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斌与新世纪剧社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4月23日07:10 傅 铎

  我和梁斌是同乡、同学、同事。我们都是蠡县人,同在蠡县高小读书,是同窗学友。抗日战争开始后,我们又同在新世纪剧社工作,同演一台戏,同吃一锅饭,同睡一条炕。朝夕相处5年之久,他在业务上、政治上对我帮助很大,既是良师又是益友。1942年冀中“五一”大扫荡,地区一度变质,上级根据冀中形势,决定新世纪剧社与军区火线剧社合并,梁斌即调离剧社,由区党委另行分配工作。此后,我们虽然不在一个单位工作,但在长期艰苦环境中结成的战斗友谊,使我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可谓是“放下拐杖作揖,老交情了”。值此梁斌诞辰100周年盛庆之际,我就他在新世纪剧社的5年间,在业务上、思想上和贯彻党的文艺方针上的建树,做一个概括的追述。

  提起梁斌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位当代著名作家。他的《红旗谱》《播火记》《烽烟图》等几部不朽的文学巨著,享誉中外。至于梁斌还是位多才多艺的编剧、导演、戏剧教员、文艺单位杰出的组织领导者,就鲜为人知了。

  梁斌是1938年4月开始任新世纪剧社社长的。新世纪剧社成立于1938年初,开始隶属蠡县政府领导,6月调冀中区党委。第一任社长张春霖。张春霖不懂业务,剧社成员大部分是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凭着一股抗战热情,自愿组织起来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工作。剧社组成之后,找来一批反映抗战内容的剧本,可是有了剧本没有导演,怎么办呢?只好自力更生。我和郭克过去学演过一年多文明戏,就分担导演工作。过了几天,齐祖耀来了。其实他也不是行家里手,只不过是演过几天戏。就这样把戏排演出来了。由于抗战形势的需要,很快就下乡到各村巡回演出,还很受群众欢迎,可是当我们演出告一段落后,准备再继续排演新剧目,迎接新的演出任务,大家都产生了渴望提高的要求。非常羡慕军区火线剧社和四分区国防剧社,他们有王林、田园几位专业人才,能编能导。我们无此条件,一无编剧,二无导演,空有提高的愿望,没有提高的条件。恰恰在这时,梁斌为奔走抗日从外地回来,县委派他到新世纪剧社来担任社长。梁斌是抗战前的地下党员,又是山东剧院的专科学生,受过专门训练,能编能导能演,是难得的人才。他到剧社之后,马上写出两个剧本:一个叫《爸爸做错了》,一个叫《血洒卢沟桥》,并亲自担任导演。梁斌导演比我们自然高明多了,对台词、走地位,边排边讲,还做示范,是个专业的样子。两个戏在“五一”节和“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大会演出之后,颇得好评。不论在表演上、化装上、舞台布景上,确有明显提高。剧社每个人都有新的收益从而受到鼓舞。对我在过去演文明戏时养成的一套夸张的表演方法,也有所纠正。特别是《爸爸做错了》一剧,情节动人,教育深刻,成为剧社的保留剧目,久演不衰。梁斌又编剧又导演,还上戏剧课,讲戏剧概论、表演术、化装术、舞台装置。不久,又组织政治学习,他和刘纪讲《中国近代史》《社会发展简史》,大家都增长了知识,学的蛮有兴趣。梁斌来剧社不到半年,新世纪剧社在艺术上、政治上都有显著提高,升腾着新的气象、新的面貌。梁斌先后又创作了《抗日人家》《五谷丰登》《千里堤》等剧本。导演《哑巴吃黄连》《夏伯阳》《运粮船》《暴发》等许多剧目。他还热心提倡“话剧地方化”。认为在抗日根据地演出,对象是广大农民群众,八路军也是武装起来的农民,演出范围就是冀中平原。为使观众喜闻乐见,在舞台语言上、形象塑造上、题材选择上要有冀中特色,适合冀中人民的欣赏口味。经过几年的艺术实践,新世纪剧社创作和演出的剧目,确实富有群众性和浓厚的冀中乡土气息,深受群众欢迎。

