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化的现实乐土——台湾写实电影对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承袭和演绎

　　1963年2月，时任台湾中影公司总经理的龚弘先生率先提出了“健康写实主义”的创作路线，主张“要写实，但是要健康”，由此拉开了台湾健康写实电影运动的序幕。台湾健康写实电影运动受到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极大影响，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意大利导演罗西里尼、维托里奥·德·西卡等一批电影人为代表发起的电影运动，以展现当时的社会现实生活为标志。健康写实电影一方面沿袭了其纪录现实生活的理念，一方面又结合台湾的社会情况对其进行改造。本文将从题材选取、人物塑造和文化政治背景等方面进行比较与阐述。

　　题材选取：纪录残酷现实与构建理想生活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兴起的电影运动，以写实为主要特征，注重纪录、还原现实生活的真正形态。从题材上来说，意大利新现实主义注重对平凡生活的表现，多庸碌困苦的小人物为作品的中心，旨在揭露现实的残酷与矛盾。

　　以维托里奥·德·西卡所拍摄的《偷自行车的人》为例，影片讲述的是失业两年的里奇好不容易获得了一份张贴海报的工作，却为工作所必需的自行车犯愁。他倾其所有购买了一辆自信车，不料在上班第一天就被盗。为了寻找车子，里奇与儿子布鲁诺走遍罗马的大街小巷，也没能找到关乎一家生计的自行车，里奇迫不得已只能下手偷车。《偷自行车的人》被视为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经典代表作，它展现的是二战后普通意大利工人的悲凉遭遇，关注的是平凡人家在生活中的窘困境况。影片以男主人公寻找丢失的自行车为线索，在过程中展现了战后罗马的社会状况，人们破旧的服装、简陋的房屋、脏乱的街道等等，并通过这些表象揭示当时的社会状况，对意大利的社会结构进行了批判。从影片中的失业、黑市、打斗等细节不难看出，二战后的意大利满目疮痍，百废待兴，此时的政治局面尚不稳定，普通民众承担着经济萧条的后果。而影片中算命女人生意兴隆、布鲁诺羡慕富家子弟等情节甚至蕴含着更加深刻的伦理、信仰和哲学的深层内容。

　　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一脉相承的是，台湾健康写实电影也同样关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如《街头巷尾》里的街坊邻居、《养鸭人家》里的普通农户、《蚵女》里的渔村生活等等，无一不充满着对日常生活的细致刻画，这也正是新现实主义电影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当然，台湾电影对新现实主义进行的创造性改变，就在“健康”二字。台湾健康写实主义是由龚弘先生提出的，而他对于自己心目中的健康写实电影与欧洲的写实电影有着明确的区分。在龚弘先生眼中，“欧洲写实电影多半暴露社会的黑暗、贫穷和罪恶，如果在电影当中灌注了人间的关爱，以求真、求善、求美为目标，岂不成了最好的写实影片，可以命名为健康写实影片，以别于其它的写实影片”。当我们欣赏台湾健康写实电影时，不难发现其中的人物和情节都存在着过于理想化的成份。《街头巷尾》中拾荒者石三泰主动承担起照顾孤女小珠的责任，虽然生活贫困，但两人情同父女，过着甜蜜满足的生活；《养鸭人家》中养鸭能手林再田对养女小月视为己出，林再田频频受到小月胞兄朝富的勒索，而小月宁愿跟随朝富受苦，也不愿养父出售辛辛苦苦养殖的鸭群。无论是《街头巷尾》，还是《养鸭人家》，故事情节都具有极强的戏剧性和过度理想化。这些影片渗透着当权者在其中灌注的政治意识形态，大大有别于平淡而琐碎的日常生活，更像是服务于政治需要而为普通百姓构建的理想蓝图。

