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对和谐社会文化建设的担当

　　牛殿庆和傅祖栋、王岩共同撰写的《和谐：文学的承担——新世纪和谐文学研究》，新近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界定了新世纪和谐文学的概念、内容、功能与意义，探讨了它产生的时代背景及文化渊源。新世纪和谐文学的提出自有其悠久的“和”文化渊源。中国和谐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从先秦、两汉，经魏晋南北朝，历隋唐宋元明清，以至近代，走过了一条漫长的道路。在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的思想占有十分突出的位置，它是中华民族的精神魂魄。早在三千多年前，甲骨文和金文中就有了“和”字。西周时期，周太史史伯提出了“和实生物，同则不继”的观点。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更是经常运用“和”的概念来阐发他们的哲学思想和文化理念：管子提出“畜之以道，则民和”；老子提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和谐文化作为一种民族精神经过上下五千年的生成和发展，不但成为中国文化的向心力，同时已积淀成为东方文化类型或文化系统，产生了独特而又具有普遍价值的智慧结晶，根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日本“和”文化就是一例。同时，和谐理念又与西方哲学的古代源流，也即古希腊观念相吻合。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是和谐的，或产生于和谐。美是和谐，友爱是和谐，音乐是和谐，灵魂也是和谐。宇宙是天体的和谐，数是和谐的最好表现。”他们有两个流传至今的格言：“什么是智慧？——数”、“什么最美好？——和谐”。早在17世纪初，英国学者罗伯特·勃顿就在其著作中称赞中国人“和平而安静”。上世纪20年代，英国著名哲学家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写道：“中国至高无上的伦理品之中的一些东西，现代世界极为需要。这些品质中我认为和气是第一位的。”这种品质“若能够被全世界采纳，地球上肯定会比现在有更多的欢乐祥和”。由此看来，和谐作为一种文化特征和人文精神，已经产生了广泛的价值。正是这种在世界上建立了独具东方智慧特色的和谐辩证思维，为新世纪和谐文学的创作和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

　　“和谐社会”这个概念是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首次提出来的。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了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共十八大报告还提出了“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的文化建设目标。文学作为一种精神产品，它对人们文化心态的塑造和文化人格的构建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它自然成为契入并探讨“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本书所指称的和谐文学，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提出来的，努力呼应“和谐社会”，以表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全面和谐发展的新世纪和谐文学作为研究视角，力图作出自己的阐释。显然，这里所谓的和谐文学，并非是狭义的一种文学命名，而是对带有今天时代特征文学的一种广义泛指。它的核心内容，就是对“和谐”的人及人的精神状态的关注。而这个“和谐”的人所指向的，就是广大民众构建“和谐社会”的精神素养和精神动力。这又回到了儒家的人本主义思想的文化根源上。

　　前面提到的“和”文化历史渊源、和谐社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基础，还有社会学、生态学、生态伦理学、生态教育学、生态位、环境伦理等等，都奠定了这部著作的理论平台。该书以“和”、“和谐”、“和谐社会”为理论基础，通过界定“和谐文学”概念，确立其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开拓性和核心地位，进而通过对韩少功、张炜、迟子建、严歌苓、李安、王开岭、雷平阳等作家创作的文本细读确立其书写范式，对其作新的文化阐释和价值定位，揭示作家们在其中所倾注的人文关怀，不失为一条挖掘和谐文学内核、研究和谐文学特色的有效途径。

　　近年来，文学界已先后召开了几次以“和谐”为主题的研讨会，表现了对和谐文学的关注。这都说明了文学界对和谐文学的关注，说明了在构建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中文学的精神担当。文学的发达和繁荣，必将推动和谐文化的建设。和谐文化一旦形成并推广开去，和谐社会的目标也就指日可待了。可见，探究新世纪和谐文学，不仅对当代文学和谐理论的建构具有重要价值，而且能给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宝贵的思想启迪。但是，当前从和谐社会文化视阈出发，对文学作品进行全面、系统、深入审视和研究的成果还比较缺乏，将它作为一个现象来整体加以关照的著作也未曾有之。该书中注目于当下和谐文学，将其作为新世纪以来一个特有的文化现象加以研究，其意义不言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