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人”的世界

　　聚焦文学新力量

　　须一瓜，女，原名徐苹，生于上世纪60年代，现居厦门。著有中短篇小说集《淡绿色的月亮》《蛇宫》《你是我公元前的熟人》《提拉米苏》，长篇小说《太阳黑子》《保姆大人》。曾获2003年华语传媒最具潜力新人奖、人民文学、小说选刊、上海文学优秀作品奖及《小说月报》百花奖。

　　“废人”的世界

　　□陈  思

　　须一瓜笔下的人物具有一种特别的精神气质，我把它归纳为“废人”。废人，是都市现代性对“人”的规定而产生的剩余物。须一瓜对这些人物的描写避免了一般小资文艺、黑幕小说和底层文学先入为主的叙事主题，我们只能先权且称他们为“废人”。须一瓜小说里的故事通常发生在“城市”，然而重点不是迷人的现代物质生活，不是朝九晚五的白领上班族的小小苦涩与伤悲，也不是底层工厂打工者遭受的压榨与不公。小说人物从阶级属性上可以归为小市民(交通协警、幼儿园阿姨、洒水车司机)、罪犯(小偷、黑车司机)、外来务工者、精神病患等等。这些“底层”人士，与“都市”格格不入，或者不得其门而入。同时，这些小人物身上的“阶级论”意味并不高，一种集体性的“阶级”意识从未在他们身上召唤出来。他们有时懵懂愤懑，有时疲于奔命，却始终无法理解世界，更谈不上改造世界。要命的是，他们始终是孤独地、个人式地对抗世界，这种抵抗又毫无结果。

　　“废物”的生存困境

　　须一瓜所描摹的废人，最显著特征是作为失败者和废物(loser)的生存困境。“失败”(failure)在这里意味着无法合格就位，他们是规训失败的产物。

　　《义薄云天》的主人公是性格羞怯、唯唯诺诺而又与人格格不入的管小健，一个做不成“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的废人。到某个城市做项目的小职员管小健在野外喂猫，见义勇为帮陌生女人抢回钱包、自己却被歹徒扎了4刀做了无名英雄。随后，他被妹妹逼着去找警察改口供，索要政府的肯定和嘉奖。警察不胜其烦，反而指控他谎报案情。管小健在妹妹逼迫下，只好对市民热线的“有话直说”栏目痛诉经过。被管小健帮助后不告而别的陌生女人萧蔷薇前来闹事，报社借机派记者展开调查。真相揭晓，萧蔷薇理亏。谁知萧蔷薇不仅没进一步去找律师打官司，反而态度180度转弯，主动登门照顾管小健。《义薄云天》后续报道发表之后，萧蔷薇就和管小健结婚了，其目的是为了自己的儿子中考加上20分。管小健狠狠地“被义薄云天”了一把。管小健的“傻”，是对“聪明”的拒绝。他拒绝以利益计算的方式规划自己的人生，宁愿浑浑噩噩地“义薄云天”。在这里，“义薄云天”并不是反讽，而是真诚的褒奖。假如管小健并不浑浑噩噩而是成功跻身城市，那么他的生存状态和最终命运将会如何？

　　《雨把烟打湿了》是另一个“管小健”的故事——虽然主人公水清在强大的城市现代性面前首先选择了“变聪明”而非“愚钝”，但这之后“不够格”的焦虑使他产生了自我厌憎的情绪，走向了变相的自杀之途。小说开端是一起出租车司机被杀的凶杀案，疑点是作为被告人的高级知识分子水清的精神鉴定完全正常，亦不存在杀人动机。随着实习律师的调查，小说开始倒叙44天前凶杀案发生的暴雨之夜。出身乡下的丈夫水清如何被太太钱红半催促半强迫地去和棋友会面应酬。为了这次棋友晚餐，水清必须亲自去买菜、整治鱼头、事无巨细地照料太太和儿子。暴雨夜路途不顺、女出租车司机脏话连篇、出事故时被女司机赶下车，到了对方家中虽极力加入话题、然而不由得注意到自己湿透的衣服弄得椅子滴水——烦琐的细节中酝酿着风暴。小说接下来插叙水清的个人背景，他如何以农村考生自卑的姿态进入大学，如何肮脏不卫生，又如何大胆地追求“白富美”钱红。婚后，他一点点征服钱红全家，直到全家更爱这个女婿。水清心中始终存在着“不够格”的焦虑。在母亲去世之前，他费尽心思阻止钱红去自己老家，在母亲来城市同住时非常克制，但也让母亲知道了自己农村长期贫困造成的生活习惯和城市生活的格格不入。

