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活人物是小说创作的重心

　　近些年来，有的作家受西方文学影响，尝试写无情节、无人物小说，增加了小说阅读的难度。但是，我还是认为小说的人物很重要，人物形象既是小说作者刻意创造的核心内容，也是读者解读小说的一把“钥匙”。塑造人物形象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主要手段，无论情节的设置，矛盾的安排，还是环境的描写，都是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的。如果把一篇小说比做一件衣裳，那么人物就是这件衣裳的衣领，衣领具有统摄全局的重要作用。没有衣领的衣裳只能是奇装异服，没有人物的小说也只可能是偶尔为之的探索性新潮小说，常规意义上的小说都应该有人物，而且，还应该将塑造人物形象作为小说创作的核心任务。

　　眼光向下，关注小人物的命运

　　文学是人学，我们面对的人，绝大多数是普通的小人物，他们才是构成社会的绝大多数，是生活的主体。要写好小说，首先必须具有平民意识，就是眼光向下，关注弱势群体，关心他们的疾苦，把他们的生存困境作为小说表达的主要内容，写他们的生活，写他们的性格，写他们的命运。作家或知识分子与平民百姓有着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又必然会产生一定的隔阂，所以，必须学会换位思考，遇事必须站在平民百姓的位置上去考虑，去认识。用平民的视角去观察和认识平民百姓的酸甜苦辣、喜怒哀乐。以平民的姿态进行写作，反映平民生活，贴近平民的情感，用平民语言讲述老百姓的故事。

　　张贤亮的小说《邢老汉和狗的故事》就是一篇以苦难的民间情义来关注小人物的悲剧命运的好小说。它从邢老汉的一生中截取几个片段，写他的命运遭际，尤其着意把他的精神痛苦和孤寂写到令人战栗的程度，形象地展示了极“左”政治路线肆虐下小人物的精神生活的惨痛。这是一曲凄婉的挽歌，又是一篇极其严厉的控诉词，也是对朴素的民间情义的深情颂歌，朴实、沉郁、凝重而又动人心魄。整篇小说渗透了作家同情弱小，关注小人物命运的敏锐而又细腻的情感。刘恒的《狗日的粮食》以饥饿乡民的苍凉诅咒作为小说的题目，令人触目惊心。小说讲述了一个在特殊年代里发生的有关粮食的故事。小说从“粮食”这一人最基本的生存需要入手，用它观照杨天宽一家所走过的单调而又艰难的生活道路。“狗日的粮食”作为小说的标题和休止符，成了一个被粮食逼上黄泉路的女人的绝命呼喊，是她的墓志铭，更是小说家借笔下人物诅咒生命沉沦的象征物。直至今天，走遍全中国，最普遍而又通俗易懂的问候语还是“吃了吗？”由此可见，瘿袋女人并不是个别的，她的遭遇也不是偶然的，她是一个充满隐喻和象征的文化符号，是千千万万为生计而劳碌奔波的芸芸众生的缩影。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崛起的“新写实小说”的许多优秀作品，如《烦恼人生》《一地鸡毛》《风景》等就是因为它们关注凡人琐事、庸人俗事，把小人物生存困境的原生状态还原出来，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所以，每一部优秀的作品，都有作家伟大的灵魂在光照作品。那就是作家的人文关怀，悲悯之心，关注底层，同情弱小，以平民的视角、平民的姿态平实地进入到普通百姓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去。

　　抓住特点，写出人物的个性

　　小说写人，一定要抓住特点，写出人物的个性，切忌公式化，脸谱化。所谓特点就是这一个人物区别于其他人物的主要标志，抓住了特点也就抓住了人物的思想本质和性格个性。同样是写女人的倔强和执著，陈源斌的《万家诉讼》主要写何碧秋告状为了“讨个说法”，徐宝琦的《二嫫》主要写周二嫫发誓要买一台带色的电视，而莫言的《野骡子》则是写“我的母亲”玉珍立志要盖一幢“比队长家还高”的大房子。三个女人，性格各异，形象鲜明，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万家诉讼》写农村妇女何碧秋告状，为了“讨个说法”的那股子坚忍不拔的劲头。作者写何碧秋告状时，那般憋气、茫然、失落、坚韧、坦荡、内疚和感叹，那栩栩如生的语言心态和动作画面，非常生活化，却又非常个性化。而《二嫫》写周二嫫的倔强，则主要抓住二嫫的争强好胜，宁可吃亏，也不愿输气的个性特点来写。二嫫，一个眼睛里进不得半点沙子的好强女人，她也常干一些蠢事。但她毕竟是一个善良的女人，她常常在内心里自责，为自己的一些过激行为后悔。《野骡子》写“我的母亲”玉珍的倔强，则主要写她立志要盖一幢“比队长家还高”的大房子。为了盖大房子，玉珍勒紧裤带，省吃俭用，起早贪黑，受尽煎熬。何碧秋、二嫫和玉珍这三个女人都很倔强，很要强，却性格各异，丝毫没有雷同感，就是因为作者抓住了人物各自不同的特点，写出了她们的个性。

