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报告文学：新话题 新叙事 新方阵

　　丁晓原：今天的报告文学境遇已大不同于10年前了。其时，围绕这一文体还有存废之议。现在的实际恰是相反，正如杰克·哈特所说，“读者对现实题材的故事兴趣高涨”，“虚构文学在美国读者心中的地位日趋下降。根据《大西洋杂志》的报道，在1982—2004年间，在美国阅读小说、戏剧和诗歌的读者人数比例下降了10个百分点，跌至历史的最低点47%，而非虚构文学的读者却在不断扩大”。中国的情况也具有某种近似性。在全媒体时代，报告文学的文体功能在转型中得到了强化。当下关于报告文学文体的讨论，尽管依然有着不同的声音，但大都指向写实性文体的建设，旨归于建构非虚构性叙事的审美伦理。对于创作情况的评估，我们很难以年度作为时间单位进行合适的把握，但每一年的报告文学也总有一些独属于这一年的情状。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发布的2013年报告文学排行榜，大致呈现了这一年这一文体的基本格局。就创作的内在而言，“中国梦”成为年度报告文学大写的核心主题；而回到非虚构性叙事本体叙说中国故事，则正在演化为体类写作的审美通式。报告文学作者中既有许多名家，也不乏新的面孔，而且跨界写作已成风景。这样的结构生成了报告文学发展的活力。

　　王  晖：在我看来，你的这些认识是符合以报告文学为主体的整个非虚构文学的当下境遇的。与10年前相比，报告文学的生存环境得到了许多改善，至少在文学界是这样。这也令我想起2005年李陀说的一段话，他认为：“就近半个世纪文学的实际情况来看，非虚构文学发展非常快，而且其影响力正在超过虚构文学，在很多国家书店的文学类书架上，非虚构的作品数量甚至已经超过虚构性文学作品，喜爱阅读非虚构文学作品的读者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或许数量更为庞大。这已经成为事实，而且是任何做文学研究和文学批评的人都绝不应该忽视的事实。” 在以手机、平板电脑等为代表的新型媒体面前，看上去以纸媒为主要依托的边缘化的文学，正在转换它的呈现方式，以应对将新型媒体作为“身体的一部分”的“90后”、甚至“00后”们的需求。呼应“中国梦”的时代主旋律，正是2013年报告文学的显性特征，多部(篇)以各式之“梦”为内容的作品是对此最好的印证。而致力于非虚构叙事的艺术探求，则使得这一年的报告文学更具文学魅力。

　　中国梦：时代话题的书写

　　丁晓原：无疑，“中国梦”是2013年最为重要的热词，它标志性地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新的重大主题。中国梦，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理想，是达成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愿景，是中国力量、中国精神的凝聚。作为时代文体，2013年的报告文学敏锐地感应时代的回响，迅捷地抒写中国梦这一时代话题，以积极的姿态参与新的时代精神的表达。李春雷于2013年初在《人民日报》发表的作品，直接以《我的中国梦》命题，开启了本年度报告文学写作的“梦之旅”。《我的中国梦》的主人公是航空报国、以身殉职的罗阳，作品真实地还原了罗阳生命最后时刻感人的现场，并且通过有机地穿插人物生命历程中的重要段落，在有限的篇幅中富有表现力地呈现出了罗阳的成长轨迹和崇高精神，作品同时体现了李春雷善写短篇主旋律报告文学的鲜明风格和卓异能力。黄传会的《国家的儿子》以“国家的儿子”定义罗阳形象的精神本质，以长篇的规模全面细致地叙写英模的故事。《江边中国》是何建明“苏南系列”中继《我们可以称他为伟人》《我的天堂》后推出的重要作品。《江边中国》叙写的是苏南永联村及其带头人吴栋材的创业史。“江边”与“中国”融合成富有意味的宏大意象，由此既宏阔又典型具体地反映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壮美画卷，是伟大中国梦的生动篇章。

　　王  晖：你说的这些作品的确可以代表2013年报告文学对于中国梦这一宏大主题的形象诠释。我想，无论罗阳还是吴栋材，甚至是王宏甲、刘建合写的《农民——中国一户农民的百年历史》中的茂德公家族，都表现了“中国梦——我的梦”这一鲜明特征，将个人荣辱与国家兴亡紧密结合起来，这正是“国家好，民族好，大家才会好”的体现。

