尉天骢《回首我们的时代》：记忆之书 时代见证

　　2011年，台湾作家尉天骢在《印刻文学生活志》承担“回首我们的时代”专栏，借回忆重续上世纪下半叶的台湾文坛风景。2011年末这些回望之作经过增删补充结集出版，名为《回首我们的时代》，短短两个月就增印了两次，被誉为台湾“作家与作家之间最深情的记忆之书”。

　　在台湾文学史上，尉天骢是不能被忽略的重要人物。1935年，尉天骢生于江苏砀山，1949年随家人赴台，毕业于台湾政治大学中文系，曾任政治大学中文系教授。他于1956年接办《笔汇(革新号)》，此后还创办了《文学季刊》，担任《文季》季刊和《文季》文学双月刊的主编。他不仅深入地参与了当时的文化脉动，更推介了许多日后成为文学大家的写作者。王祯和、黄春明、陈映真等许多作家都是在这些文学园地中成长、绽放的。《回首我们的时代》中，如尉天骢所言，他所回首的并不是那个时代“自己无能为力的世纪大事”，而是对那些通过时代淬炼焕发出光与火的身影作“平实的重温”。

　　《回首我们的时代》是一本非常珍贵的文学史料。台静农、高阳、杨逵、王梦鸥、姚一苇、无名氏、唐文标、王祯和、黄春明、陈映真、纪弦、商禽、逯耀东、聂华苓等那些闪光的名字，呈现出一幅战后台湾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图像。这23位人物的身份涵盖小说家、诗人、戏剧家、画家、学者等。他们有渡海来台的大陆人，也有生于日据时代的台湾人。虽然在年龄上分属两代，却是一个大时代下的知识分子的缩影。作者将这些人、这样的生活以看似片段的回忆呈现，一个个故事连接起来却将读者缓缓送进那个时代的葱茏风雨中。如同尉天骢所言：“我希望，经由我的追忆，让人不再把它们当作是出土文物，而是在那些历史的重现中认出：不管那些过往的日子是多么令人感到沮丧，而我们自己当年又如何冲动、幼稚，甚至盲从过；想起来让人不胜唏嘘。但追根究底，却可从另外某些人的有形或无形的所作所为中体认出：那并不是一段只是空白的岁月。”

　　全书多数是记述对写作者影响深远的长辈，如台静农迁台后“百年冰雪身犹在”的寂寞与风骨，字里行间隐藏着作者以古喻今的苦心。第一篇文章开篇即写道：“那是一个难以自处的时代，到现在似乎依然如此。在某些政治需求和意识形态的操作下，人与人的种种关系往往会成为现实生活的负担：稍一不慎就会因某种牵连而遭到严酷的伤害。”台静农的经历在一代赴台知识分子中极具象征意义。他在青年时代即是鲁迅“未名社”主将，更与陈独秀有深厚友谊，却时常受到现实政治的困扰。1946年赴台后本欲投身文学运动，却因为那个时代的苦闷与不安，噤声停写小说。此后大半岁月在书法、绘画、饮酒中纾解胸怀。对于赴台后的人生，台静农自言之“忧乐歌哭于斯者四十余年”，读之令人叹惋。

　　写“土地的守护者”杨逵，突显其坚忍的一面——“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甚至在牢狱之中，他一直维持着自己所具有的农民良善的特质，不气馁，不失望，不存侥幸心。就此而言，他使人想到印度的圣雄甘地”。杨逵的坚忍源于他与土地的关系，“这关系不是法律上的意义，而是精神上的血肉一体，任何外来的风风雨雨都无以使之动摇……”

　　追忆同辈友朋唐文标那“燃烧的灵魂”，王祯和“悲悯的笑纹”、“苦行的旅者”楚戈……从一些细节中我们甚至可以追踪到台湾文学中不易为人察觉的发展线索。作者提到《文学季刊》1966年刊登过王祯和的《嫁妆一牛车》，文中很多语言独树一帜，编辑团队不习惯其作品语言改变而加以更改，王祯和很生气地说是在做语言文学实验。后来王祯和因独特的语言风格受到文坛瞩目，似乎也可以从此处窥得端倪。作者写相交50年的老友黄春明，亦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动人故事，寓深情于平淡。书中记载了黄春明小儿子国峻不让患糖尿病的爸爸多吃甜食，常抢先吃掉冰箱里的甜点，点点滴滴传递出父子之间的真挚感情。

　　全书最复杂的感情来自于《理想主义者的苹果树》，这篇回忆陈映真的长文尤其令人唏嘘。作者回忆此篇的写作是“改了又改”，“就像北方人说的，走来走去找不到路，转来转去转不出来，‘鬼打墙’了”。尉天骢与陈映真之间数十年深厚的感情纠缠着歧异的政治理念，落笔之难可以想见。在作者笔下，陈映真当然是无可争议的理想主义者，对于此后二人在观念上的渐行渐远，作者也透露出许多无奈，“现实变了，人对于未来也就有了不同的看法，这不仅仅是年龄的因素，更是由于生命的成长使得心灵的认知有了差异。这就使得朋友间经常会产生难以沟通的难堪；‘同学少年多不贱’，就成了这些年的普遍现象。这种困局不仅是属于个人的，更有着它的时代性。其中的是非成败也难用几句话、几篇文章就说得清楚。当此之际，也许只有在回忆中重温过去的岁月，在反刍中慢慢地体会其中的滋味”。也许作者对于陈映真“单纯的乌托邦的构想”是不能认同的，然而在那个只要能点燃一点理性主义的火花就能把人聚集起来的年代，他们走在一起，带着沉默中的盼望，寻找各自的答案。也许这答案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你依然不能忘却那个充满着温度的思想历程。他们的相知、亲密、挣扎、疏离都凝结在那个令人锥心泣血的时代。

　　除了深情回忆，尉天骢对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中肯的批评。比如回忆聂华苓的《怆然的回望》中便写道，“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常被一般人认定为国、共两方之外的知识分子，他们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是不用多言的。但这种笼统的说法，有时却也会有违历史的事实，而且也未必公道。在近代中国，由于生活的艰难，加上现实政治斗争的激烈和相互之间迫害之可怕，就愈来愈增加知识分子对权势者的依附性和投机性。”

　　夏志清在致隐地的信函中曾谈及琦君的散文，认为“第一流的散文家，一定要有超人的记忆力，把过去的真情实景记得清清楚楚”。无疑尉天骢是具备这一天赋的，他惊人的记忆力使得那些惺惺相惜、互相取暖的琐碎小事仿如昨日般呈现，细腻地记录那个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与寂寞。字里行间写下的虽是个人的悲喜，却流露出时代的冷暖。尽管书中的很多身影已离我们远去，然而透过这23段焕发着光与热的生命篇章，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知识分子”这4个字的重量。当一个古老文明经历阵痛重生时，知识分子的感情、理想，甚至作为，也许只能通过曲折幽微的方式传达，这一艰难漫长的过程可能不只是一代知识分子的回忆。“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不断地发现，不断地反省，不断地见到人的虚妄和愚蠢，然后在千丝万缕的曲折中寻觅出一条生生长流。”因此，从这些渐渐远去的身影中，读者也许不仅可以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无奈与悲壮，也能够汲取到属于生命的养分与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