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进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化

　　古风教授的新著《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学术盲区与学术前沿的交叉地带里进行深度发掘，提出了“存活”的新概念，开发出“存活在现代文论中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新现象，创构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的新理论，是一本具有原创性的好书。

　　首先，该书破解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现代化的难题，提出了“存活”等一系列新概念和新观点。

　　一般认为，中国传统文学到了近代就走向衰落，进入现代社会后就基本上消亡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命运基本上也是如此，也消亡了。这大概是当今学界绝大多数人的看法。该书作者对此提出了完全不同的新看法。他认为，进入现代社会后，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只是被“边缘化”了，但并没有消亡，还有一些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了下来，那“存活”在现代文论之中。因此，该书提出了“存活”的新概念。所谓“存活”，“主要指中国传统文论的一些话语被‘隐性传承’了下来，以及在现代文论和批评中使用情况”(该书第13页)。作者通过大量的文献调查和数据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基本数据，即“目前大约有134个传统文论话语还存活在现代文论与批评之中”，其中“常用话语大约有56个”(该书第73－74页)。与现代文论中引进的“外国文论话语533个，其中常用文论话语大约有162个”(该书第43页)相比，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确实是被“边缘化”了，但是它们仍然还“存活”着。回顾以往的文学和文论研究，“存活”确实是一个新概念。“存活”概念的提出，其理论意义非常重要。它解决了传统文论话语现代化的理论前提。因为若是传统文论话语已然消亡，那么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现代化也就是个伪命题了。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的理论问题。

　　与此相关的问题是，既然传统文论话语“存活”于现代文论中，那么，它是采用什么方式传承至今的呢？对此，作者又提出了“隐性传承”的新概念。所谓“隐性传承”，是指传统文论话语是以隐蔽的方式传承下来的，这是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方式，也是传统文论话语“在现代语境中的实际处境和存活策略”。显然，仅仅是存活，传统文论话语的理论资源还不能发挥为现代文论提供有力支撑的作用，以建构独具特色的中国现代文论。所以，作者接着提出了“传统再生机制”的新观点。这样就完善了“存活说”的理论内涵，即在确证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基础上，寻求其存活的具体路径和方式，并进而探寻其在现代文论中的利用范式和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该书厘清了传统文论话语研究的逻辑进路，破解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现代化的理论难题。   

　　其次，该书以文献调查和数据分析的新方法，开发出“存活在现代文论中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新现象。

　　长期以来，学界大都只是将传统文论话语作为“古代文论”的学科来研究，几乎都没有超出“古代”的时间范围，当然更不可能去考虑现代文论话语和古代文论话语之间的关系问题了。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传统文论话语在现代文论中的“存活”问题。该书作者就是很敏锐地发现和提出了这个问题，并开发出“存活在现代文论中的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文艺学新现象。

　　毫无疑问，以数理、概率和频次统计的方法，来对传统文论话语在现代的存活状况进行调查和分析，这是颇有说服力的。“存活”现象的发掘，正是基于该书中所涉及的三个调查报告：即20世纪外国文论话语引进状况调查报告、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边缘化状况调查报告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状况调查报告。近百年来，中国现代文论文献浩如瀚海，要从这些文献资料中析出外国文论话语和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分布情况，是极其困难的。所以，作者按照在一定时期内影响力较大、较有代表性的文论文献中进行“取样”调查，在很大程度上对“存活”现象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调查论证。譬如在“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的存活状况调查报告”中，作者以1980年至2010年的30年为调查的时间阈限，从文论教材、文论论文、文论工具书和文论综合研究等方面，选取了代表性的文论文献进行调查，得出了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基本数据。同时，还具体论述了其在本体论、创作论、文体论、修辞论、风格论、鉴赏论等方面的分布状况。应该说，作者通过这种方法，找到了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的证据，完成了从“存活”概念到“存活”现象的逻辑过渡。

　　再次，该书在通变的视野中寻求中国传统文论话语现代化的路径，建构了“中国传统文论话语存活论”的新理论。

　　一直以来，由于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疏离，使古代文论研究日益走向学科的自我封闭。作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是打通传统文论与现代文论的学科隔离，在“现代转换”中寻求生存和发展。“现代转换包括‘转’与‘换’两个方面。所谓‘转’，就是《周易》所说的‘通’，就是继承传统；所谓‘换’，就是《周易》所说的‘变’，就是创新。”中国传统文论的转换，“只能是在中国本土文化的土壤之上，进行中国古代文论传统本身的调整、更新和转化。即从现代文论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用当代的眼光和意识，对古代文论进行辨析、选择、阐释和创新，从而化古为今，建构一种新型的中国文论。”(该书第141－142页)很显然，该书作者敏锐地把握住了关键问题，即“转换”乃是求“通变”，“通”是本质，也即贯穿传统文论话语发展的内在脉络，是民族性之所在；“变”是目的，乃是围绕建立自主的文学理论这一中心目标而进行的自我改革。

　　接着，作者又选取“文学”、“言志”、“意境”、“美”等重要范畴，在微观层面进行深入拓展，以引证宏观研究，完成了“存活论”的理论创构。从这个角度来说，撇开该书精当的论述，以及对当代文论发展的深切关注和对其未来命运的激情展望等，单就其对于“存活论”的理论创构而言，就是对于中国文论研究的重大贡献。它不仅揭示了传统文论话语“存活”着的事实，而且为我们如何理解“传统文学”提供了新的思路。即“传统文学”不是局限于“书面”上的古代文学，更不能将“传统文学”等同于“古代文学”。因为，传统文学的一些内容元素和形式元素还会“存活”到现代文学中来。所以，“存活论”的提出，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对于“传统”的观念。它的学术意义远远超出了“传统文论”的范围，对于中国文学史、中国文论史和中国美学史的研究，甚至对于整个“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普遍的学术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