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题材文学评论：“诗”与“思”的并行

　　至少有以下两个原因，决定了今天的军旅文学不会再出现仅仅仰仗经验、感性来创作的情况：一是作家成长环境、受教育程度的改观。从文盲、半文盲状态步入写作，以独一份的生命故事、生活经验铸成惟一文本，乃至终身文学成就者，军旅文学历史中并不少见，甚至可以说，1949年以后的很多军旅作家就是沿此路径成长并维系自己的文学之路的；二是文学发展的丰富性、思想性要求的提高。对现时发达的媒体传播业来说，已经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及时呈现的了，文学若不再脱出“故事”和“经历”的老旧茧壳，承载更加精微细致的现代感性，渗入敏锐透彻的思想触须，也就是在“诗”与“思”并行的层面拓展，就不可能再有什么作为的空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我对2013年部分军事题材文学评论的阅读感受。

　　青年作家西元在讨论当代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实效性问题时指出，当代军旅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虽然存在着扩大理论视野、吸纳新的理论资源的问题，但也要警惕“不顾历史境遇现实条件的‘照搬’”。因其发觉，尽管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当代中国文学及其批评与理论研究背景，但军旅文学仍有其特殊性，有独特的价值取向和理论方法。西元直截了当地发问：“是坚持独立自主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军旅文学批评与研究，还是依靠全面的文人化、学院化，乃至全面的西方理论化来获得自身发展？”西元发表此论的具体缘由是，某些军旅文学的研究与批评者，将当代中国文学研究中“重写文学史”与“文学经典再解读”等概念和方法照搬过来，简单地运用于对当代军旅文学所处困境的解码，而忽略了对这些理论方法背后的价值观。这样做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在不假思索地抛出一些军旅文学“新”观念时，可能会“忽视了战争的正义性而强调考察战争的矛盾与冲突；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历史条件而提倡纯粹的文学性；淡化了国家民族命运而强调人的个性与内心体验。”再如所谓反战问题，西元认为：“如果说‘名将还山不言兵’体现的是中国传统军人灵魂中强盛刚健的一面，那么一仗未打，却在悲天悯人地反战、厌战，就显得有些怯弱、迂腐了。”

　　这些意见当然是值得推崇的。理论与批评不在场，或者某些要害的问题，被军旅文学的批评与研究者漠视而由一个小说作者提出来，这是十分有趣的。西元的小说家身份同时也说明了新一代军旅文学的参与者、创造者，可能已经同时完成了思想理论训练，完成了“人”的更新换代，无论从读书思考之深入、知识获取之广博，还是对文学的充分自觉，他们都有着远比前人广阔的前景，因为他们既是一个“说故事的人”，也是一个对自己为何说故事、说什么样的故事以及如何讲故事，都已了然于心的人。

　　同为小说作家而对军旅文学发言的还有王甜。她在《反义词沙漠：在场的主角》一文中对同龄作家王凯小说中的“沙漠意象”进行了饶有趣味的解读。王凯的大部分小说脱不开与沙漠的干系，但沙漠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和小说中人物生活相关的地缘和环境色调呢，还是一种精神要素？在王甜看来显然是后者。“陷入与逃离”、“苍凉与繁茂”、“沉默与喧嚣”、“真实与荒诞”，这是王甜从王凯小说的“沙漠意象”中读取到的一组反义词，她由此确认，沙漠意象的建构，让王凯的作品兼具了“坚实的现实主义传统与无意识的现代主义精神”，进而“把军人精神与情感中最脆弱、最迷茫的部分呈现出来，让人看到生命的真实与荒诞是无法剥离的正反两面。”

