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丁与文学豫军的那些事（节选）

　　内容简介

　　本书是作家、评论家南丁的评传。作者从大文化视角切入，以跨文体的写法，采用小说结构、散文笔法、诗歌意境来结构全书，语言口头而家常，亲历、直感、生动、贴切，很有现场感。其手法回环牵绕、连带出击，以人为经，以时为线，以思路牵文脉，以作品带时代。细节多于概括，鲜活多于理性，遣词汪洋恣肆，文思汹涌澎湃，联想的跳跃的意识流的，组成琳琅满目、色彩斑斓的理论推衍与真实生活图景复原。

　　评传中有人格评判，更有悲悯情怀，写一个人，描摹出一个时代，勾勒出文学豫军的整体群像，从一个少有人知的视角论述了文学与环境、与氛围、与群体、与个人的联系，情理充沛，引人深琢。

　　《 阳台下的小街 》 是南丁老师写于1994年的一篇散文，写自家二楼阳台下小街的变化。刚搬来，可在小街散步，听街两旁的小叶杨树动听的声响，看它告知你季节的变化，对面起楼之后，猜想被窗帘遮掩的故事，也挺有趣。后来建市场，驴叫，人喊，黄尘透过窗缝钻进屋里，半天不扫，桌面落满尘土。卖了莲菜，又搭棚卖土豆，又建房搭店卖玉器。小叶杨树枯死了，断裂了，散步也就不再去小街，因为没了小叶杨树的低声细语，也就没有猜想故事的心情。在南丁老师搬进省文联新建大楼的15层之后，称旧居为“楼下”，他说来“楼下”吸烟方便。这座楼是省文联上世纪80年代初按职务、职称分配的，1981年南丁任省作协副主席，主持工作，主席由省文联主席于黑丁兼任。1983年南丁任省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一直住在二楼。

　　今天，我来到有阳台的二楼，演绎一个不用猜想的故事。这个故事是一位68岁的文学老年对81岁的老年文学大家的专访，这次和上两次专访，进入了文学老年的“编年史”。采访已不是主席而成文联、作协顾问的南丁老师。

　　仍然有书香气，那是感觉。立地而到屋顶的书已搬走，所以，不必在走廊的书架中侧身往返，也没了书架上的烟灰缸。我说：没了烟缸，我有了失落感，南丁老师说：在桌上，两个。果然，南丁老师“老书房”里的书桌上并排一大一小两个烟缸，烟缸边是三包三种牌子的香烟，我手指烟缸和香烟说：特供。南丁老师笑说：共享。还有好茶。我俩笑着，各点燃一支香烟。烟雾顿时弥漫“老书房”。在香烟弥漫的“老书房”里，我开始了计划中的第三次访谈，南丁老师端坐不语，他在享受烟草的芳香。

　　近年，埋下身来阅读南丁的作品，挺起身来追踪他的文化活动，静下心来探寻他的文化生命和人格魅力。在我几十年间对郑州这座中国最早城市进行历史文化的勘探、爬梳、写作中，南丁总在我眼前出现。几十年间，南丁是河南乃至中国文学史的一段。

　　喝茶，我的茶好。南丁老师起身倒水时，才发现“热得快”的电源未打开，他笑了，脸上竟有一丝羞涩，就又回到他的老书桌前，复又点燃一支香烟，眯起了眼。这时，这间“通透”的“老书房”的南窗泄进一片阳光，洒在南丁老师的头部和身上，那阳光静静地勾勒出一座雕像，一座文化老人的雕像。我信奉胡风的“到处有生活”，读书是我的生活。这一段，我“生活”在150万字的  《 南丁文集 》中。我仅仅是进入南丁的小说、散文、随笔、诗歌、评论、序言中“生活”的；我又从这种“生活”中走出来，将南丁的一系列作品梳理、分类，作一次解读，加上我解读的观点；然后，按我的解读观点再进入“生活”说上三言两语，因为南丁老师的作品，已经丰富、饱满，思想性和艺术性已臻完美，我进入的三言两语是学习心得，或者是加了一点儿背景，如此而已。在今年8月15日，第一次访谈南丁老师时，我告知：每写一两章，访谈一次。那一次是喝酒，南丁老师的答复是，“啪”地与我碰杯。我还告诉南丁老师：有些作品，我是“进”不去“生活”的，那是我思想和功力达不到，大段的引用，让你的作品再鲜活地跃然纸上。这也是我的观点，抑或是写作方法。

