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意义（节选）

　　“你幸福吗？”“你的梦想是什么？”对于这些询问，读者一定记忆犹新。它们曾经引发热议和褒贬。然而，陈众议的这个集子无意讨论上述问题，而是要叩问我们还有多少时间用来阅读和思考、多少空间赖以休息和做梦。难道这就是我们需要的生活和世界吗？然而，我们何以至此？我们又当如何？何所为何所不为？人生意义安在？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简而言之，这部内容驳杂的文集是作者的一些人生轨迹和问学心得。它们或可印证一个事实：我们大都刚刚还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农，或者少不更事的学生，却忽然变成了“手机控”、“微博控”。同时，亘古不变的“物是人非”正在反转成为“人是物非”。新的诘问是：原始公社几万年、农业社会几千年、工业文明几百年，那么后工业时代又当几何年哉？我们何去何从？

　　中文及民族经典亟待保护

　　经典是民族认同感、凝聚力、向心力和价值观、审美观的重要介质。中华民族的这些精神要素主要基于相互关联的四个方面：

　　一是乡情。这显然与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生产方式有关。从最基本的经济基础看，中华民族是农耕民族。正因为如此，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民族像中华民族这么依恋故乡和土地的。反观我们的文学，最撩人心弦、动人心魄的莫过于思乡之作。但是，说到乡情，我又不能不提及新老华侨的区别。老华侨虽生于国外、长于国外，却大都怀有中国情、中国心；而新华侨则未必，他们中甚至不乏仇华心理的。“中国好了，我们出来的人不是亏了吗？”一位曾经的同胞如是说。读书人不打诳语，这是我亲耳听到的。至于那些“裸官”、“裸富”就更不必说。

　　二是人文气节。中外历史证明，在文艺创作中“入世”和“清高”并不构成一对矛盾。关键要看为什么“入世”。“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一经验不仅深刻体现于我国的众多文艺经典，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文艺经典中也是屡试不爽的法则。同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在关键时刻又无不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优秀人文传统。《易》云：“观天文以察时变，观人文以化成天下。”问题是，市场经济的商业原则、资本逻辑一旦渗透到文艺领域却并未引起大多数文艺工作者的警惕，这会对我国的优秀文化传统、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立造成持久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损害。文艺本应寓教于乐，培养超越一己私利而对国家民族的命运有所关怀、有所贡献的国民，如一味地逐利，就必然受制于资本(甚至跨国资本)。

　　三是中文。中文也是中华民族传统道德伦理和价值观、审美观的主要载体。从某种意义上说，中文是我们思维、想象和交流的首要工具，是民族记忆和审美的重要载体，是民族认同感、向心力、凝聚力和价值观的关键介质，因而也是我们的国本。从另一个角度看，中华文明之所以成为惟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中文功不可没。这里之所以尽量避免“汉语”这个约定俗成的称谓，就是为了强调它是由中华民族共同创造的。同时，因它较难习得(尤其是书写和阅读)，故而也难以对拼音文字构成威胁；反之却不然。然而，年轻一代的中文修养正大踏步下滑。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国际交流的扩大，外语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同时重英文、轻中文母语的现象也相继出现。各级教育中的英文权重过大，孩子留学低龄化现象严重，这显然是本末倒置，非常不利于中华民族的复兴事业。另一方面，随着国力的增强以及“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中文首当其冲为世人所关注。而我们的家长却在争先恐后地将幼小的孩子送出国去，这岂非咄咄怪事？！反过来看，我们许多伟大的前辈，他们的爱国热忱离不开上述要素。就说中文，杨绛先生在回忆钱锺书当年缘何回国时，曾明确表示，热爱中文是主要原因。