  1940年夏,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对梁斌说:“你们不能只是唱唱歌,演演戏,你们要像一只老母鸡,孵出一窝小鸡。”黄敬的比喻很形象,就是说新世纪剧社不仅是个专业的宣传队,还是个普及文化的工作队,把辅导群众文艺活动列入自己的工作方针。当时冀中地区的县、区、村都建立了基层文建会,大村庄开始建立村剧团,学校都有歌咏队,群众文艺活动很活跃。为进一步推动基层文艺工作的发展,培养一批文艺骨干,成为当务之急。为落实黄敬的指示,梁斌和社部几位领导刘纪、刘光人等经过研究,决定趁热打铁,马上开办一期文艺训练班。当时剧社刚从联大学习回来,在戏剧、音乐方面都有现成的教材,现趸现卖,有开办训练班的资本,雷厉风行,说干就干。当时剧社驻在冀西,马上由梁斌带领一个招生小组,过平汉路回冀中招生,很快在无极、深泽、定县、安平、安国、博野招收了100多名青年学生、小学教员和村剧团领导骨干,带回冀西受训。在战争环境中,开办100多人的训练班,学习3个月并非轻而易举的事,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吃、穿、住、行都要想到做到。家有千口,主事一人,身为一社之长的梁斌,这100多人的教学工作、生活管理工作的担子,压在肩上,分量不轻啊!学员从冀中带过冀西,要通过平汉铁路封锁线,都是一群没有战斗经验、刚刚走出家门的青年男女,其中还有部分十二三岁的儿童。铁路沿线碉堡成群,两侧有壕沟路障,敌人虎视眈眈,过路安全成了大事,弄不好要死人的。还有,训练班在路西山区开办,吃粮要从冀中运来,靠冀中民夫一袋一袋身背肩扛,夜间偷偷运过铁路封锁线。为吃粮问题,梁斌跑到冀中行署找徐达本主任批示。粮食虽有定量,实际难以保证。顿顿是小米菜粥、稀面条,学员普遍吃不饱。还有事先没有预料到的问题。山区农村卫生条件极差,小猪小狗在屋里喂养,粪便满院,苍蝇蚊子成群飞舞。在学习期间不少学员病倒了,拉痢疾、打摆子(疟疾)。剧社是个小单位,缺医少药,只好送军区后方医院治疗。离后方医院七八十里路,专门从剧社抽调几名演员负责筹划担架和毛驴,重病号坐担架,轻病号骑毛驴,护送住院。整个学习期间,病号不断,多时达数十人,其中一名小鬼学员由于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不幸死于医院。梁斌是训练班校长,眼看着病号越来越多,又有人死亡,心情自然十分焦急不安。病号的压力尚未缓解,新的困难又接踵而来。

  山区气候比平原冷得早,进入9月份单衣难以御寒,学员都没带棉衣,早晚冻得嘴唇发紫,浑身发抖,难题又摆在梁斌面前。为学员的棉衣,他曾去行署徐达本主任那里求援,结果徐达本主任以短期训练班不发棉衣拒而不批。没办法,训练班只好提前返回冀中。在返回途中通过平汉路封锁线又是一关。吉凶祸福难以预测。没想到行至铁路附近,正好在百团大战之机,冀中支前的运粮大车队正向路西运粮,主力部队把铁路沿线的碉堡全部团团围住,步枪、机枪、手榴弹响成一团,威胁敌人不准下炮楼。火光闪闪,杀声阵阵,铁路上车水马龙,人欢马叫,像闹市一般,熙熙攘攘。我们正好借光大踏步地越过平汉路,没遇到任何危险。回到冀中平原,抓紧时间将学员在教学中排演的《模范公民》《参加八路军》《好儿女》《拴不住》几个戏,组织几场汇报演出。在举行结业典礼后,根据哪来哪去的原则,将学员分配回县,这批学员回去以后,都成了群众文艺活动中的骨干,推动了基层文艺的发展。

  鉴于第一期文艺训练班的成果,学员们回去以后,能演戏,能教歌,能导演,还能讲述一些表演和识谱等方面的知识,此时冀中各地区的村剧团已迅速发展到1700多个,急需加强业务指导。1941年夏,青纱帐即将升起的时刻,在冀中平原又开办第二期文艺训练班。这期规模更大,学员达300多人,训练对象是县、区在职文艺干部、小学教员、村剧团骨干,由冀中文建会主任史立清兼任校长,梁斌为副校长,实际上还是梁斌主持全盘教学、行政和生活管理工作,教职员工还是新世纪剧社负责,在平原办这样大规模的训练班,学期3个月,也够操心费力的。游击环境流动性很大,打着游击教学,时时要提防敌人突然袭击。结果,还没到结业的时候,日寇对冀中进行了秋季大扫荡,实力大、来势凶,训练班只好暂时停课,投入反扫荡。我们在七分区二十二团一营的掩护下,由该团政治处主任赵绍昌指挥,开始打游击。几百人的队伍目标不小,敌人多路出击,奔袭合击。上有飞机侦察,下有步骑炮兵追逐,幸有青纱帐掩护,时东时西,时南时北,与敌人周旋,疲于奔命,有时休息打尖没等把饭做熟,敌人又追赶上来,只好每人在锅里挖上一碗半生不熟的小米干饭,边跑边吃。敌人后来发现我们这股队伍不像战斗部队,更加抓住不放,穷追不舍。还扬言要消灭“扛苇帘子的这股人”。什么是“扛苇帘子”的呢?夏季苍蝇蚊子多,训练班每班发了一领苇帘子,吊在门口隔挡蚊蝇,反扫荡开始,每班把苇帘子卷起来,扛在肩上打游击,几十领苇帘子扛在肩上,开始敌人没有搞清是什么武器。后来不知是什么原因,敌人搞清楚了,这些人背的东西,既非机枪,更非小炮,而是几十领苇帘子,认定是没有战斗力的机关团体,所以尾随追击,不给丝毫喘息机会。有时我们出村,敌人进村,相距咫尺,形势极为严峻。赵绍昌主任为摆脱被动局面,甩掉敌人,向梁斌提出,要训练班化整为零,脱离部队,依靠青纱帐,就地分散。在这个千钧一发的瞬间,梁斌指挥大队人马以班为单位,仓促钻进路旁青纱帐里,感谢天公作美,下起滂沱大雨,才躲过敌人追击,转危为安。敌人扫荡过去了,训练班无一伤亡,老梁才松了一口气。

