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业史》（第二部）刊行始末

　　《创业史》是一部描写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长篇小说，作者原计划写四部。第一部曾经以连载的形式发表在《延河》杂志上，每期两章，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于1960年出版了单行本。第二部也由该社出版，分上、下两卷。上卷出版于1977年6月，下卷出版于1979年6月。由于诸多历史或个人的原因，写四部的原订计划未能实现，我们现在看到的只有两部。笔者试图结合刘可风(柳青儿子)信件、《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手抄稿、初刊本及初版本等一手材料，对第二部的发表、出版、内容、风格等进行一点较为深入的研究。

　　一封信里的历史记忆

　　1978年，刘可风(柳青儿子)曾经给《人民文学》编辑部写过一封信，鉴于这封信的史料价值及其在研究柳青晚年创作动态及思想中的重要性，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人民文学》编辑部：

　　八月一号收到你们的加急电报后，用了几天时间，才和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接通了电话，大致了解了你们的意图。所以回复晚了些，请原谅。

　　我父亲计划在一九六九年写完《创业史》四部。文化大革命前写成二部初稿1—25章。64年以后，因为参加两期社教，二部初稿也未完成。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损失了十多年宝贵的时间，身体遭受了极大的摧残，过早的离开了人间，《创业史》终于成了一部未完成之作。一九七六年他在病床上修改《创业史》二部上卷，已意识到自己可能完不成四部的计划，决定把整部第二部的结构、人物、情节作较大的改动和补充，把后两部的重要思想，争取提前至二部下卷中表现出来。已完稿的二部1—17章(1—13章已出书，14—17章在《延河》刊载)就是根据新的构思将初稿修改补充而成的。其中，新增写了三章。遗憾的是他的这个计划也未能完成。现在留下的，是没有来得及改动的初稿，共十一章。

　　在北京办完丧事回来以后，我们心情很不好，需要处理的事情也多，一直没有看这份遗稿。收到你们的电报后，才从长安把遗稿取来初步整理一下。请几个同志看过。为了使读者看起来情节发展是连续的，并能成()()()，大家共同商量选定了五章。考虑到和已发表的十七章能够衔接起来，决定将这几章的章续定为19、20、21、22、23、24、25。中间22、23是以梁生宝为主的两章，可以隔过，暂不发表，待以后整理后一齐发表。

　　因原稿涂改较多，看起来不够清晰，现重抄一份寄上。由于我们的思想水平和文学能力很差，出于对父亲遗著的尊重，我们在选定、抄写过程中未做任何改动。

　　发表四章还是五章，请你们阅后审处。并请你们在发表之前，将以上情况作一简要的说明。

　　这五章的抄件希望你们在用完后寄还给我们。

　　                                                   此致

　　敬礼

刘可风

8.8

　　刘可风在这封信中所阐述的内容，成为研究晚年柳青思想及创作动态的最初信息。他首先初步为《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初版、部分章节的发表定下了基调。《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发表柳青遗作时，前面有个“编者按”(略)，《创业史》第二部下卷有个“编后记”(略)，这里要说的是，无论是《人民文学》的“编者按”，还是《创业史》第二部上卷的“编后记”，其内容几乎就是对刘可风信件的直接移植和再次阐释。我们不妨说，刘可风是柳青晚年创作及思想最权威的研究者。

　　手抄稿里的隐秘信息

　　《创业史》至少有5个文本：手稿本、初刊本、初版本、再版本、手抄本，每个文本的修辞策略和表意体系都不一样，构成了丰富多彩的文本景观。关于手稿本情况，我们无法看到，故无从评论。《人民文学》(1978年第10期)、《延河》上发表的四章可看作《创业史》第二部下卷的初刊本。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手抄本，共97页。据刘可风信件知，因为手稿勾画较多，有些地方模糊不清，他们才对照原稿抄写了一份。从抄写者的笔迹来看，这份抄稿至少由两人完成。刘可风说他们严格遵循原著文字风貌，不做任何改动，但在我们看来这是很难做到的。既然是一份抄件，自然就产生了一个新文本，某种程度上，也可看作是一次再创作。因为抄写者要仔细校对原稿的文字、细节，而且还对之做出了基本评定。比如在标注“00373”、第25页处：“原文此处曾有一个问号，据柳青同志的儿子刘可风的回忆，他(作者)曾经说过：‘穷人借人家的牲口要还工，借破磨要留麸子，不能白借。’为了使读者不至误解，此处作者还准备再推敲。”这种基于别人回忆及逝者口述而做的细小改动，实际上，也就不算一手的经验了，应归为再次创作。

　　《人民文学》的编辑在审读这份手抄稿时，又用红笔对之做出了细微改动，主要纠正错字、错词、标点，修正一些不通顺的句子，实际上在手抄稿基础上，又完成了一次创作。比如在标注“00408”、第12页处，编辑将“1942”改成“一九四二”，在标注“00440”、第19页处去掉“站在土场下”几个字，尽管只是一些字词上的细小改动，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也是对手稿的改动。比如，将“1942”改成“一九四二”可能是出于合乎语言规范的考虑，但在作家本人看来，也许阿拉伯数字更合乎作家本人的审美趣味。而且，从校对稿看，也有多位编辑参与了这个稿件的校对。这样，我们不妨说，《创业史》第二部后五章的“作者”至少有三个组成部分：柳青、原稿抄写者和《人民文学》的编辑。他们联合校对出来的稿子，经由期刊发表，就是我们看到的初刊本，再经由出版社编辑的校对，又出现了初版本。其实，柳青那一代作家，由于晚年身体原因而不能从事写作，只好通过口述或者后人整理遗稿的方式，以完成多部、多卷的写作宏愿，是普遍存在的现象。