　　城乡差距化身为自卑和自尊、要强和脆弱、农村孩子与城市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的种种矛盾，极度对立的冲突成为水清的死因。钱红的高级知识分子家庭始终都希望水清继续走上学术研究之路，而水清面对扮演这样的角色和对方不断提高的期望标准，逐渐感到心力交瘁。他始终不上线的GRE成绩、面试时的糟糕表现和社交生活的无能，正是一面残酷的镜子，照出了他的原形——虽然他过上了体面的城市生活，但骨子里仍然是那个挤不进城市的“废人”。这一切矛盾的惨烈解决，源于水清在回家车上看到长相酷似自己的司机。司机的无礼粗俗使水清看见了一直恐惧厌憎的那部分自己。在掘根心态的控制下，他最终拿起进口刀具将之捅死。

　　“逆袭”后的“凤凰男”无法逃脱对都市现代性的渴望以及无法就位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进一步转化为对乡下老根的自卑、鄙薄和克制不住的厌憎与恐惧。最终，这一切都必须以文明、高级、优雅的进口“双立人”牌刀具来得到解决。通过以城市文明象征的双立人刀具杀死“不合格的自己”，“废人”解除了自己的焦虑。

　　“多情”的内在能量

　　“废人”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多情”。这些小人物的内心世界惊人丰富，并因此构成了内在与世界之间的极端矛盾——他们总是“想太多”。“底层”一旦具有了这些“非分之想”，就是不稳定的、是危险的：一方面，他们很难按照现代性的种种规范做出合乎标准的动作；第二，个人意识的觉醒使他们不会满足于被压榨、被欺凌的现状；第三，由于缺乏理解世界、改造世界的真正能力，这种无法平息的内心骚动使他们处于无尽的痛苦之中。

　　对弱者泛滥的爱，是“非分之想”的其中一种。对花鸟之类美好精致事物的宠爱，往往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的生活情趣，但在须一瓜小说里带有反抗的意味。对弱小的动物与植物情有独钟，使他们无法具备无情刻板的工具理性，从而表达了对彼端世界的拒绝。无疑，在须一瓜眼中，以利益计算为核心的工具理性是都市现代性的重要表现。管小健(《义薄云天》)和“豌豆巅”(《豌豆巅》)的爱猫、巡线工宗杉的爱鸟(《黑领椋鸟》)、小庆的爱花(《国王的血》)，使他们无法以利益计算的方式去思考，大脑总处在开小差的状态。“爱”总在需要他们循规蹈矩的时候泛滥出来，使他们的行为出现偏差。

　　《穿越欲望的洒水车》也以“爱”作为主题，尽管其描绘对象不是“对弱者的爱”，而是“弱者的情爱”。如阿兰·巴丢所提示，存在论上的“爱”具有破坏性和解放性，从来都是挑战常规的。小说以夜班洒水车女司机和欢拨打寻人公司电话开始，打开了这位单身女性在丈夫失踪后的4年生活。因为对丈夫的刻骨眷恋而陷入失眠、焦虑，和欢主动调整到夜班。然而，思念、绝望与怀疑在夜幕下恣意生长。寂寞难耐之际，她也会勾引路上的陌生男人，以解决身体和心理的空虚。她一方面学会了打呼哨，疯疯癫癫、流里流气，另一方面仍然以丈夫的衣服、内衣裤、胡须留下的气味作为生存的力量。小说就在信念与放荡、清醒与疯狂之间狭窄的轨道上摇摇晃晃地行走。