　　人物塑造：性格多面与善恶二元对立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突出贡献，就是将现实主义美学在电影艺术中推向成熟。影片《偷自行车的人》的编剧西柴烈·柴伐梯尼(Cesare Zavattini)，同时也是新现实主义这一电影流派的理论创作者，曾经总结提出过新现实主义电影的美学原则，其中首要一点即是“不虚构，不要典型化，不塑造英雄人物”。我们在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看到的人物形象，多是囿于生活困窘之中的普通人，他们有善良、淳朴的心灵，也在生活的重压之下展现懦弱、彷徨甚至罪恶的一面。以《偷自行车的人》为例，主人公里奇是一位普通的意大利工人，在工作中，他兢兢业业，面对妻儿，他努力挑起生活的重担。可是，在他苦寻自行车而不得之时，他会将心中的郁闷发泄到儿子身上，甚至在最后下手偷别人的自行车。在里奇这个人物身上，并没有超脱于普罗大众的高尚品质，也没有做出过惊天动地的英雄事迹。我们看到是一个普通工人的辛酸悲苦，一个正常人在极度困境之下展露出人性中不光彩的一面。这才是活生生却又血淋淋的现实，这样的人物才可以令观众感同身受，体会到剧中人物纠结又痛苦的心情，从而感受当时整个意大利社会的精神氛围。

　　台湾由于受到冷战时代的思维方式影响，在电影中善恶的截然对立成为了叙事和人物塑造的主题。在影片《养鸭人家》中有明显对立的两方：林再田和小月等人代表道德上善的一方，他们性格淳朴，辛苦劳作，努力创造自己的美好生活；而曾朝富夫妇二人则代表恶的一方，他们是拜金主义者，却又不努力工作，只想投机取巧达到发财的目的。影片表现了这两方之间的冲突，结局则是善的一方感化了恶的一方。在影片末尾，曾朝富良心发现，认识到亲情的珍贵，扔掉了一把钞票。这实际上意味着人物抛弃了重利轻义的价值观，影片宣导的“善定胜恶”的价值观得以彰显，这也是当权者对主流价值取向的引导和灌输。

　　二者的文化与政治背景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这一电影流派诞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短短三十年内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欧洲世界满目疮痍，社会不再像从前一样井然有序，经济形势不容乐观，整个欧洲社会陷入混乱和彷徨之中。生活状况的窘困造成了社会伦理秩序的缺失，也造成了人们精神上的空虚和迷茫，犯罪率和自杀率极高，社会矛盾十分尖锐。

　　诞生于这个特殊时期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展现了意大利社会生活的全貌，影片注重对社会现实的揭露和批判。《偷自行车的人》中的很多画面十分粗糙，到处都是贫民窟和瓦堆，街道上游荡着流浪汉和失业者。这些都是导演德西卡进行实景拍摄的效果，这样更能详实地展现底层失业工人的实际生活状况，其中的现实意义不言而喻。

　　台湾健康写实电影的出现受到文化和政治因素的更大影响。首先，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台湾处于国民党的高压统治之下，当权者对文艺作品有着绝对的控制权，希望借此宣传自己的政治思想，引导大众舆论。当时的台湾文艺政策中有“六不”之说，即“不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另一方面，健康写实电影的美学思想与中国传统美学观密切相连。中国艺术向来提倡高尚的伦理道德，重视艺术作品对人的教化作用，强调审美所具有的社会价值，要“尽善尽美”。

　　这也就是健康写实主义电影中善恶二元对立的根源，这个时期的影片展现台湾人民的质朴、善良，歌颂台湾的经济成就，宣扬政府的德政。在《养鸭人家》中，技术专家帮助林再田进行科学养鸭实验、农业部门举办养殖大赛等情节带有非常强的政治色彩，塑造了一个繁荣、和睦的台湾形象。台湾著名影评人焦雄屏女士也曾经说过“《养鸭人家》传达的是农村的甜美及欢乐，是理想化而非现实的农村”。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美学思想一经确立，不仅在欧洲范围内引起轰动，也极大地影响了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电影发展。台湾健康写实电影正是承袭了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中关注现实，关注平凡人的核心主题，结合台湾本土独特的文化、政治、社会背景，演化为特殊的现实主义电影形态。虽然在经历了六十年代的辉煌之后，健康写实电影逐渐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但不可否认的是，健康写实在当时充斥着武侠、反共、黄梅调的台湾电影界确立了现实主义的新地标，也由此开创了台湾电影的又一个高峰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