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的内视和敞开，自由和限度

　　散文是自由的文体，一切皆可以不受限制。中国是散文大国，散文在我们国家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经验积淀，尤其是司马迁和他的《史记》。李长之先生说：“单即文章论，他也是可以不朽了！试想在中国的诗人(广义的诗人，但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中，有谁能像司马迁那样有着广博的学识，深刻的眼光，丰富的体验，雄伟的气魄呢？试问又有谁像司马迁那样具有大量的同情，却又有那样有力的讽刺，以压抑的情感的洪流，而使用着最具造型的史诗性的笔锋，出之以唱叹的抒情诗的旋律的呢？”“司马迁使他笔下的人类的活动永远常新，使他的笔下的人类的情感，特别是寂寞和不平，永远带有生命。”这段话并不夸张，而是贴合实际，是对司马迁及其《史记》的深刻解读和评述。

　　司马迁的书写是建立在一种人性人心之上的写作，政治的、军事的、外交的和民族的，甚至行业的和文艺的，他都用一种客观而平视的态度去记录，把个人情感压在诸多的事件之下，在宏大的叙述背后，以闲笔和小调，书写某个人在某些时候的现实细微表现。因为，细节是叙事作品中惟一有效调动，使得个人的文字书写活色生香，令人心有所动、找到共鸣点，也是一个写作者与另一个写作者形成明显区别的惟一途径。细节即生活，更见功力和性情、天赋与本色，细节角度的选择也决定一个写作者的胸襟和素质。《匈奴列传》是我读得最多的一篇。七八千字的文章，书写一个民族的由来盛衰，还对匈奴与东胡、月氏、丁零、楼烦、白羊、西汉等的外交、战争、和亲以及他们民族的流变、风俗习性等方面做了呈现，其文风简约丰沛，自由严谨，姿态又是那么从容自如。

　　《史记》不仅成为史传的典范，也应当是散文书写的一个高峰和参照。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觉得，散文不应当是我们通常看到的那种样子：叙述、表现和阐发，这种单一的形式是对散文本身的一种阉割和戕害。在各个文体当中，散文一方面最能张扬性情，放纵胸襟；另一方面，也最能体现个人素质与时代本质特征。可在很多时候，我们把散文狭义化、单向化了，把散文当成了自家院子里的牲畜，或干脆就是宠物、书房里的花草。散文在很长一段时期被豢养，成为自我的一种消遣、把玩和宣泄，甚至只是一种表情达意的文字工具，成为私人牧场。

　　散文起码要像鸽子，放出去，任它飞，还可以收回；也更像鹰隼，干脆把它们放逐到天空。从《史记》里，我获得的启发是散文就应当是一个复杂的、甚至奇怪的文体，就应当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的。散文应当无所不包，就像我曾经待过的巴丹吉林沙漠，看起来荒凉凄怆，天地无物，一无遮挡，可一旦进入，你会发现，其实沙漠也是极端繁华，表面是平静僵化甚至残酷的，可一旦静下来，沙漠则更像是一个铁马金戈、旌旗漫卷的沙场，也像万类霜天竞自由的喧嚣山野，更像是一座美轮美奂的内心宫殿，以及灵魂深处风情万种的海市蜃楼。我们时常为表象所迷惑，在表象上付出很多，从不肯脚踏实地、身心践行；喜欢外在的肯定，而忽略内在的繁复无常。

　　在散文的嬗变过程中，贾平凹、张承志、史铁生、张炜、韩少功等小说大家对这一文体有着引领性的开拓之功。正是这些人，使得散文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渐渐有了新异的气象和品质，摆脱了模式化写作。

　　记得2000年左右，很多写散文的都在极力回避情绪化的书写，倡导一种安静的、理性的散文书写，我则不以为然。这种反复从一个微小的方面证实了一个真理，那就是，中国人还没有改变二元思维，非黑即白，非左即右，看起来中庸，实际上泾渭分明。