　　此外，2013年一些作品对于中国水生态的关注，也在另一个层面上呼应着“梦”之主题。裔兆宏在《美丽中国样本》中对南水北调工程的关注、秦岭书写农村饮水安全工程建设的《在水一方》等都是如此。陈启文发表于2013年的《呼伦贝尔的忧伤》和《湘江，谁为你哭泣》，选自他直面水危机和水利问题的长篇报告文学《命脉》，敢于“碰硬”是陈启文非虚构写作的鲜明印记，而如何“碰硬”，或者说怎样表述这些“硬题材”，则既是方法问题，也是“立场问题”。陈启文似乎并不是一个乐于“命题作文”和“歌舞升平”的人，他更像是一个“独行侠”。对中国水利和水情的忧思与追问，是陈启文这部作品的主旋律。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问题报告文学”。令人欣慰的是，作者没有止步于对“问题”的揭露，也没有表现出悲观与绝望，而是在揭示真相、正视事实的同时，写出了信心和希望。

　　丁晓原：报告文学大写中国梦的时代主题，正体现了这一文体独特的现实价值。时代生活丰富多样，人民谱写中国梦的伟大事业波澜壮阔。2013年，报告文学多方位地展示中国梦的多姿多彩。傅宁军继《大学生村官》后推出《淬火青春——大学生从军报告》，部队是熔炉，飞扬的青春可在这里淬火。作品以独特的视角，摄照了部队新人新的风采、新的业绩，以强军梦实现中国梦。李玲修的《乒乓中国梦——走近蔡振华团队》以银球之梦阐释中国之梦，作品由“丢杯”而“夺杯”再“保杯”设置结构，全篇28章、40多万字，不仅写出了中国乒乓梦之队30多年的梦想史、拼搏史和光荣史，也生动凸显了团结拼搏、振兴中华的中国体育精神，这种精神是中国脊梁，是实现中国梦的民族精神。张文宝的《水晶时代》选取江苏东海县水晶致富故事，虽为一地一事的报告，但其旨甚大，既是具体的东海农民到非洲艰辛淘水晶的故事，也是宏大的中国农民史诗的一部分。作品以普通农民的创造之美，“给全国农民一个‘中国梦’”。中国梦与美国梦有相通之处，张文宝的叙事，以中国故事印证了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在《美国史诗》中所指说的，“美国梦绝不仅仅是汽车和高收入，而更多的在于每一个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实现最高的社会地位和认可，不论他们出生时的富裕状况和家庭地位。” 《水晶时代》让读者真切地感知，每一个勤劳智慧的中国普通人实现梦想的可能与现实。

　　王  晖：谈到多方位展示“中国梦”，傅宁军的《此岸，彼岸》、张雅文的《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都是在另一个维度上书写祖国统一、中华复兴的中国梦。《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重点书写香港回归16年来的发展与变化，关注香港社会的民生、医疗、文化、媒体、教育、廉政、商界精英、驻港部队等现状，真实地写出了香港的昨天和今天，并发掘出香港百年梦圆、中华世纪复兴的深远意义。《百年钟声——香港沉思录》是近年来一部全方位描述香港现状的报告文学，它与理由出版于1987年香港回归前的报告文学《香港心态录》形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链接。如果我们将两部作品作对比阅读，就会寻找到香港回归前后壮阔而形象的社会变迁史。因此，在文学价值之外，这部作品的文献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中国故事：回到非虚构性叙事本体

　　丁晓原：2013年，报告文学的变体是显见的。这种变体既与它存在的社会语境、文化生态直接相关，又与文体自身的体性不可分割。在很长时间里，报告文学的存在价值是以其足够的新闻性为前提的，题材的初始性、叙写的揭秘性、主题的批判性常常造就了作品的轰动效应。而在全媒体、自媒体的时代，报告文学文体原有的新闻优势已不复存在；新的接受主体也不再适应过去作者以政论解析对象的被动阅读制式，而喜欢从作品的客观叙说中获得自己的感悟，主动地思考叙事中的意义。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报告文学不需要新闻性、报告文学要祛思想性，而是表示着报告文学的新闻性需要挖掘蕴含在日常生活之中的“软性”新闻要素，在深化、细化对象中讲述具有意味的故事，给予读者新的信息；表示报告文学作者需要更多地思考文体本身的意义，在强化故事叙事中展示文体独特的价值。

