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时代现实 克服审美冷淡

　　一些深受后现代思想浸染的人忙于消解各种传统的、主流的文学观念。他们往往认为，在这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学当然要多元；文学不能受任何观念的制约统辖，文学是我个人的事情，与他人更与所谓时代无关；对我来说，文学就只是文学，既不想当工具，也不想承担所谓社会责任，那对我来说太大、太沉重了；我就是我，你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都是这样，等等。这些观念当然也自有其道理，而且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对那些干涉文学现象的反拨、对文学本体的回归。较之那些理念先行、追赶潮头的作品来说，这种独立、个体、私人化的作品往往能够别开生面、别具一格，给文坛带来一股新的气息。但这也带来一个问题，那就是文学与时代的不相应、不相称。正如有人所指出的：我们这个时代是“大时代”，但文学却是“小文学”。“小文学”本来也是需要的，但如果只有“小文学”而缺少“大文学”，那就只能说是这个时代的缺憾了。文学之“大”，非部头之大，乃反映现实之宽广、揭示生活之丰富、描写人性之深刻、呈现时代之真实，因而给人以精神愉悦、心灵震撼、审美价值之大。

　　从社会效果来说，人们对当下文学似乎存在一种“审美冷淡”的现象。

　　从美学理论上讲，审美冷淡是美的对立面和反面。李斯托威尔认为：“审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也就是广义的美的对立面和反面，不是丑，而是审美上的冷淡。”比如，“那种太单调、太平常、太陈腐或者太令人厌恶的东西，它们不能在我们的身上唤醒沉睡着的艺术同情和形式欣赏的能力。”(李斯托威尔著：《近代美学史评述》，蒋孔阳译，第242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在李斯托威尔之前的斯泰司也持这样的观点，认为美的反面不是丑，而是不美，或者美学上的漠不关心。从广义上讲，丑也属于审美对象，也能生成审美意象；丑本身能够激发人的审美情感、产生审美活动。作为审美意象的丑，能够丰富、拓展人们的审美范围、加深人们对社会人生的感知和把握，因而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把丑作为美的对立面或反面，那是狭义美学的看法。叶朗也说：“一个东西，一种活动，如果它遏止或消解审美意象的产生，同时遏止或消解美感(感兴)的产生，这个东西或活动，就是‘美’的对立面。”(叶朗：《美学原理》，第6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产生“审美冷淡”的原因可能是个方面的，除了上述审美对象的原因外，审美距离的过大或过小，也会产生“审美冷淡”。距离过大，主体对于对象缺乏感知，当然不可能产生美感；距离过小，只见当前和局部，不能有所超越，尽管有所感知，但已不是审美感知了。文学艺术是“美”的集中体现，对文学艺术的欣赏接受活动是典型的审美活动。当前人们不那么关注、关心文学了。文学被冷落、被边缘化了。人们对文学存在“审美冷淡”的现象，其原因值得我们思考。

　　基于当前文坛所存在的缺憾，一些有识之士积极倡导文学要走进时代、反映时代、引领时代、推动时代等等。在这里人们常常要引用王国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这句话了。王国维说：“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宋元戏曲考》序)“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是从不同时代最为辉煌最有代表性的文学成就来说的。这句话当然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就是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文学，不同时代也需要和呼唤本时代的文学。如果说，文学与时代的密切关系为中外文学史和中外文学理论所确证、所阐释的话，那么，倡导文学走进时代则可谓之一种理论的、创作的自觉。一为事实，一为追求。某种程度上讲，事实是自然而然形成的，而追求则要有意而为之。这种追求当然可以有很多道理可讲，如从目的论、方法论、价值论等等方面都可作出很多言之凿凿的阐释；但一个根本的问题是，这种自觉追求是否有必要、是否有益于创作、是否有利于作家发展？如果没有太大必要、太多好处，那这种追求就没有什么意义，这种倡导也就难以起到什么作用、产生什么影响。而且，作家都生活在这个时代，本身就是时代中人。他的创作，本身就会自然而然或多或少带上时代的胎记、成为时代的产物。纵观文学史，那些表现时代精神的伟大作品，没有专门去走进时代，不也成了那个时代的文学地标吗？其实，这种偶发性也正是文学的一个特点：一不小心就写出了一部传世之作；传世之作难以预料、不可规划。现在肯定有很多人羡慕乃至祈求这种好运气，尤其是那些以创作为生存方式、以文学为生命的人，写出传世之作当为人生的一项严肃的目标。“好运气”不可多得，而且“好运气”总是青睐那些有准备的人。我们除了要看到文学的这种偶发性，更应当看到这种偶发性背后的必然性。把握这种必然性，才是硬道理；能让作家写出传世之作才是硬道理。所有的主张、主义、精神、理念，最终都是要通过作家有意识无意识的创作实践才能得以体现、得以实现的。

