祛除暴力美学 守住伦理底线

　　当下娱乐成风、恶搞盛行，国民信仰迷茫、精神颓废、真诚贬值、道德沦丧，以彰显英雄主义、理想主义、集体主义为旨归的公安文学作品在浮躁世俗的天空中熠熠生辉。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公安题材小说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思想性、艺术性等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一个人张灯结彩》《手铐上的兰花花》等作品相继获得第四届、第五届鲁迅文学奖。但是，相当一部分公安文学作品的精神内涵还有待进一步提升。譬如以写“打黑”素材著称的知名公安作家朱维坚笔下的黑恶势力皆歹毒凶狠、陷害忠良、涂毒百姓，无恶不作。朱维坚如此运笔用心良苦，旨在颂扬人民警察敢于与黑恶势力进行殊死较量的卓越胆量，讴歌人民警察的智慧与勇敢等。如果从文学批评角度来评判他的《深黑》《渗透》《沉默》等“打黑”题材长篇小说，堪称上品。但是，从文化批判的角度，即价值批判而言，还有待商榷，也就是说其精神内涵还有提升的可能和空间。方方的中篇小说《过程》、王仲刚的长篇电视剧小说《喋血大动脉》、杨佳富的长篇小说《边关冷月》、穆玉敏的长篇小说《欲望谋杀》、黎明辉的短篇小说《押解歧途》，李培刚的长篇小说《命运回归线》等同样以暴力美学取胜。尽管上述作品价值立场鲜明，颇能彰显警察意识，文学性也不错，但缺憾是充塞“三国气”和“水浒气”(鲁迅语)，毒气、血腥气忒浓。要言之，缺乏人性温暖，“为民”意识不足。

　　现在“向后站”(加拿大学者弗莱提出)着看这些名作，用整体的眼光观之，会发现这些作品中的暴力主义价值观与人类永久和平的理想主义和普世价值背道而驰，不利于世道人心。三岛由纪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最有魅力的作家，其文学作品影响力在日本首屈一指，为何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不落在他的头上，而戴在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郞的头上呢？是因为评委们不能接受三岛由纪夫作品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文化意识，即鼓吹武士道精神。

　　为何当下绝大多数公安文学作品以暴力美学招徕读者呢？原因多多。窃以为，在市场经济大潮冲击下，作家为迎合市场寻求卖点，便用厮打凶杀作调料，整点刺激；战争文化心理根深蒂固，肃清遗毒尚需时日；西方文化思潮的输入使我国原质文化(原形文化)发生“伪形”。公安文学作品类似的毛病在侦探类小说中尤甚。例如，为了写出破案的难度，为了突出公安民警的警察意识，案子刚有一点眉目时，紧接着关键人物被杀，线索就断了。人民警察又费了好大周折才理出一点头绪，正在逼近知情人，可是，知情者又被谋害或意外身亡等等，再次将读者引向另一路叙事。作家如此叙述，本意是抓住读者的眼球，满足读者的好奇心，吸引读者一路看下去。同时，欲从侧面颂扬人民警察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的工作作风，表现人民警察的智慧、勇敢等高贵品质。可是，这在叙事伦理、价值取向方面就不敢恭维。

　　如果叙事者不重视小说叙事中的“道德底线”，他就可能造成“道德”上的某种混乱。我们认为，小说叙事绝对不是文字游戏的操练，它是作家生命意识的完美体现，不仅要温暖受伤的心灵，还要提升小说接收者的道德和灵魂。

　　因此，为了大力提升公安文学的精神内涵，还必须祛除暴力美学，突出“警察”文化，凸显“为民”意识。公安文学中的人民警察固然有惊天地、泣鬼神的阳刚、浩然之气，有“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夸父追日”的豪情壮志，有“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勇气，但更宝贵的还在于“为民”意识，即把老百姓当“人”看，借此彰显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

　　“为民”，民惟邦本，以民为本，就是以人的尊严、自由、需要、目的、幸福和发展为根本，实现人的价值，达到人类存在和发展的终极目标。人民警察必须以维护广大人民的公共安全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视人民利益高于一切、重于一切，与人民群众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立警为公、执法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