　　破碎的追忆，拼接出了和欢的人生轨迹。小夫妻的拮据生活、她的文化与出身以及性格上的内敛封闭使他们的感情一开始就笼罩着阴影。丈夫是职业中专学校的老师，而和欢只是小县城食品加工厂的后勤司机，丈夫托园林局负责人吴志豪给和欢在特区环卫处找到开洒水车的工作。婆婆看不起和欢的出身，婆媳关系越发紧张，和欢只是隐忍退避。某日上午，丈夫在赶回家处理电子邮件时与和欢就鸡毛蒜皮小事发生口角，就此离家失踪。丈夫祝安失踪两月后，和欢违背婆婆的意愿选择流产，婆婆忧怒之下病倒去世，从此，和欢回到离群索居的单身生活中。丈夫的离开是外遇、是不测还是无法忍受自己？

　　和欢宁可在对丈夫的思念中一步步陷入泥潭，而没有选择将就凑合地“过日子”。无论是粗俗的同事圭母还是丈夫的同学志豪，和欢都选择拒绝。最终，和欢在丈夫失踪4年之后得到消息。原来丈夫在小县城外因车祸死去，作为无主尸体，没留下尸体和骨灰；小县城警察办案不力，也没有从随身财物中找到联系信息，是医院护士整理遗物时发现的联系电话，以至于拖了4年。由于制度上的漏洞与执法者的懈怠，这条死讯拖了4年之后才传到和欢这里。如果这个死讯不是拖了4年、以至于让和欢完全在岁月的磨盘上耗尽了希望与精气神，她还会不会在《简单爱》的歌声中开着洒水车冲下了大桥？但小说对交通队和执法者的批评只是虚晃一枪，城市底层和欢泛滥满溢的“不正常的爱”才是主角。“爱”并不“简单”——周杰伦的流行歌曲显得略轻浮了些。“爱”在这里，应该作为对都市现代性规定的“日常生活”的一次起义来理解。

　　“多情”常常是这些小人物悲剧命运的原因。如果不是“想太多”，他们会不会免去许多困扰、少了许多痛苦？可是，要求人们不要“想太多”而满足于非本真的存在状态，不正是城市现代性所携带的暴力之一吗？尽管作家没有从个人精神史的深度去阐发这种“想太多”的主体根源和思想根源，但“想太多”本身已是对城市规训权力打开的主体性缺口。

　　“废人”之用：由“废人”引向的现代性反思

　　可贵的是，须一瓜没有简单给“废人”赋予道德霸权。“废人”固然是城市现代性暴力的受害者，并不等于从道德视域看具有正当性。在《海瓜子，薄壳的海瓜子》《穿越欲望的洒水车》《火车火车娶老婆了没有》《毛毛雨飘在没有记忆的地方》《二百四十个月的一生》等作品中，“废人”的道德状况一再突破底线，普遍低于“常人”的平均线。这并非因为作家喜欢哗众取宠。对“废人”进行简单的道德夸奖或道德批判，甚至由此引申出对作家的判断，都将陷入一个更大的、更隐晦的陷阱而不自知。如实地描述“废人”，必然要触及到“废人”自身的道德困境。须一瓜的目的在于，探讨以“寻常”手段挣脱这种道德困境之不可能，最终使人反思这一状况的制度不合理。

　　制度性反思是一个方面，更深的一个层次是对道德本身的探讨。正如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的：“‘好’的判断不是来源于那些得益于‘善行’的人。其实它是起源于那些‘好人’自己，也就是说那些高贵的、有力的、上层的、高尚的人们判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好的。意即他们感觉并且确定他们自己和他们的行为是上等的，用以对立于所有低下的、卑贱的、平庸的和粗俗的。”但尼采也同时提醒我们，不应该将“奴隶的道德”视为道德本身，那么又该如何看待作为无强力者的“废人”所预示的道德前景？伦理问题的深入探讨这里无从展开。但现在可以知道的是，通过讨论“废人”的“不道德”，在避免将之“道德化”的时刻，我们的思考就被牵引着，走向了使道德成为可能的更广泛的思想结构。从这个角度来说，“废人”的道德问题就成为现代性反思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废人”派上了用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