化积淀的土地上,这里不只出现过很有社会影响的现代军人,也有过很有名望的画家书法家。他所生活的小村及其临近的小镇,有剧团,也常有这样那样的演出活动,特别是河北梆子、老调梆子演员还不乏名人。春冬两闲时节,还有许多说书艺人来乡表演。这使梁斌自幼就经常听书、看戏,接受了艺术的熏陶。他喜欢《水浒传》《三国演义》等古典名著,上高级小学之后,在一些共产党人的指引之下,阅读了大量进步文学书籍,特别是“五四”以后的文学作品。鲁迅、郭沫若,冰心乃至蒋光慈的小说、诗歌、散文都曾使他深受感动。考入保定第二师范以后,他不但读了《毁灭》《夏伯阳》《铁流》《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许多外国文学名著,而且读了很多进步的社会科学书籍。特别是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使其在深受启发的同时确定了从事革命文学的方向。他在北京“左联”时期,经常坐在北京图书馆读书、看报、翻阅杂志。白天读书,晚上写作,成为青年梁斌的日常生活。期间阅读了托尔斯泰、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普希金等所写大量文学作品。“七七”事变以后,他毅然回乡,投入血与火的抗日战争,也未忘记读书。特别是在1942年日寇“五一”大扫荡之后,冀中环境极为残酷的情况下,他在战斗之余仍然不忘研读文学经典。他冒着生命危险,穿越敌人封锁线,奔向太行山区,身上还背着巴尔扎克的《欧也妮·葛朗台》。直到他提笔创作《红旗谱》之前,他还在重新阅读《水浒》《金瓶梅》《西游记》及《战争与和平》 等文学名著,从中吸取有益的经验。

  梁斌还有一个其他作家所不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青年时期曾上山东省立剧院学习戏剧演出,从戏剧理论中学到很多观察体验模拟现实生活中各类人物言谈话语、举止动作的本事。这使他在小说创作中为人物描写增添了许多引人入胜的细节。

  一切有影响的作品,都是作家呕心沥血的生命之作。唐代诗人所谓“吟成一句话,捻断数根须”的感叹,清代小说家所谓“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的记述,就是对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的写照。梁斌创作《红旗谱》的动意,始于1935年,而小说《红旗谱》的付梓出版却已到1957年年底,其间经历了20多个春秋。《红旗谱》中的人物是随着生活的演进一个一个构思形成的。他的小说不是拿起笔来就写,而是先列出人物表,再绘制人物活动的村镇地图,并且要对使用什么语言,突出什么特色,写出什么风格做到深思熟虑,而后提笔。一经提笔便是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将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创作之中。《红旗谱》30万字的初稿写出之后,孙犁在赞扬小说人物、语言和所写生活的基础上,对叙事方式提出修改建议。从善如流的梁斌,断然决定废弃原稿,另起炉灶,重新构思,从原稿中抽出10章,由倒叙改为直叙,铺平了写,一口气重写50万字。然后又反复修改,精练压缩,才成为读者看到的《红旗谱》,以致小说发稿之日,就成了梁斌身患重病之时。其中辛苦,不言而喻。然而,小说出版之后,他还在进行推敲。《红旗谱》每次修订,都付出作家大量心血。这已经不只是十年磨一剑了。

  《红旗谱》声震文坛,纸贵洛阳,绝不是偶然的事情,它与作家半生心血的倾注有直接的关系。

  真理其实都是通俗而朴素的。梁斌的成功,并没有什么神秘的诀窍。他只不过是严格按照文学创作的规律办事,于创作之前做了充分的准备,创作之中又坚持全神贯注,呕心沥血,一丝不苟,精益求精。正是因为准备很充分,工作很刻苦并且坚持矢志不移、永不懈怠的艺术追求,使他踏上了当代文坛的至高点。

  十几年前,作家梁斌已经驾鹤西行了。然而,他那憨厚中透露刚毅的面容,他那豪放爽朗的笑声,他那稳健而果断的举止,仍然历历如在我们眼前。他一直活在读者、评论家和各界朋友们的心中。人们不会忘记《红旗谱》,也不会忘记他的文学精神。

  《红旗谱》还会一代一代传下去,因为中国人民历来喜欢朱老忠以仁厚为基础的侠义性格。中华民族永远会崇尚朱老忠坚毅不拔,慷慨仗义,泰山压顶不弯腰的伟大精神。

  当梁老离开我们的时候,我曾经送上一纸挽联。上联是:人如松柏;下联是:文同日月。那不是出于礼貌的颂语,那是发自我内心的声音。我坚定地相信,梁斌和他的《红旗谱》将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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