　　从文体的本体看，报告文学无疑是一种叙事文学样式，它与小说的重要区别在于，小说是虚构性叙事，而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性叙事。因此，在没有了新闻性优势和外显的思想性阐释后，报告文学更需要回到非虚构性叙事的本位。可喜的是，现在许多报告文学作家顺应了文体的新变，致力于讲述真实的中国故事，以故事的魅力召唤读者的阅读。“顶尖的非虚构作家都是奇闻趣事的写作高手。在他们的故事中，小的叙事弧线使故事变得更加有趣，无情地牵扯着读者的心。奇闻趣事对于作者表现人物特别具有说服力。”(杰克·哈特《故事技巧——叙事性非虚构文学写作指南》)傅宁军擅长于非虚构故事叙说，他的《此岸，彼岸》题旨关涉两岸关系，由读者耳熟能详的金门炮战牵出故事，但作者跳出了此类写作的模式，从写作思维上变意识形态叙事为生活叙事、人性叙事；其次，在叙事的设置上，将金门炮战作为故事的重要发端，从宏大历史的皱褶中打捞出有滋有味的“奇闻趣事”，并且尽显故事中的细节，由细节凸显历史运衍中的戏剧性和传奇性：曾经炮战的双方后来通商联姻一家亲，原为向对方进行宣传战的播音员日后有了特殊的会面，台湾的许冰莹在退休之后，来厦门大学学习中医学，“成为全校最年长的本科学生”。

　　2013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与此相关的写作有丁晓平的《毛泽东的乡情世界》、马娜的《滴血的乳汁》和余艳的《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等。《滴血的乳汁》叙写的主角是苏区哺育红军后代的奶妈，其实她们也是共和国的“奶妈”。《板仓绝唱——杨开慧手稿还原毛泽东爱情》的叙事是别致的，作品以新发现的杨开慧板仓手稿为叙事的基点和主线，板仓手稿其实是手稿主人的心灵手稿，其执著凄美的情爱令人动容致敬。《滴血的乳汁》和《板仓绝唱》的成功，在于作者能通过内化叙事对象的遗存，真切地还原渐行渐远的历史现场、人物的心灵世界，以新的叙事维度和历史细节的导入，撰写富有故事性的篇章，使读者在缅怀历史中升腾起景仰历史的深情。

　　王  晖：你说的报告文学这样一种新的动向，无疑是值得关注的。相对于小说等虚构文体，报告文学的艺术表达是别样的，它是一种植根于真实事件或人物、或问题的非虚构叙述。这种叙述随时代发展而变化。在面临互联网、卫星电视等巨大冲击的情形下，为适应文体生存，报告文学的自我调试就在所难免。你所提及的2013年报告文学作家在这一方面的努力，应该被敏感的读者关注到了。

　　用非虚构的方式讲述“中国故事”无疑应当成为当下报告文学作家的“头等大事”。谈到什么是“中国故事”，我认同李云雷的观点，他认为这是“凝聚了中国人共同经验与情感的故事，在其中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民族的特性、命运与希望。而在文学上，则主要是指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所讲述的故事”，作为“中国故事”的非虚构叙事样本，我以为2013年里出现了不少，譬如你所提及的几部作品。此外，黄济人详尽描述原国民党将领大陆新生始末的“完全本”《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傅宁军的《悲鸿生命——徐悲鸿的生前死后》也是如此。《江边中国》作为一部形象化的新农村史记，在讲述“中国故事”上有着特殊意义，这既体现在它独特的叙述伦理和叙述视野，也表现在它独特的叙述艺术上。在作品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浓郁而强烈的田野调查和亲历性，而这正是报告文学有别于其他虚构文体的重要质素。洋洋几十万字的篇幅，并没有使阅读产生枯燥、厌倦之感，而是让人兴味盎然，原因就在于它的细节丰富、人物丰满、线索分明、叙述语言和非叙事性话语个性鲜明。作品讲述的是中国波澜壮阔巨变中一个村的“史记”，而这种宏大历史的叙述靠的是生动细节的支撑。

　　短制报告文学也有可圈可点之处。作为编辑和记者的王国平写出了《一枚铺路的石子》，一方面比较充分地显示出记者型报告文学的优长，不仅为我们再现了一个具有强烈新闻感的人物，更重要的是，为我们塑造了一个引领时代精神高度的英雄。这一方面得益于作者的深入采访，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作者的艺术感悟力和表现力。在当今多媒体盛行的时代，报告文学仅止于真实性、新闻性和现实性是远远不够的。这篇作品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的结构和语言的灵动、简洁、诗意蕴藉，情感性和可读性强。何建明的《心声》、李春雷的《我的中国梦》、李青松描述广东东莞“莞香文化”的《牙香街》等也为2013年的短篇报告文学增光添彩。