　　四是文艺。中国文艺与前两者密不可分。中华民族最美的诗章大多与乡土情怀、家国道义和人文情怀、人文气节联系在一起，遑论作为主要载体和审美对象的中文！然而，随着城市一体化进程的加速，乡情的淡出已是不争的事实。在可以想见的明天，孩子们会从记忆中剔除故乡这个概念。同时，中文和中国文艺面临危机。众所周知，人类借人文以流传、创造和鼎新各种价值。文艺的存在价值和发展机理固然取决于社会生产力和上层建筑，但它作为民族认同情感和记忆的平台、民族文化及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认同基础及精神染色体的功用不会改变。因此，文艺不仅是消遣和情感交流的工具，它也是民族的记忆和审美对象。我们在念唐诗宋词时，鲜有不在内心产生家国情愫的。这是由于优秀的语言文学与民族心理之间有着难分难解的亲缘关系。盖因文艺归根结底是民族理想与情感、价值观与审美观等多重精神要素的结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当有人问及邱吉尔，莎士比亚和印度(一曰英伦三岛)孰轻孰重时，他说如果二者必取其一，那么他宁要莎士比亚，不要印度(或英伦三岛)。当然，他这是从卡莱尔那里学来的，用以指涉传统。而母语永远是最大的传统。问题是，我们在做些什么？从幼儿到研究生，国人对英语的重视程度已然远甚于母语，以至于不少文科博士不擅用中文写作，遑论文采飞扬。于是，有家长愤而极之，居然将孩子关在家里并用《三字经》《千字文》及《四书五经》等弘扬“国学”、恢复“私塾”。殊不知人类是群居动物，孩子更需要集体。这是多么可怕的两难选择！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使宗教丧失了精神主宰的地位。但资产阶级的所谓“博爱”却部分地继承了宗教精神。首先，自由是资本主义文化的核心内容，它以个人权利为基点。但是，自由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用最简单浅显的话说，你的自由不能妨碍别人的自由，于是就需要契约，需要法律。而“博爱”不仅赋予前两者以情感色彩，而且批判地继承了宗教精神，并将其逐渐完善为人道主义，这在文艺复兴运动之后的西方文艺作品中被逐渐确立为主旋律。宗教精神和人道主义虽然有神本和人本之别，但本质却皆为一个爱字；况且神归根结底也是人造的，一旦作为精神安慰，而非政治组织(及其相应的机构和权力、财富诉求等等)，那么它的本质诉求是可以具有等值效应的。

　　总之，同样一个“以人为本”，也存在着不同的基准，其侧重则因时而易、因人而异，譬如个人与群体的关系、暂时与长远等诸多关系便经常构成矛盾，甚至冲突。必须特别说明的是，西方这种建立在个人自由基础上的资本主义制度与自由主义一脉相承，由此形成的文化狂欢景象则只是其必然结果，它不仅无损于资本主义的全球扩散，而且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去传统化”、“去中心化”、“去民族化”的效果。但我们要坚持的恰恰是民族传统、共同富裕和远大的社会主义理想。这较之自然而然的跨国资本主义(马克思称之为“必然王国”)要艰难得多。这就是说，多元文化论在当今西方实则是跨国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的一元论。它的狂欢景象有利于资本的自由游走，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一个既需要守护民族传统以凝聚力量，又需要依靠市场经济以发展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甚至还需要超前地守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的国家却是致命的。

　　“中国梦”的两只翅膀

　　“中国梦”，也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两只坚韧的翅膀。一只翅膀便是人们常说的“实力”，它主要指向物质层面，说白了是经济基础。随着我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攀升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这只翅膀开始显示出令人欣喜的面貌。这也是我们道路自信的基础。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际交流的扩大，另一只翅膀亟待强健。它就是人们常说的“虚力”，即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指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社会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组织和设施等国家机器的总和。这也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然而，一如蛹与茧、茧与蝶、蝶与蛹的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也是如此。周而复始地向前推进是基本规律，而蝴蝶能否持久绚丽，有待奇迹发生。换言之，能否持续促进经济基础发展壮大是考量上层建筑是否合理的标准。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梦”能否成真有赖两只翅膀的有力、持续的均衡伸展和相互砥砺。

　　在我看来，社会意识形态中除了上述要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黏合剂，那就是价值观。太史公早就说过“非兵不强，非德不昌”。这个德不仅指领导阶层的政治理念和执政方式，而且关涉全民族的价值观。我们虽然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核心价值观的主要内容，但守护和发展这个主要内容却取决于一系列应有的、起码的民族认同，包括更为健全的幸福观、道德观、伦理观等等和更为完善的党群关系(改变时下所谓的“蛙水关系”)、人际关系(唾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生存法则”)。

　　毫无疑问，价值观是最大的软实力。因此，价值观的持守和重建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也是发达国家正在或将要面临的历史课题。诚然，由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日益显现，我们不仅面临着政治改革的艰难过程，而且如何引导文化乱象向着既有序又丰富的方向发展，确实任重道远。习近平同志援引“从善如登，从恶如崩”，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其中，社会公平和公正首当其冲，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和难点。虽则古人有“不患贫，患不均”之谓，但平均主义使人懒惰；而贫富悬殊又不利于社会稳定。因此，我们需要平衡，需要中道。我由衷地希望中华民族在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加大民主化、法治化、公平化、正义化进程，而文艺显然有责任为“中国梦”梦想成真输送爽朗怡人的清新空气、营造积极向上的良好氛围。

　　(摘自《生活的意义》，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