  两期训练班费了不少心血,担了不少风险,培养了400余名文艺骨干,400余名文艺种子,撒在冀中平原,造成桃李满天下的局面,虽然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冀中平原上的群众文艺运动,随即开出艳丽的花朵,村剧团蓬勃发展,演出水平日渐提高。

  梁斌还是冀中文建会文艺部长,是冀中群众文艺运动的领导人,为活跃和发展基层文艺工作,千方百计不遗余力。他又和社部几位领导同志商妥,科学安排新世纪剧社全年工作。夏秋季节冀中平原有青纱帐掩护,敌人很少对根据地进行频繁扫荡。剧社可以集中起来排戏,以演出为主。冬春季节青纱帐已倒,平原赤地千里,无天然屏障,敌人经常出击扫荡,不宜集中活动,正好化整为零,分散下乡对村剧团进行具体业务辅导。1940年和1941年两个冬季,剧社两次分成若干小组,深入县、区、村播种文艺,选重点村剧团排戏、教歌、办中型训练班,此种活动方式,对提高村剧团业务水平,增强村剧团活动的积极性很有效果,立竿见影。在我们的辅导下,村剧团的演出活动非常活跃,村村歌声不断,锣鼓喧天,演抗战戏,唱抗战歌,紧密配合根据地扩兵、征粮、支前、春耕、减租减息等中心任务,对推动救亡工作,对根据地的建设,发挥着积极作用。

  在梁斌倡导下,新世纪剧社创办了《歌与剧》《诗与画》两个文艺刊物。两个刊物面对农村,以普及为目的,登载适合村剧团排演的剧本、歌曲和通俗易懂的街头诗抗战漫画。刊物出版后,很受群众欢迎。因为是油印,受纸张所限,每期只印500份,供不应求,一抢而空。《歌与剧》《诗与画》两个刊物不仅为基层送去珍贵的文化食粮,有戏演了,有歌唱了,大大推动基层文艺运动的发展,各地村剧团更加活跃起来。要坚持两个刊物按期出版,必须发动大家动手创作供给作品,在艺术实践的锻炼中又培养出一批剧作者、词作者、诗歌作者、歌曲作者,可谓一举两得。我本人就是由此起步的。受梁斌戏剧和小说作品中那种鲜明的民族风格、朴素的群众语言、浓郁的地方特色的影响,我写的《地头上》《回头牛》《游击小组》几个剧本都发表在《歌与剧》上,梁斌是我写作的领路人。

  梁斌很重视政治思想建设,他到剧社不久,就开始抓建党工作,积极发展党员。1938年秋,剧社驻在任丘县出岸村一个大庙里,梁斌和我们同住在大庙的西厢房。一天,梁斌坐在草铺上和我谈心、谈工作、谈思想,我当时很敏感,意识到梁斌是在做培养新党员的工作。不久,剧社到大清河北执行演出任务,遇到敌人五路围攻,炮声隆隆,不绝于耳。当夜剧社全体同志乘几艘小船,穿过白洋淀撤回任丘,这时梁斌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带着两匹骡子,沿河堤返回。我又敏感这是工作上的考验。自然愉快地领受任务。炮声越来越近,深夜漆黑,伸手不见五指,我用柳条抽着骡子屁股,一路小跑,尽管汗水湿透棉衣,朔风嗖嗖,寒噤入骨,整整跑了一夜。但一想到是党在考验,所以心里十分愉快。1939年秋,我正式被吸收入党,入党是一生政治生活中的大事,心里高兴得难以言表,入党之后自觉地严格要求自己,工作上更加积极,学习上刻苦努力,生活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跃成为剧社的骨干。一年前新世纪剧社只有梁斌一个党员,一年之后,剧社有了党小组,成立了党支部,党的力量大大加强。梁斌很注意发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党小组的核心作用,党员的模范作用。坚持每周党、政、班组例会制度,表扬好事,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定期评选模范社员活动。由于政治思想工作的威力,新世纪剧社政治空气浓厚,是个团结的集体、战斗的集体,同志间如兄如弟,像革命大家庭一样。

  梁斌平易近人,宽容大度,心胸坦荡,身先士卒,作风民主,具有长者风范。同志们看他既是领导又是兄长,无不敬佩。

  新世纪剧社成立于1938年初,结束在1942年后,在战火纷飞的5年里,出入于枪林弹雨,转战在日寇界线之间。既是一个演出队,又是一个工作队。足迹走遍冀中平原,受到冀中人民的厚爱和欢迎。新世纪剧社文艺方向是正确的,创作和演出是丰收的,普及群众文艺是积极的,而且是有贡献的。这些成绩的取得,除党的正确领导和同志们的努力之外,和梁斌的呕心沥血,领导有方,勤奋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大家不能忘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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