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味“未名”

　　20世纪初叶的中国文坛，五四运动的烈火激发了死水一般文坛的波澜，茅盾曾言：“这一时期是青年的文学团体和小型的文艺期刊蓬勃滋生的时代，从民国 十一 年(1922年)到 十四 年(1925 年)，先后成立的文学团体及刊物不下一百余。”但时至今日，业界对文学研究会、创造社等影响较大的文学社团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而未名社等小社团则远离了批评界的视野。其实，文学社团无论其规模大小、影响强弱，他们都是社会文化结构的一部分，都是当时文化语境下知识分子精神的鲜明体现，是精英群体活动的重要表现形式。未名社也不例外，他有着自身独特的文化意蕴与扎实的文学功绩。他虽是一个不尚叫嚣、甚至有些沉寂的小团体，但却充满热情与希望，默默地实践着自己的文学理想。他们曾在那个特殊年代的大背景上留下了刹那间的辉煌，其充满特质的文学理念、文化品格为中国新文学增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未名社的主要文学功绩，是翻译了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就文体而言，有长篇小说、短篇小说、诗歌、散文诗、戏剧、童话；就作家的国籍而言，包括苏俄、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波兰、丹麦、荷兰等国家；就文本内容而言，有倾诉革命前个人际遇的跌宕起伏、悲欢离合(《穷人》)，有描写革命进行时的风云突起、惊涛骇浪(如《十二个》)，有揭露革命失利后的潮起潮落、苦闷矛盾(如《往星中》)。而在各种庞杂形式的译著里，显现的却是未名社诸位成员高度一致的文化价值取向，以及现代文化的理性批判精神所形成的群体凝聚力。未名社的办刊宗旨是：专以译介、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为务，其中尤以介绍苏俄文学为重心，在《未名社广告》中鲁迅便申明了这一点。其译介的目的就是要催促新事物和新社会的诞生，对旧事物和旧世界则给予批判与鞭笞。鲁迅本就对苏俄作品多加推崇，再加上韦素园、曹靖华二人拥有苏俄留学经历，相同的文化取向使未名社各位成员在结社的几年实践中，做了大量的苏俄文学的接受、翻译和传播工作，对新文学的建设作出了一定贡献。在具体的文学实践中，未名社成员都明显地体现出对苏俄文化的接受，其翻译的作品以俄国、北欧、英国文学居多，又努力介绍苏联文学。例如被鲁迅称为“为被压迫者而呼号的作家”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作品饱含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呻吟之声，呈现出的是社会底层人民的困穷、酸辛和挣扎。而其小说的第一个完整中文译本正是韦丛芜翻译的《穷人》；韦素园翻译的《外套》是果戈理作品的第一个中译本，曹靖华翻译的《白茶》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苏俄戏剧的集子。除了这些作品，未名社还翻译出版了一大批俄国名著，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契诃夫的《蠢货》等。

　　在翻译介绍国外文学作品的同时，未名社也重视文学理论的介绍工作，而且对苏俄文学理论尤为重视。由韦素园、李霁野翻译的托洛茨基的《文学与革命》，对当时苏联文坛的各类作家、流派都有详细的评论，其内容包括文学与革命、文学与形式、作家的个性与阶级性等诸多方面问题。而任国祯翻译的《苏俄的文艺论战》是中国引进的第一部苏联文艺理论书籍，大体介绍了十月革命之后苏联三大文学流派的文艺主张及其内容。未名社重视当时苏俄政府的文艺政策，详细的解析不同派别理论论辩的文字，表示了他们对于新兴文艺理论的渴求，引起了国内了解苏俄文艺现状的热望。鲁迅则专注于翻译日本文学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著作，先后翻译了《苦闷的象征》《出了象牙之塔》。总之，未名社对国外文学理论的推介弥补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文艺理论的缺失。

　　《未名新集》是由鲁迅主编的一套专收创作的丛书，从中我们窥见到未名诸君的才情与风华，主要有：韦丛芜的《君山》，收情诗40首；鲁迅的《朝花夕拾》，收回忆文章10篇；台静农的短篇小说集《地之子》；李霏野的短篇小说集《影》；韦丛芜的杂诗集《冰块》，收杂诗12首；台静农的第二部短篇小说集《建塔者》，收短篇小说10篇。这其中韦丛芜的《君这山》被认为“为中国现代叙事诗的发展增添了新的光彩”。台静农则以其独树一帜的乡土小说创作而闻名中国文坛。

　　未名诸君不仅有飘逸潇洒的文情，在他们的身上更洋溢着一种“正精神”。这种精神是认真严谨的精神。他们严格按照鲁迅先 “实地劳作，不尚叫嚣”的教诲，对读者高度负责，以希望读者看了之后，“不至于以为太受欺骗”为宗旨，对翻译工作勤勤恳恳、一丝不苟。韦丛芜翻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穷人》，是以美国女翻译家康斯坦斯·迎内特的英译本为蓝本，并参考了美国《现代丛书》的英译本。译出的文字先由韦素园以原文本校订，再请教鲁迅以日译本做比对进行核校。一部译作须经三种不同文本反复对比、校验，全文务求做到流畅、忠实、雅素。而身为未名社长者的鲁迅对待翻译工作更是身体力行，在翻译日文版《出了象牙之塔》时，凡是遇到与英国文学有关的内容时，他都主动向精通英文的许寿裳请教，同时争取韦素园、韦丛芜和李霏野的帮助。在翻译《小约翰》时，他常约老同事齐寿山商榷，经常是一壶茶水一身汗相伴，译得头昏眼花。这种精神正是在政治高压下的战斗精神。

　　虽然未名社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学团体，但其“左”的色彩是十分明显的。鲁迅研究专家陈漱渝曾于1989年在台湾五次拜访台静农，台老说：“那个时候我接触的不是共产党人，就是左翼人士。”在未名社整个社团活动期间，曾先后收留、掩护、保释几十位共产党员和左翼进步青年。如共产党人王冶秋、李何林、王青士在安徽被通缉，到达北京，被韦氏兄弟以未名社工作人员的身份掩护下来。大革命失败后，赵赤坪亦曾得到未名社的掩护。也正因为如此，未名社成员也多次受到北洋政府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制裁与迫害。1928年4月7日，由于《文学与革命》(托洛茨基著)一书被北洋政府视为共产党的违禁宣传品，台静农等三人被捕入狱50天，后经有关民主人士奔走营救才获得释放(韦丛芜因病只入狱一周)。1932年台静农又因轰动北平的“新式炸弹”案锒铛入狱。正是在这种政治高压与生死磨难之下，未名社的诸位成员能投身到文学创作之中，委实是以厚重的生命去完成对文学的祭奠与皈依。

　　鲁迅曾在《忆韦素园君》中这样评价未名社：“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一杯浊酒将饮，一茗清茶临品，一缕檀香不散，一丝书生白影驻留人世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