　　我们会发现，有创作经历或经验的人对文学的发言，往往不同于职业批评家们的“高屋建瓴”，他们的言说虽未见什么体系化的推演归纳或概念堆积，但往往对作品阅读专注，怀着同情的理解，而且立场鲜明，态度坚定。军旅作家中像西元、王甜这样的作家的出现，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那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自为的写作，也就是自由的写作。这样的情况，也出现在身兼小说家、诗人和评论家多个角色的王凤英那里，她的评论文字虽不多见，但对军旅文学的发言往往直击要害。令人鼓舞的是，新一代的写作者中这种类型的作家正越来越多。我们有理由相信，只有当写作者对评论者的空玄之风不动声色，对各种时新之论、老生常谈都心中有数的情况下，真作家就会脱颖而出了。例如，在对所谓红色经典的研究中，当“重写”、“再解读”一类先入为主的研究范式流行时，醉心于个体伦理与革命伦理冲突纠结的某些“理论”喧嚣，可能会让一些定力不够的作家不知所措，甚至是基于此种定式来营构自己的故事。但对于能够进入“诗”与“思”层面的自为自由的写作者来说，这些云遮雾罩的颠覆和解构是很难危及到什么的，尤其是当涉及到对历史正义、民族命运和社会解放这样的核心命题的回答时，超越的立场、纯真的情感、朴素的价值观都是不言自明的。

　　文学理论与批评的一项重要任务，在于推崇有价值的作品。

　　当80岁高龄的前辈军旅作家徐怀中在去年出版长篇纪实作品《底色》之后，我们在这部作品所引起的理论批评话题中，看到了一种更加成熟和健全的文学价值体认气度与怀抱。之所以说“更加成熟和健全”，是因为批评家们终于离开了一般的“纯文学”问题而重新回到了历史世界，而且，这个历史世界是具有全球意义的：当中国文学只能被封闭地谈论时，很多经由文学转达出来的“中国经验”，经常不是被误读错解，就是被排除在了所谓的普世价值之外，另外的情况则是被贴上怪异的意识形态标签。而当我们自我调适，试图“与国际接轨”时，又会发现并没有什么可资印证的作品——新近被西方确认的莫言的作品像是一个例外。这一次，批评家们敏锐地找到了《底色》的真正“底色”，那就是徐怀中超越国别和民族而又相当自主的世界观、历史观。正如论者所提到的，《底色》的作者在面对越南战争时的智慧在于：“一是对人不对国，二是讲史不讲今，三是讲大不讲小。这个作品，对我们把握国际形势国际战略很有启发”(黄国柱)。“这47年，在作者笔下，不仅仅是时间的阻隔，更是一种历史的穿越，一种境界的开阔、世事的洞明。站在21世纪来看越战，有各种各样的资料、角度和回忆”(张志忠)。李迎丰的看法触及到了如何对非虚构作品进行艺术把握的问题：“非虚构文学写战争，可以找到很多刺激的素材，可是在他的笔下你一点也感觉不到血腥和刺激，却又很真实、很震撼。”但她同样也关注到徐怀中的思想视野，那就是《底色》一书的“国际战略”眼光。

　　批评家们的意见不约而同指向了《底色》的诗外功夫，也就是作家宏阔的思想视野，以至于给人这样的感觉：在徐怀中奉献给我们这部优雅自信、从容不迫的作品之前，大家很长时间都找不到契机来讨论一个几乎空白的话题：在世界文明、东西方关系、民族解放、反对帝国主义以及战争与女性、牺牲的神圣性等“意义”杂多的审美架构中，如何实现令人信服的“政治正确”？在已知的事例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学因获益于西方艺术经验与方法而在价值观方面迷失的案例太多了，无尽的崇拜，一边倒式的接纳拥抱，生吞活剥的照搬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的文学批评也差不多是这么过来的。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对《底色》的认知，也反过来证明了徐怀中是一个什么样的作家。他为何与众不同？他对美的事物的敏感，他捕获寻常题材时不一样的手法，比一般作家多出来的，正是思想。即如对47年前越南战争，他的思想从那时延续到了现在，所以并不止于孤立或静止地回忆了事。他的国际政治视野和辩证史观，他的亚洲视角和中国立场，他唯美的、珍爱生命的情愫，都使他的文学观照看上去与众不同——与肤浅的“反思”不同，与二手的、学舌式的西方腔调更是不同。说到底，思想的到位，是作家站立的根本，文学理论与批评的阐释也才能真正有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