　　从整体上看，无论是稿件的抄写者，还是校对抄写稿的编辑们，都比较严格地遵循原著的风貌，尽可能地呈现柳青晚年的思想。

　　《创业史》(第二部·下卷)评价

　　第二部下卷初版本1979年6月出版，首印10万册，定价0.43元，书号为10009.631。书面和内页“柳青”二字为作家本人笔迹，书末有“编后记”。全书始自第14章，终自第28章。封面由方鄂泰设计，将两个封面铺开，就是一幅田园劳动的风景画——近处房舍清晰可见，村民说说笑笑，跨过小桥，水田里农民忙于插秧，一条乡村公路围着水田向远处蜿蜒延伸去。这幅画所蕴含的意境、主题充分阐释了“创业”二字所富有的含义。

　　柳青对图书的装帧及封面设计也是很在意的，但是，他不喜欢豪华、光亮的风格，而倾向于朴素、简单。据该书责编王维玲回忆，《创业史》第一部内文印出后，中青社计划出版少量精装本，考虑到封面设计过于简单，计划在封面上烫一块金，衬托《创业史》三个字。王维玲把出版社的考虑告诉了柳青，柳青回信表示，“布面精装，我看不大好”，“烫金字，太豪华了，会给人家不好的印象”。“千万不要搞得突出，这将不会给作者和出版者带来好处，可能相反”。王维玲收信后赶忙去和出版部门联系，但布面烫金的精装本已在装订之中，无法挽回。

　　这部长篇小说最早以《稻地风波》的名字在《延河》(1959年4月号)上开始连载，刊行至8月号。经过修改后，1960年5月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单行本《创业史》(第一部)，并将之作为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作品。从初刊本到初版本的修改重点主要有：强化对农民问题的深入思考；进一步提升梁生宝正面形象；再次塑造素芳形象；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变化主要有：强化政治路线正确性；删除了与“性”、“爱情”有关的直白词句或段落。两次的修改原因不一样，前者主要是出于不折不扣地贯彻党中央政治路线的考虑，后者主要是出于修正因“文革”运动造成的错误改动之目的。从初版本到再版本的改动，例如：

　　“她从画报上看到郝建秀的形象，她就希望做一个那样的女工。新中国给郝建秀那样可怜的女孩子，开辟了英雄的道路，改霞从她的事迹受到鼓舞。” 修改为：“她打听到国家要先工业化，农村才能集体化以后，郭振山叫进工厂的话，对她才有了影响。”

　　很显然，这样的删除或改写，就小说艺术体系而言，是不成功的。但是，就作家与时代的关系，这又无比真实地反映了那个年月的审美趋向。柳青对党和国家的情感，对农业合作社这一新生事物的信仰，是不容怀疑的。应该说，柳青的这种修改在整个“十七年”时期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变动较为频繁，各种运动接二连三地发生。作家的作用与政权建设紧密连在一起，就必然出现了这种屡屡修改作品的现象，而且往往一改再改。这就出现了众多的版本，而每一个版本就是一段历史的集中写照。

　　《创业史》第二部上卷依然贯彻一个基本的原则，必须确保政治上正确，并及时阐释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所以，作家让小说中的人物说一些毛主席的名言、诗句、指示。比如，“真是个‘江山如此多娇’！真是个‘红妆素裹，分外妖娆’！”其实，按照正常规律，小说中的人物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语言水平，也就是说，上卷中的人物动辄说出此类话语，反而不符合人本身的性格逻辑和思想水平，也就必然经不起读者的推敲。至于人物个体的意识及隐秘的心理活动，则少之又少。这种趋势在下卷中也不同程度地保持着，续写农业生产合作社成立和巩固的过程，也是侧重表现了这一过程中人们在思想、心理上的变化过程。但是，相比于上卷，它有几个方面的变化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一、去掉领袖语录，较大幅度地削弱政治话语的直接干预。下卷某种程度上恢复了《创业史》第一部的叙述感觉，情节发展跟着人物走，高增福、任老四、白占魁等几个人物写得比较活泛，给人以深刻印象。

　　二、细致描写各色人物们的言行、心态，真实再现农业合作社发展历程。作家描写的都是合作社中的一些日常生活琐事，而不是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社会大事。比如，在21章中，梁生禄虽然入了社，但仍惦记那匹大黑马，常常私下喂偏料。当谣言四起时，他又在入社与退社之间摇摆不定。由此可见，作家通过对形形色色小人物日常生活言行和心理的描写，比较客观而真实地再现了农业合作社成立后社员与社员、社员与社领导、社内与社外之间微妙而多元的历史关系。如果不考虑“农业合作社”这样的政治背景，这些人物的言行、心灵、思想在其他时代、环境中也是存在的，因而，某种程度上，柳青也写出了人性的共通性的一面。

　　三、叙述严谨而精致，风格朴实而蕴藉。情节环环相扣，平静中见起伏。在上世纪70年代，至晚年仍能保持这样的艺术水准的大陆作家是很少见的。

　　第二部下卷创作于文革前后，深深打印着那个时代的历史烙印，也就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缺陷。比如，前1—17章和第18—28章各自自成体系，前后缺乏必要的连贯性。这也是无可奈何之事，柳青还没来得及修改这些篇章，就去世了。这些篇章由后人来安排，也就必然存在着诸多不足。

　　《创业史》的评价及影响远没有结束。新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农村也正在经历着第二次“土改”运动，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该如何再来审视《创业史》的价值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