　　8月的第一次访谈，3小时又10分钟。

　　在“老书房”访谈南丁老师，是3小时整。

　　继续访谈，南丁老师又回到8月16日访谈时所说的两段“深入生活”，一段是派“右派”到大别山，一段是“斗批改”下放，自愿到山区去，与山民共命运。那里有南丁的家。

　　那两段终生难忘的“山水之间”的生活，他生命的一个重要节点，28岁到山区劳动改造，39岁的文化干部到山区与山民“三同”，生长成南丁一生的温暖向善。

　　大别山深处，来了“右派”何南丁，山民称他“何大锅”(哥)，当地方言，锅哥不分。“何大锅”与山民平起平坐，成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一家人，这是血肉结缘、深入骨髓的情与爱。南丁老师下放南阳，自愿进山，他说他喜欢大山，伏牛山深处山路旁，有了一家三口人的何家，夫人左春，女儿向阳。小水大队腾出粮仓三间屋，又给南丁老师“干打磊”了一间书房。在苍茫的伏牛山路，自通长途汽车以来，汽车都是在粮仓的坡下飞驰而去，南丁老师安家这里，专设一站：何家。长途车缓缓停下，售票员喊道：何家到了！还有生产队长王衍召，他是南丁老师下放时发展的党员，1993年，他已60岁。那一年南丁老师到西峡开会，王队长无钱买车票，徒步70里去看南丁老师，见面热泪奔涌，只一句话：想你，来看你。不吃会上的饭，又70里徒步回家。

　　南丁语调是缓慢的，情感是炽热的，那是在说家事，亲情，是一种温情与敬意。南丁老师说：王衍召已不在了，他在的时候，我举家回去过一次。我则回去得多些。南丁老师用回去两个字，足见对这方水土和人情的眷顾与深情。南丁老师说：我要写一段文字纪念王衍召。

　　两度山民生活，是南丁老师生命的重要节点，是南丁老师的历史，它的价值是：“知识分子真正劳动化了”。我想，这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今天的意义在哪里呢？用南丁老师的话来说：与人民结合，为人民服务。

　　作家南丁，在“何家到了”之前他的创作被扼杀过，那是因为《科长》，还有杂文《“糊涂涂”、“常有理”、“惹不起”》。这两个作品又一块入选中国新文学大系。《科长》50年后仍读出味道。当时受批判的还有《苦恼》《良心》《被告》。名篇《检验工叶英》，1955年先发于《长江文艺》，当年《人民文学》转发头条，1956年中国作协开研讨会，该作品列入研讨首篇，后选入高中语文课本。

　　从“何家到了”回文联，扼杀在继续。

　　关于1966年，《焦裕禄》长篇通讯发表，全国掀起焦裕禄热。文联党组开会，文学界要有东西发出，华山写报告文学，李凖搞个电影，让南丁写部焦裕禄的长篇小说。南丁老师立即赶赴兰考，当时兰考已有300多位新闻、文学、音乐、美术各战线的记者、作家、画家、作曲家，前所未有的采访大会战。他借了一辆自行车，到各乡村跑、采访，从2月跑到5月，记了好几本笔记。南丁老师又进入了最佳创作状态。这个状态因为大批“十七年”文艺黑线而终止。文联通知南丁：立即回机关，学习讲话，批“十七年”。说到这里，南丁老师怅然若失，说：我没有一部长篇。听到这句话，我肃然起敬，不仅是痛惜焦裕禄题材长篇小说未完成，而他最佳创作状态中还有长篇计划，而他话里的深层意思是，没有一部长篇，是一个历史性的缺失。

　　在粉碎四人帮之后，南丁的心身都解放了，关于创作有很多想法，眯着眼，香烟在他的上空飘动，“我遇到了好时候，进入新时期，我写出了《旗》《死魂灵》《他们两个短促一生的编年史》《尾巴》”。小说《旗》从“大干快上”的大跃进时代氛围中展开，以伏牛山深处一个小山村核桃沟高级社由“白旗”到“黑旗”再到“红旗”的荣誉变迁，反映了从1958年到1978年20年间中国农村的时代变迁。

　　作家南丁在“老书房”，进入了创作的最佳状态的幸福回忆。

　　1978年末，南丁站在郑州经七路34号河南省文联家属院4号楼西门栋东单元二层的书房里，沉醉在小说 《 旗 》 的写作之中。沉醉是一种状态，如醉如痴，难于自拔，那人物那情节那细节那对话那情景那眼神争着抢着涌上心头，形成堵塞，呼唤着作者赶快在纸上予以疏通。这种写作状态之于我，也是可遇不可求，妙不可言。如此这般，沉醉数日之后，这篇以伏牛山中核桃沟村从1958至1978年从白旗黑旗而红旗的生活故事完稿，完稿之日为1978年12月21日。没记错的话，翌日早晨，电台的广播里就播出了《 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 》。这声音是全党和全国百姓期盼已久的，当然也是南丁期盼已久的，他是那激动兴奋的千万党员中的一员，是那激动兴奋的亿万百姓中的一个。南丁说：“我还另外增添了一分我个人的幸福的感觉，那就是我的《 旗 》 的写作在时间上竟与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如此地同步，在精神上竟与我们党的三中全会如此地契合。这不是说我有如何高明，这是说三中全会与普通党员普通百姓普通作家之心是如此地相通相融啊。我刚好在那一个时间写了那一篇小说，幸福的感觉就自然地降临，也注定在日后成为我幸福的回忆。”

　　这篇小说发表在1979年1月《奔流》复刊号的头题。后来，有评论说，《旗》开了反思文学的先河。

　　(摘自《南丁与文学豫军》，作家出版社 2013年1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