　　传世之作之所以传世，是因为它表现了人类普遍的人性和永恒的主题。这只是其原因之一，因为揭示或表达所谓普遍人性和永恒主题并非文学的专利。传世之作之所以传世还有第二个原因，在于它是以表现它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现实、那个时代的生活为其内容的。如果离开了那个时代，其创作也就离开了感性基础、离开了文学本源。如果一部文学史已经确证了这一点，那么，当代作家为什么不能自觉地以之为自己创作的圭臬呢？很多当代作家的创作，追求自由的、个人化的写作，强调个人感觉、私人情调、个体意识、独特想象以及各种技法的尝试、形式的创新等。这种个人化的写作也往往能产生令人瞩目、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但能否与人产生共鸣却很难说。于是作家就可以借用司汤达或爱伦坡的话说：“我是写给未来的读者的。”据说司汤达曾说：“我的作品也许一百年以后才会被人理解。”爱伦坡也说过：“我不在乎我的作品是现在被人读，还是由后代子孙来读。我可以花一个世纪来等待读者。”这种艺术的自信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没有高度的艺术自觉和深厚的艺术修炼做支撑，那这种艺术自信也很难说是有什么理据的；因为文学都是原创性的，别人的成功范例是很难复制的。

　　越是个体的越是公共的，越是私人的越是文学的——一些人坚执这样的信念。文学当然离不开个体性、私人性，所有的思想情感都只有化为作家个人的思想情感然后才能化为其人物形象的思想情感。这种个人性也是具体性、形象性、独特性的代名词。这里存在的问题是，这种个体性、私人性的东西又如何与作为他者的读者形成交集呢？如果没有某种共同性在，如果只是作家个人的“炫技”、“炫才”、“炫私”、“炫富”，等等，这样的个体性、私人性的东西又如何与人产生共通感、精神契合，进而产生情感共鸣呢？如果作者只是玩玩文学而已，只是当当文学“票友”客串一下，就罢了；或者把文学创作当作“码字的活儿”，当作谋生的手段，也罢了；如果他是很严肃的甚至以之为存在方式、为生命一部分的话，那岂不是浪费才华、虚掷时光了？

　　走进时代、感知现实，对于文学来说，到底有什么好处呢？概而言之，一、可以激发创作的激情。时代不是完美的，既有美善也有丑恶。激浊扬清往往成为作家按捺不住的冲动。“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望秋云，神飞扬；临春风，思浩荡”。时代的风云变幻往往激荡着人们的胸襟，能使一个敏感的人心潮起伏，与时代与现实相互感应。作家创作也最需要灵感。面对时代、感受现实，正是获得灵感的重要途径。所谓“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所谓“搜尽奇峰打草稿”等等，都是强调在与现实的接触中为艺术创作做好准备。二、为作家提供丰富的题材内容。走进时代、感知现实，作家可以突破狭小的自我，超越个体局限，拓展文学视野，获得创作的丰富题材。对此，巴乌斯托夫斯基的《金蔷薇》一书中有很好的描述。三、也为作家创造了获得更多知音的机会。期盼知音往往是作者的一种精神需要。“二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作家写作是为读者而写的，首先是为当代读者而写作的，而且，最能理解作家作品的也往往是当代读者。当代读者如果不能从作品中有所感受、有所体味，又如何成为作家的知音呢？作家如果能“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拜“造化”——现实——为师，使自己的创作与时代相激荡，与现实相共振，表现出共同的生活，表达出人们的心声，这样的作品获得知音的机会岂不大增！四、最根本地说，可以使文学贴近人。莫言曾说，文学要“贴着人写”，甚至“盯着人写”。此言极是。早有人说过，文学即人学。这个“人”，不仅仅是作家个人，还是社会的他人。而人总是一定时代的人、现实的人、生活的人。所以说，走进时代的说法，又与贴近现实、深入生活几乎是相同或相通的意思。

　　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如何“走进”、如何“贴近”、如何“深入”。这里，一个很严重的教训摆在人们面前：现当代文学史上，很多走进时代、贴近现实、深入生活的作家，往往成了时代的传声筒、成了现实的工具、成了生活的政治教科书。时过境迁，他们的作品也就被历史所遗忘。人们从这里所意识到的是：作家的自觉反而成了作家的自毁。这种教训不可谓不惨痛，以致人们对此保持某种的戒备，宁可守在自己的天地里也不愿去触及所谓时代、现实或生活的“宏大叙事”了。应当说，这种教训恰恰说明如何“走进”、如何“贴近”、如何“深入”的重要。所有的走进、贴近、深入，都必须出自作家个体的感受，所有的感受都必须是个体独立、真实、深切的感受。这样的创作才可能是符合艺术真实的创作。王国维讲：“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人间词话》六十)，这话对于当下文学来说还是颇有借鉴价值的。走进时代、贴近现实、深入生活，也当是克服当前人们对文学审美冷淡的有效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