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青与秦地文化

　　柳青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有着重要影响的作家之一。他以深厚的秦地文化为依托，用充满人文关怀的笔墨抒写了大时代中秦地农民的生活命运、物质欲求与中国梦想，先后创作了《种谷记》《铜墙铁壁》和《创业史》等重要作品。他扎根土地，创造、复活、重构了具有生活底蕴的秦地风俗文化、再现了秦地民间艺术，提炼了秦地方言，把宏大的创作意图融入日常生活叙事氛围之中，使作品充满了浓郁的地域色彩。

　　一

　　民俗是民间生活文化的基本构成。柳青在小说创作中对秦地民俗进行了多方面的叙写，具有浓郁的“秦风秦韵”， 其中婚丧嫁娶是作家着力复活和重构的民俗事项。

　　柳青于1942年创作的短篇小说《喜事》叙写了陕北旧式婚俗。小说写了鼓乐手、“引人的”、“送人的”和迎亲场景。还写了“定亲”、“送喜糕”、“拜神主”、“见大小”、回门等习俗，比较完整地再现了陕北传统婚俗礼仪。在《铜墙铁壁》中，作者描绘了陕北民间婚俗，展现了革命战争年代农村社会对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包容。在《创业史》中，作者写了寡妇再嫁的习俗，详细描绘了梁三娶寡妇时到河滩上举行订婚立约仪式，复活了民间传统。小说生动地展现了秦地民间风俗文化中对寡妇再嫁的种种禁忌，例如，立婚约要在天黑星全之后进行；再如，寡妇再嫁立婚约的地方，连草都不生，所以立约地点选在河滩。小说复活了秦地关中农村的婚嫁习俗，为点燃梁三再次“立业”的创业激情和刻画其迷信、守旧的性格奠定了基础。

　　小说写了秀兰虽属旧式包办婚姻，但自愿到未婚夫家里照顾婆婆，温馨感人，具有浓厚的人文关怀色彩，展现了农村婚嫁的新风俗。小说还写了新婚姻法颁布后，改霞解除原有包办婚约，刘淑良主动与性格不合的丈夫离婚，展现了她们身上新时代女性的特征。

　　除婚嫁外，柳青的小说还涉及了秦地丧葬民俗。《创业史》写王二直杠去世后，拴拴穿着白孝衫，扛着“引魂幡”，拄着哭丧棍，号哭着老爹，低着腰走在前头，后面由8个男社员抬着灵柩。灵柩后面是带着铁锹、供品、香纸和纸人、纸马的殡葬办事人群，最后是一辆牛车，上面坐着送葬的妇女们。小说还写了吊灵柩、封墓口、踩墓坑、堆坟堆、放纸炮、标边界等风俗。

　　柳青深深植根于民族土壤，通过对婚嫁、丧葬等民间习俗的描绘，显示出他关注农民生活的人文情怀，也增强了其作品的地域色彩。

　　二

　　陕北民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朵奇葩，也是陕北民间艺术的一块引以为豪的艺术瑰宝。柳青出生在陕北，后来曾在陕北农村生活和工作，深受陕北文化的熏陶与浸染，因此，他的作品大量引入陕北民歌。这些歌曲的纯熟运用，在柳青小说中发挥着多方面的艺术功能，展示出丰富而独特的艺术魅力。

　　早在1941年，柳青在《一天的伙伴》中便写了一个爱唱酸曲、咬字不清、有点结巴的运输员吴安明。小说写他骑在骡子上一倾一倾地摇晃着身子，用做作的女声不清晰地唱着：“你赶你的骡子……奴开奴的店，来来……往往，常哟相见……”在这里作者借用陕北民歌，采用欲扬先抑的手法，塑造了交通运输员活泼可爱、吃苦耐劳的形象。在《种谷记》中，作品先后引用了陕北爱情歌曲《骑白马》和革命歌曲《移民歌》(后来被改编为《东方红》)。民歌与故事有机地融为一体，前者展现了陕北青年对爱情的渴望与追求，后者展现了集体劳动歌唱的热烈场面。小说的结尾写到雨过天晴的陕北美景：“碧蓝的穹苍，鲜红的太阳，黄褐的山头，以及深绿的树丛，互相辉映得五光十色。”紧接着引出赵德铭大声歌唱《解放区的天》：“边区的天，明朗的天，边区人民好喜欢，民主政府爱人民呀，共产党的恩情说不完……”歌曲的内蕴与小说描写的意境完全吻合，小说在欢快的音乐氛围中结束，显得意味深长、余音缭绕，极富感染力。

　　在《创业史》中，柳青先后引入了山歌、童谣和抗美援朝歌曲。第一处是梁生宝带领互助组进山割竹子时，任老四对大伙念出的一段山歌：“山里人们实可怜，一年四季没个闲。自从粮食种下地，天一半来兽一半。天天守，夜夜看，眼熬红，嘴喊烂， 猪八斗来熊一石， 到头还是灾荒年。”通过山歌表现山民们生存的艰难，也暗示进山割竹子的艰辛。第二处是梁生禄晚上躺在炕上，让娃娃在他身上骑马。他口中念念有词：“咚咚喳，咚咚喳， 我儿骑马上舅家。舅舅抱，外爷亲，我儿长大你做啥——”该童谣既展示了农民家庭生活的天伦之乐。第三处是秀兰收到志愿军未婚夫立功的信后，插入了歌曲《世界人民团结紧》：“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嘿啦啦啦啦，嘿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那美国兵呀！”通过歌曲，小说不仅展现了秀兰激动的内心世界，也让读者联想到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拓宽了作品的容量。