　　同样是写傻子的形象，韩少功的《爸爸爸》中的丙崽是一个病态的畸形儿，而阿来的《尘埃落定》中麦其土司家的傻儿子却是一个外表痴呆，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的神秘人物。丙崽是个只会嘟哝“爸爸爸”和“×妈妈”这两句话的白痴小儿，他的存在无疑象征了人类生存中的丑恶、顽固和浑浑噩噩的一面。但就是这样一个令人厌恶的人物竟然得到了鸡头寨全体村民的顶礼膜拜，尊称其为“丙大爷”，成为指点迷津的神灵。在此，缺少正常理性的丙崽恰好也揭示出其他人的精神病态：理性迷失之后的愚昧与残忍。《尘埃落定》借麦其土司家“傻瓜”儿子的独特视角，兼用写实与象征表意的手法，轻巧而富有魅力地写出了藏族的一支——康巴人在土司制度下延续了多代的沉重生活。两个傻子的形象各具特色，都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丙崽的身上渗透了湘山鄂水间巫术文化的怪异，麦其土司家的傻儿子身上则洋溢着藏传佛教的神秘。

　　同样写吝啬鬼的形象，《儒林外史》中的严监生为记挂着灯盏里点着两根灯芯嫌它费油而迟迟死不掉，《欧也妮·葛朗台》中的老葛朗台则在临死前还挣扎着去抢神父手中镀金的十字架。我们不能让严监生去抢镀金的十字架，让葛朗台为两根灯芯死不掉，那样就不伦不类了，因为他们是两个不同阶级的典型代表，严监生代表的是封建地主的吝啬和刻薄，老葛朗台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贪婪和疯狂。《水浒传》中，同是写第一次见到宋江，柴进说：“大慰平生之志，多幸多幸！”鲁智深说：“久闻阿哥大名。”李逵则当着宋江的面就问戴宗：“哥哥，这个黑大汉是谁？”言为心声，什么样的人说什么样的话，人物的语言既是人物身份的最好名片，也是人物的情感、性格、爱好等各方面的具体表现。三句话，三个不同文化修养，不同性格脾气的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跃然纸上，让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所以，小说写人，一定要抓住特点，写出人物的个性，这样人物形象才生动，性格才鲜明，才能够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血肉丰满，塑造活生生的人

　　小说的核心是写人，但写的必须是活生生的人，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一个具体的人，而不是抽象的人，更不是图解某个政策的思想符号，使人物成为时代精神的传声筒。那种事先设定一个框子，依着葫芦画瓢，机械而又僵化的创作观念和描写方法是行不通的，它违背艺术规律，是某个时期特殊的政治产物。人物抽象化、概念化，二元对立，不是好人，就是坏人，好人绝对地好，坏人绝对地坏；人物脸谱化、简单化，真善美，假恶丑，一目了然，没有丝毫回味和想象的余地。这样的小说人物，既没有艺术生命，也不受读者欢迎，只能成为文坛上的过眼云烟。我们的小说写人，一定要写生活中有鲜活生命的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有自己的感情，复杂多变，是立体的人。让读者感到这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就在自己身边，甚至长期跟自己生活在一起，是读者熟悉的陌生人。至于这些人物形象表达了一个什么思想，读者会根据各自不同的生活阅历和艺术修养，做出不同的价值判断和审美取向，一千个读者就会有一千个哈姆莱特。曹雪芹塑造贾宝玉这个形象的思想意图是什么？我们至今不得而知。有人说，《红楼梦》是曹雪芹感叹自己身世的情场忏悔之作，贾宝玉就是曹雪芹的化身；也有人说，贾宝玉是曹雪芹精心刻画的封建叛逆者形象。不管他要表达什么思想，反正贾宝玉已经活灵活现地走入了读者的阅读视野，成为世界人物画廊中不可多得的典型形象。莫言的《红高粱》中余占鳌的形象也颇耐人寻味。他是一个抗日英雄，却与以往革命历史战争小说中的英雄形象完全不同。小说把作为“我爷爷”出场的余占鳌写成身兼土匪头子和抗日英雄的双重身份，并在他的性格中极力渲染了一种粗野、狂暴而富有原始正义感和生命激情的民间色彩。余占鳌是惟一被突出的主要英雄，他的草莽缺点和英雄气概都未经任何政治标准加以评判或校正，而是以其性格的真实还原出了民间的本色。因此，这个人物给我们以前所未有的冲击力，并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

　　所以，小说写人，就是要想方设法把人写“活”，有血有肉，栩栩如生，跃然纸上，呼之欲出。让读者觉得这些人物就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同悲同喜，同哀同乐，让读者忘记了有文字和技巧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