　　老作者、新面孔和跨界写作

　　丁晓原：在新世纪初的10年间，支撑报告文学江山的基本上是从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道的跨世纪作者，很少有“70后”作家走到报告文学的前台，这从一个方面表明了报告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乏力。现在，这样的局面正在得到改变。一方面，何建明、李鸣生、王宏甲、黄传会、徐刚、蒋巍、一合、傅宁军、李玲修、张雅文、李迪、李青松、陈歆耕等本年度继续写作报告文学，依然成为推动这一文体发展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报告文学界新的面孔不断出现。数年前，湖南作家阮梅以《世纪之痛：中国农村留守儿童调查》开始进入报告文学界，之后与孙云晓合作长篇作品《拿什么来爱你，我的孩子——当代未成年人心理危机调查》，2013年，她与吴素梅合作出版《拆迁报告：从北下街和谐拆迁说开去》。这部作品直面中国之痛，在“拆迁报告”中凸显现实的多种景态，反映了作者敢于介入现实的可贵品格。此外，你刚才所提到的青年作者王国平以《一枚铺路的石子》突入报告文学的写作方阵，作品进入2013年中国报告文学排行榜，作者也因之成为被界内关注的新人。《一枚铺路的石子》所写是践行党的群众路线的好干部兰辉的模范事迹，作者在报告先进人物时，充分注意将人物的先进性与其多样性结合起来，多角度富有表现力地展示了作为“圆形人物”的兰辉可敬可亲可爱的鲜明形象，是一篇感染力很强的精短作品。令人欣喜的是，2013年报告文学新人辈出，除了王国平外，丁燕和马娜也是“70后”作家。丁燕的《工厂女孩》是其身份置换后亲历亲验的记录，作品真实本色地摄照工厂女孩这些普通的人物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呈现出现实人生的另一种色调。《中国在梁庄》和《出梁庄记》的作者梁鸿是“70后”文学评论家，也是《人民文学》倡导的“非虚构”写作的代表性作家，她用“第三只眼睛”观照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村问题，崛起与凋敝的强烈反差凸显了社会现实，给读者带来许多思考。《出梁庄记》列入“《亚洲周刊》年度十大好书”、“新浪年度十大好书”和2013年度“光明书榜”，读者的认可充分说明了这部作品的价值。梁鸿、丁燕、马娜等一批年轻作者高起点地投入报告文学的写作，这正是报告文学文体希望之所在。

　　另外，跨界写作成为2013年报告文学的一大亮点。由报告文学作者的构成看，其中原为记者、散文作者的不在少数，这与报告文学文体与新闻、散文的天然关联有关，而由小说转为报告文学却不是常态。观之近年的情况，跨界写作已成为常见的现象。小说家乔叶有非虚构《拆楼记》和《盖楼记》，早年从事小说创作的陈启文近年将主要精力用于报告文学写作，《共和国粮食报告》《命脉——中国水利调查》等作品获得广泛的好评，使人记住了作为报告文学作家的陈启文。2013年，小说家阿来、林那北加盟报告文学特别引人注目。阿来的《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和林那北的《宣传队》都发表于《人民文学》的“非虚构”专栏。阿来以小说名世，而《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则是一部历史纪实作品，在小说与纪实之间，阿来选择了非虚构，“真实的史料是如此丰富而精彩，远远超过作家的想象程度，根本用不着我再虚构了”。林那北以小说为业，《宣传队》无需《瞻对：两百年康巴传奇》那样深入的田野调查和史料研读，作者提取的是个人生活经验。“宣传队”可谓“文革”的一个典型符号，作品以此为题，再现了“文革”特殊的文化生态，也写出了个人精神史的一节。

　　王  晖：我理解“新面孔”一方面主要是指以“70后”为主体的青年作家，另一方面也可以是新近“露脸”的那些不再年轻的写作者，前者如粱鸿等，已初成气候，后者有江苏作家周国忠等。周国忠的《弟弟最后的日子》以至亲生死为描述对象，以其“真的写作”、“宽的写作”和“慢的写作”撼动人心，为非虚构的亲情书写增辉添彩。跨界非虚构写作，除了你上面提及的那些作家外，2013年，池莉出版了她讲述与女儿24年共同成长经历的《立》，这部作品与她的《怎么爱你也不够》和《来吧孩子》构成其“成长”系列三部曲，此外还有毕飞宇追忆自己青少年时光的《往日的事》等。小说家跨界进行非虚构写作成为近年来的突出现象，较早前就有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记事》和《甘南纪事》等“命运三部曲”问世。2013年报告文学的老作者、新面孔和跨界写作的现象给我们以力量，这使得我们对报告文学的现实充满信心，对报告文学的未来满怀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