　　在秦地，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戏曲是秦腔，秦腔又名乱弹，也叫梆子腔，源于古代陕西、甘肃一带的民间歌舞，其故事多取材于英雄传奇和悲剧故事，反映了秦地人民耿直豪爽、朴实敦厚的民风。

　　柳青少年时期曾在西安求学，成为作家后又在长安皇甫落户，期间自然受到关中文化，特别是秦腔的耳濡目染。在《创业史》中，柳青有意把秦腔引入小说中来凸显作品的地域特色。小说共有7处提到秦腔，其中有3处引用了戏文。一是孙委员快乐地唱着秦腔：“老了老了实老了，十八年老了王宝钏。”这两句戏词出自秦腔名剧《五典坡》，写苦守寒窑的王宝钏在18年之后，终于等回了丈夫薛平贵，这一段是表现她端盆清水照看容颜时，发现自己老了的两句唱词，在此，用来表达孙水嘴欢乐和欣喜的情绪。二是白占魁唱的两句秦腔：“老牛力尽刀边死，韩信为国不到头”。这两句戏词取自秦腔折子戏《斩李广》，写李广将军被杀时的冤屈心理，在这里用来表现白占魁表白自己为生产队出力不讨好、郁郁寡欢的心境。三是冯有万说的秦腔戏韵白：“元帅升帐，有何吩咐，小的遵命就是了！”表现出冯有万开朗、乐观、幽默的个性。

　　总体来看，柳青作品中秦腔的运用远不如陕北民歌那么得心应手、游刃有余。究其原因，柳青是地道的陕北人，尽管他也深入关中农村生活，但在演绎关中地方戏时有着明显的阻隔，加之柳青自幼身体多病，不便于大声吼唱，因此，他仅能以一个外乡人的视角来运用秦腔，在艺术表现上自然会打些折扣。

　　三

　　方言是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也是地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柳青是较早对陕西方言进行选择、改造、加工和提纯的作家，秦地方言在他的小说中不仅能表达思想感情，还可以塑造人物形象，呈现出浓郁的地域色彩。

　　柳青非常重视民间方言，他在《美学笔记》中指出：“在叙事文学中最具有这种魅力的还不是作家的文学语言，而是人物对话和内心独白的生活语言。这是生活的感觉和艺术的感觉结合的焦点。”显然，柳青认为作品中人物对话的语言和内心语言高于作家的叙述语言。

　　柳青生于陕北，后来又在长安落户，他对秦地人民群众的语言非常熟稔，作品中关于陕北方言和关中方言的熟练运用比比皆是、不胜枚举。如《种谷记》中写农村妇女的语言极具地域特色：

　　“赵同志，”一个手里拿着倒线木拐子的老婆带着不可掩饰的不满问，“不是点谷籽也不准告假吗？再两天就是我们毛狗外爷的生日，我去他也要去，他外爷还特意捎话来着。我解不开你们这是种什么办法……”

　　对于熟悉陕北方言的人来说，这些方言是地道的，并可以用土音来读。如方言中“解不开”中的“解”字读作“hài”，此词意为“不明白，不懂得”的意思，另有方言“告假”意为“请假”的意思。

　　当然，柳青在早期小说创作中，过多的迁就了语言乡土化和生动化的要求，表现出俗有余而雅不足的缺点。由于对一些方言俗语缺少必要的加工和提炼，以至于使作品中出现了一些粗俗的方言。如《土地的儿子》中胡秃子骂李老三的话：“你要挣得多买两垧，才是个正经办法；指望边畔占人家的一点点，顶毬哩！”这种语言尽管带有原生态意味，具有表现力，但是终究还是过于粗俗。

　　新中国成立后历时6年，修改4遍的史诗性鸿篇巨著《创业史》则不同了。小说中的方言基本上经过作者的加工和提炼，融土气、刚气和大气为一体，成为当代文学中运用方言的典范之作。如《创业史》中梁三老汉的方言：

　　“咱娃！”梁三斩钉截铁地大声改正，“往后再甭‘你娃’‘我娃’的了！他要叫我爹，不能叫我叔！就是这话！”

　　秦地方言中多称小孩为“娃”，陕北多用叠字，称“娃娃”，关中则有男娃、女娃、碎娃、娃娃等多种称呼。即使小孩长大成人，但父母依然以“娃”相称，即使梁生宝已经成年，并当了社主任，梁三老汉依然用“宝娃子”称呼，表达出对儿子感激、疼爱之情。引文中表示强调的“就是这话”是典型的关中方言。据不完全统计，该词先后在《创业史》9个人物口中共出现23次，成为小说出现频率较高的方言用语，有着浓郁的地方特色。

　　值得注意的是，柳青作品中地方谚语和格言的引入也比较频繁。如“秃子嫁哑巴，西葫芦配南瓜”等。这些是民间语言中最丰富、最形象的一些方言，是当地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根据生活现象概括总结出来的智慧结晶。

　　柳青曾说：“任何一部优秀作品、传世之作，绝不是专家、编辑和作家个人自封的，至少要经过 50 年的考验，才能看出个结果。”经过60多年的“考验”， 尽管小说所依托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遭到历史的解构，使其作品也陷入“众声喧哗”的“尴尬”局面中，但是，在经过历史长河的淘洗沉淀之后，他的论断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证实。他的带有浓郁地域文化色彩的写作不仅在陕西，而且在全国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