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红区的孩子们

　　什么叫群众路线？就是“常回家看看”，老百姓的家就是干部的家，就是国家的家，就是“中国梦”的家。

　　——摘自采访笔记

　　红军从宁都出发

　　那一刻，灼热的大炮仰对苍天，炮口飘着一缕青烟。

　　大西北。1937年1月。严冬。经过万里长征能够活下来多不容易啊，而两万多奉命西征的红军将士却抛尸西北的荒野大漠。那一天遍地狼烟，红军伤亡惨重，匪首马步芳、马步奎的军刀滴着血，靴子也被染红了。几个马匪用烂布死死堵住红五军军长董振堂的嘴，把他绑到炮口上。董振堂怒目喷血，脸色青紫，再不能吼出自己的信念和仇恨了。蓦然，天崩地裂的一声炮响，英魂化为满天纷飞的血肉，染红了大地和历史。

　　董振堂，河北新河县人，英眉朗目，仪表堂堂，曾获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授予的最高荣誉奖章——红旗勋章，长征中被誉为“铁流后卫”。1936年10月他率部踏上西征之路，部队人多枪少，每支枪只有5发子弹。转年1月，董振堂率3000余人在甘肃高台与马家军浴血奋战九天九夜，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全部壮烈牺牲。那一年，军长董振堂42岁。他的红色征程就是从宁都县开始的。

　　2013年6月，我到了宁都，为的是祭奠逝去的红军将士，看望红区的乡亲和孩子们。宁都县位于江西省东南部，属赣州市，现约有80万人口，三国时代为吴国属地。正是烈日炙烤的季节，太阳是火烫的，红土地是沉默的，记忆是灼痛的。提起早年的红都，我们更多想到的是兴国、瑞金，其实宁都是更早的红都。红军下了井冈山，第一个落脚点就是散布在罗霄山余脉的宁都县。宁都创造了中国革命史上的许多个“第一”：

　　——宁都是最早建立红色政权的县份之一。

　　——宁都是苏区第一次反围剿的指挥中心和主战场，活捉“国军”师长张辉瓒就是在附近的龙冈发生的。顺便说一句，行伍出身、富有作战经验的朱德在军事指挥上发挥了重大作用，而这一点历史却很少提及。

　　——1931年1月，中共中央局在宁都赤坎村的龚家祠堂宣告成立。同时，军委前身“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也在此成立。

　　——红军在战斗中首次缴获一部电台，宁都由此成为红军第一部无线侦察电台诞生地。那时“国军”不知道“赤匪”有了电台可以侦听了，上传下达命令全使用大白话，红军作战料敌如神就是这么来的。

　　——1931年12月14日，经中共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人在赵博生、董振堂、季振同领导下，通电全国，宣布加入红军。红军力量骤增一倍以上，其武装设备更胜于老红军的大刀长矛。这是国民党部队首次以整军建制投向红军，史称“宁都起义”。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红五军团，出了30个将军，惜乎西征时全军覆灭，所剩无几。

　　——宁都是“少共国际师”诞生地，全师11000余人，绝大多数是在儿童团中锻炼成长起来的农家孩子，后大部分牺牲。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宁都是红军万里长征的出发点之一。

　　宁都的革命史惊天地而泣鬼神，数万人喋血沙场，有太多的“第一”数也数不清，但新中国成立以后似乎成为宣传上的一个“禁区”。盖因这里还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另类“第一”：宁都会议。1932年10月上旬，中央局在小源村榜山祠堂召开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泽东、朱德、任弼时、项英、顾作霖、邓发与会，总参谋长刘伯承列席(无投票权)。会上就第四次反“围剿”的作战方针发生激烈争论。因大军压境并实行“铁壁合围、步步为营”之策，“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的机动战术遇到困难而被弃用了，主张坚守抵抗的左倾冒险主义占了上风。此外，当时红军内部掀起一股“肃反”风潮，数百上千的排以上包括师团干部被枪杀活埋，很多人把怒气撒到毛泽东身上。会议经投票，决定免去毛泽东红军总政治委员的职务，由周恩来兼任。