　　当下的散文写作，大致有几个方向或者说取向。一是历史写作。历史写作大抵是经不起推敲的。对历史事件及人物的复述或许能看到某种规律性的东西，但历史写作事实上也是一种逃避。二是自然写作。自然写作是一个美好称谓，但不构成概念。很多人认为，自然写作就是以我之心观物，将物反应给我的感觉用文字记录下来，有些甚至排除了人。岂不知，所有的自然也都是人的自然。三是乡村写作。乡村现在已经变得荒芜和空虚，乡村的美好年代即将成为过去。农民进城和被城镇化是当下乡村的主题命运。上一次回南太行老家，忽然想到一个词，那就是“掘根运动”。我们面临的又是一场文化的、精神的断裂。四是消闲写作。这类主要以时尚生活、坊间流转、书籍碟片、消费娱乐等为主。五是虚构性的偏执型写作。主要以某一过往名人爱情、生活遭际等为主，以片面的眼光，突出主题式的写作为代表。六是行走文章。这类作品比重很多，而且是目前可与畅销书相抗衡的一类题材。但能够把一片地域及其人群生存真实状态、文化本性透彻发现的极其少。

　　而更严重的问题还有三点，一是刻意回避、规避自身的丑、恶、自私、贪欲。以书写他者为根本或永恒形式，以表现某种状态和现实遭际为主，写到自己，不是忧伤，就是感动；不是快乐，就是担忧；不是心怀众生，就是悲悯万物。极少有人真实、深刻、大胆暴露自己的内心及灵魂深处那些负面影像和隐秘欲望，导致散文在人性人心的表现和开掘上是无效、无力的。我们都喜欢把一个美好的、富有同情心和美的自己用文字加以展现，忽视内在的脏。岂不知，那也是人的天性，是每个人每天都发生的心理活动。二是自我局限。散文作者更应当是大地及其所有信息的采集者，是人和某一地域人群的具体洞察者。我们都在专注于自己的某一种写作题材，很少去尝试陌生的领域，要不转向历史文化名人等典籍生发，要不向消闲写作靠拢。近年来，有些作家做了一些贴近大地众生和人间烟火，特别是展现这个时代本质特征的事情。但目前来看，主观情绪过于浓重，以某种片面的方式去观照，采取学术的方式书写，是远远不够甚至失之于偏颇的。我觉得，对大地人群及其现实变迁，以本真的方式去书写，不加任何个人感情色彩的发现和表达，可能更接近本质。三是格局小，思想萎顿。思想深度、高度决定写作者的气象格局。散文必然要有思想。如历史散文写作，你的历史观是一部作品成败的首要条件。散文的思想实质上体现作者对这个世界的态度，以及对具体物事的表现方式，也在体现语言的叙述策略上。

　　文学自身不存在任何问题，是操作的人存在问题，散文也是如此。一是过分受制于散文的文体特征，认为散文就是那样的，不可更改，使得自己的散文写作变成了模式化的程序套用。二是作者自身存在认知误区，认为以散文方式书写的事物都应当是通透的，是赋予事物美感、展现作者的性情的，因此总是以人的方式去打量、书写笔下的事物，主观凌驾意识严重。三是思想认知上的匮乏。就文论文是批评之道，可是作为写作者，认知上的浅薄、片面、偏激一定会使得作品面目僵硬，缺乏灵性，向度单一。四是惯性写作。我觉得，不断变换策略和方式，不仅体现作者的文体能力，也会使得自己不断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进而有效地规避和校正。

　　如何有效地面对和审视内在的自己，如何更犀利而精确地研判外部世界，如何将这种内视和收拢很好地结合起来，并以独特的方式加以呈现，我觉得这可能是目前散文的突破口。困境是，我们总是在“一致对外”，外物外情外事外思之多，可谓散文自古以来的一种模式。可是，在这样一个嘈杂、喧嚣、快速形成又快速扬弃的时代，一切都不是固定的。每个人对这个时代的体验，我相信是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的。从这个层面说，困境也是突破。散文被称之为最直接的文体，也是速度最快的文体，那么，散文书写就有责任去面对我们此时此刻的生活。我还觉得，以个人方式介入到时代现场，或者说，能够有效地把时代在一个人身上的种种痕迹，深刻而独到地发现并书写出来，也是一种有效的创作。近些年来，我一直在倡导或者实践一种“此时我在”的文学现场感，我的意思是，写出一个时代的种种特征、本质，以及时代之中的个体命运遭际和精神困境，也是散文获得流传的重要途径之一。因此，以本我、悲悯、深切、深思、自由和精锐、独特的方式去实践“一个时代之下的众生和个人画像工程”，似乎是一种富有挑战力和创新力的出发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