　　正因为如此，宁都的血色光辉在革命史上似乎显得“黯然失色”。但是，这是不公正的。我们不应遮蔽也不应遗忘宁都人民在战争年代付出的巨大牺牲与贡献。苏区时期，仅有20余万人口的宁都，留有姓名的革命烈士就有16724人，参军56304人，父子、兄弟、夫妻同时入伍的比比皆是，参与支前的乡亲达28万人次。

　　宁都自古以来是客家聚居地，有130多个南下的客家大族，几乎村村建有家庙祠堂。中央和红军的各种干部会议，战时的指挥部，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中央领导的下榻处，农会、妇女会的活动中心，大都集中在祠堂。如今这些飞檐重脊、山墙高耸的祠堂已然空空荡荡，灰暗而破败，农民们忙于耕田打工，无暇打理它了。但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依然赫然在目：“打土豪分田地！”“红军是穷人的队伍！”“死也不投降！”伫立在那里，当年毛泽东悠长的湖南腔，中央和军委会议上的激烈辩争，红军将士们的震天呼吼，电台的嘀嗒响声，乡亲们踊跃报名入伍的客家语，孩子们在门外的嬉戏喧闹，痛悼烈士的悲哭和誓师口号，一切似乎仍在耳畔阵阵回响……

　　散落在山水之间的村庄半掩在薄雾和绿荫中，宁静而幽远。山洼里的水塘水田像一面面镜子，反射着太阳的光芒。这里很多人家珍存着陈旧的烈属证书、发黄的红军战士家书、先辈投军和支前的证物，像山路一样布满岁月的印痕。如今这些物件长久地锁在木匣和箱柜里，和历史一起沉寂了。硝烟散尽，活着走进新中国的成了将军——当时宁都出了13位将军——而烈士们的后代依然在田间和老牛一样辛劳着。我蹲在地头问一位肤色黝黑的插秧老乡：“你祖辈当年有闹红军的吗？”“有啊。”“现在日子过得怎么样？”他笑呵呵说：“庄稼人还能怎么样？老样子呗。”

　　请历史记住，红区这些依然粗茶淡饭的乡亲们像群山一样崇高，像红土地一样沉实。没有他们，红军闹不起来，共和国也无法站立。我们常说，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还有一句话更重要：没有亿万人民付出的巨大牺牲和支持，就没有共产党和新中国。

　　书声琅琅的宁都

　　宁都气候温润，雨水充沛，物产丰富，号称“赣南粮仓”，有“纵使三年两不收，仍有米谷下赣州”之说。受客家文化传承影响，宁都人好读书重教育。古时，庠序(学校)、书院、诗社如同山花朵朵，在这片富庶乡野中开得很繁茂。这些自然都是乡绅和告老还乡的官员出资办的，史称“四方求学数百人至宁都”。故而宁都文脉昌盛，绵延不断，宋代有“诗国”之誉，明清有“文乡”之称。一个藏身大山的小县，历史上出了两个状元、一个探花、130个进士，非常了不得。不过新中国成立以后，“赣南粮仓”宁都却很快陷入贫穷之中。然而，书声琅琅的千年文脉，也在摇摇欲坠、透风漏雨的学校里，在红军后代、泥脚娃子翻山越岭的上学路上悲怆地延续着。

　　2011年，宁都县政府对全县教育事业状况做了摸底调查。其时，全县共有中小学341所、学生12.4万，其中留守儿童21777人。县城初中最大班人数为84人，最小班62人。小学最大班人数为82人，最小班62人。危房占全县校舍总面积四分之一以上，其中211所学校没有运动场，120所没有校门，153所没有围墙，21所没有食堂，149所没有厕所，缺损课桌椅53551套，49所小学896名孩子睡地铺。在山区一人一校的上百个教学点，2350个小学生在复式班上课，即因教师少、学生少，多年级在同一教室授课。很多学生家庭生活困难，34500个孩子吃不起食堂，自带饭食腌菜上学。经济发展严重滞后，县里太穷了，甚至不得不抽取全县20%的学费补贴财政，各学校只好靠贷款维持运转和建设，总负债3200万元。环境如此艰难困顿，很多教师不得不“孔雀东南飞”，但调人进来更难。宁都中学校长曾找到县长，要求调入外地一位教师。县长为难地说，进来一人我一年就要多发两万多元的工资，咱们养不起啊！校长出门时流泪了。

　　迄今，宁都还有几十个“一人一校”的教学点，条件很差，老师很累。但县领导很实际，没有跟着“城镇化”热潮急于集中办学——那样山里娃娃上学就太远了。我乘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两个多小时，到了距县城77公里的黄陂镇大湖村禾塘教学点，见到了王登兴老师和他的13个小学生，其中一年级7个，二年级6个。还有些不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因为父母外出打工，被送来请王老师代管——他实际上又成了幼儿园的“阿姨”。王老师56岁了，黝黑，瘦弱，神情中透着疲惫与黯然。学校是一栋陈旧的平房，一间教室加一间办公室，课桌和简易的铁腿板凳有些残损。

　　王登兴的家在5里之外的一个村庄，是红军烈属。他爷爷当年是农会的泥腿子干部，多次率领村民冒着炮火上前线，送粮送水抬伤员，奶奶在后方组织妇女为红军缝衣做鞋。他的叔爷当了红军，牺牲在战场上。1964年，王登兴7岁时母亲病逝，家里过着半年粮半年糠的苦日子，父亲不想送他上学了。爷爷说，“宁可全家饿死也要让孩子读书！”年轻时候爷爷到县城做点儿小生意，给人家送货连门牌号都不认识，一辈子吃够了没文化的苦头。高中毕业后，王登兴被分配到这个教学点当了民办教师，一干就是37年。

　　如今他每天上午教4节课，下午2节课，语文、算术、音乐、体育、美术全来。黑板一分为二，给一年级孩子讲课时，二年级就默习写作业，实际上等于一天上12节课。而且自己洗衣做饭，还要照顾孩子们的吃穿住，白天夜里突生急病、出了意外的，要找医生、送医院，跟家长联系，日子过得很劳累。1989年王老师患了前列腺炎，至今未愈，但他一直默默坚守着自己的“学校”。前几年妻子、儿子在福建打工，给他找了一份轻松的工作，让他辞职，他拒绝了，依然默默坚守着身边的孩子们。儿子靠打工攒了点儿钱，在县城按揭给他买了一套小号住宅，让他提前病退去住，他还是继续默默坚守在大山里……37年来风雨不误雷打不动，他像一棵背弯腰躬的苍苍老树，以生命的绿荫滋润着老红军的孙儿和山里的娃娃们。

　　王登兴说：“这里离圩镇17公里，太远了，没有其他的教师到这里来。我一走村里的孩子就没办法读书了，想到这些我还是留了下来。我不会搞病退，只要能坚持就一直教到退休。退休了，如果身体能吃得消，又没有其他老师来教，我还可以继续教。”说话间，他瞅着围拢在屋里屋外的孩子们，眼里透着温润的光芒。

　　30多年来，王登兴教了上千个山娃，近20个孩子上了大学大专——不要小瞧这些数字，一个农家娃上了大学，就意味着整个家族的命运由此改变啊！以往，许多孩子因家庭生活困难交不起学费，辍学不念了。王老师说：“这是让我最难过的事情，但我的办法也有限。”他只能以“一个不能少”的殷殷心愿，翻山越岭去家里劝，先后找回上百个学生。交不上学费的，他就自掏腰包垫付。后来除了个别人家，很多人知道王老师生活也难，把欠下的学费都还给他了。

　　王登兴讲话平平淡淡，没有那些好听的豪言壮语。但我们民族的复兴，文明的繁盛，“中国梦”的实现，一切有赖于王登兴他们的默默耕耘和奉献啊！他们是根基，是泥土，是大地，而一切美丽和果实都灿烂在花叶的上面。

　　我觉得，红区需要支持，红区教育需要支持。我们不能亏待了红军的后代和王登兴他们。

　　教育是最大的民生

　　宁都县文脉久远昌盛，计划经济时代在赣州市创造过高考“十连冠”的佳绩。调到宁都工作的干部都很高兴，因为他们的孩子可以到宁都读书了，这是怎样的光荣啊！但是，新时期的挑战和变化来得太快太迅猛了，宁都县经济社会发展滞后，教育事业一片惨淡——不是宁都人没本事——他们走的是山路，跟不上了。

　　曾经的光荣，又变成了梦想。

　　在别的地方，教育是天大的事；在宁都，教育是比天还大的事。2011年，新一届领导走马上任，县委书记王四华当过大学教师，县长刘勇是宁都的山里娃子，他们都知道教育曾是宁都的骄傲，现在是宁都人的心病。在摸底调查的基础上，他们对全县干部说：“教育是最大的民生工程，抓教育就是抓根本，抓未来，抓发展。如果周边各县的教师和孩子都渴望进入宁都的学校，我们就会一招制胜，满盘皆活，百业齐兴！”几句话把宁都人民的心说温暖了，说亮堂了。

　　我因此而感动：两年时间，王四华和刘勇确实走遍了全县299个行政村和341所学校，一个没落。新班子履任之初，劈头遇上全县热议的一件大事：久负盛名、人才辈出的“宁都师范”发源于清代的梅江书院，宁都人视那里为文脉传续的风水宝地。该校被并到赣州市了，原校址89亩地已挂牌招标，准备整体出售。如果搞房地产开发，预计县里可收入3亿元以上。全县人民议论纷纷，都不希望那块宝地被破坏。王四华上任第三天到那里搞调研，老师们说得声泪俱下。王四华立即电召县里各常委紧急到现场商议，问大家怎么办？大家意见高度一致：“人穷不能志短，饿死也不能扔了教育！”会议决定，在原址新创办一所“宁师中学”——为了纪念宁都师范，也寓意着让老师宁静下来，教书育人。

　　继续调研听意见，又发现一个历史欠账：10年前即2001年，全县欠发教师一个月的工资至今未还。新班子东凑西挪，拨出500多万元全额补发，连转行的、调到外地的都敬送到手上。2011年9月10日教师节，宁都县召开了史上最盛大也最轰动的庆祝会，从教30周年和40周年的老教师们披红戴花，从县领导手中接过了奖金和证书，那一刻白发与红花相映，老泪与掌声齐飞……

　　这两年，教育作为宁都的“一号工程”、“最大民生工程”，获得最大政策倾斜和超常投入：教师的阳光补贴今年提升到人均2.2万元；征地500亩准备新建宁都中学，原址继续办学；筹资2亿多元，筹建3所中小学、1所特殊教育学校、3所公办幼儿园和214所农村中小学校食堂，并改建校舍8万余平方米；新增教师1000多名，启动了乡村教师周转房建设，对山区的教学点加大投入。他们说：“要以实事好事，做到用感情、事业、待遇留人。”

　　我和一些作家在宁都走访之际，恰逢高考发榜，东龙乡一个留守女孩李罗敏成为赣州市文科状元，大红喜报贴满县城。宁都教育事业欣欣向荣的未来，已经旭日东升般出现在地平线上了。

　　远离县城近百公里的小布镇上潮村小学，藏在深山之中，两间教室，一间办公室，12个学生，没食堂，没宿舍。老师们一拨拨来一拨拨走，多数是女孩子——年轻一代是属于大世界的，她们的爱情梦、事业梦都在山外边，真是熬不住啊。村里有一位年过七旬的老奶奶吴金秀，无论老小都叫她“吴婆婆”。看到花花朵朵的老师在这里受苦，她心疼；看到娃儿们没老师，她更心疼。吴婆婆特意在家里腾出一个房间，天天打扫得干干净净，免费给老师当宿舍。一日三餐，也是吴婆婆买菜买米上灶，一切都是免费。寒冬腊月，老师患急病了，上医院太远，吴婆婆爬上冰封的高山采来草药，煎了汤送到嘴边。下雨了，山路滑，婆婆发动全家打了几十双草鞋，送到老师和孩子们手中……整整28年，上潮村小学的老师换了一批又一批。吴婆婆头发白了，皱纹多了，腰弯了，腿脚不灵便了，可她家永远是山里的“教师之家”。儿孙们种地打工攒的血汗钱，吴婆婆说不清有多少用在来来去去的老师和孩子身上了。

　　不用问吴婆婆为什么这样做。老人家给一批批年轻老师讲的最多的故事就是：“山里闹过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