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持对现实的疼痛与体恤

　　在喧嚣的时间之外，我时常陷入对时代或者自己的质疑之中，我们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有没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在主宰着我们和影响着时代的文字？对于写作者而言，我们到底如何呈现与叙述我们看到的真相与隐秘？写作的使命是什么？近期在研读鲁院第二十一届高研班“光线小说沙龙”作品中，张乐朋、苏瓷瓷、钟法权三人的小说集中体现了作家的情怀和精神向度，《快钱儿》《大雪漫天的日子》《亲爱的弟弟》三部小说从不同的生活领域去呈现底层生活、人性复杂和精神困境，无论处于生活底层的窑工、刚入伍的新兵还是处于困境中的弟弟，在他们作家的笔下或多或少地隐藏着内心的疼痛。我们无法拒绝疼痛，因为我们处于这个疼痛的时代。也许，疼痛是我们活着的清醒状态，而悲悯是我们在现实中内心保持的温暖和本真。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们的写作才有了存在的价值。

　　写出疼痛。这句朴素的表达在这个物欲横流、道德缺失的时代，显得是多么的奢侈。今天的世界，有谁会去关心文学的内心世界，揭开生活的真相？但是对于真正意义上的写作者来说，我们的写作必须朝着时代的“反方向”探索，抒写与我们内心擦出伤痕甚至血的文学世界。小说《快钱儿》在揭开底层矿工的世界中，展现的不只是矿工们真实而卑微的生活。为了生存，为了家庭，为了身边的人们，他们在用仅有的廉价生命换取生活的物资。“永年”和“镐头”们为了得到更多的物资，不惜冒险去黑窑打工挣第二份钱。在生活与金钱面前，他们还有一种幻想，如果走投无路，最大的梦想就是死在矿井，这样家人就会得到一笔不菲的赔偿款，这就是“快钱”的来源。现实的沉重与命运的不堪使得他们已经无暇顾及生命的宝贵。而《大雪漫天的日子》体现的疼痛是来自内心的疼痛，它是隐蔽的河流。新兵与老兵在去军校深造的背景之下，展开一场非同寻常又节外生枝的较量，关乎精神与物质，关乎活着与死亡，关系善与恶的评判。文中主要人物宁，他的痛在于如何选择另一个人的死亡与活着的命题，生命的意义已经超越了生活本身。特别是在刑场上的情节呈现。宁没想到不惜生命救回的人却是死刑犯，实际上死刑犯没有抵达绝命的边缘，其内心深处闪烁着并不微弱的善良与温暖。可惜粗糙的我们只看到黑沉沉的夜，忽视上空闪烁的星星。在宁的世界里，他的痛来自没有到场，没有抵达死刑犯的精神世界而倍加痛楚。《亲爱的弟弟》则更是一篇全局充满尖锐疼痛与战栗的小说，畸形的乱伦与爱恋，复杂恐惧不安的生活，缺乏信任的、道德缺失的、神经质般的故事。其人性深处的自私、丑恶和残酷，被作家无情地揭露和表现出来，直指我们当下的伪生活。我们处于病态的时代与浮躁的生活中，悲哀的是我们并没有察觉生活的病态，或者说虽察觉到但熟视无睹无能为力的现实。三部小说，无论尖锐的还是隐秘的疼痛，指向的都是我们写作者的精神向度。在我们当下真实谎言与遮蔽疼痛的光鲜背后，作者撕碎的是荒芜和绝望之下的深深伤口。有痛感是好事，至少我们写作者是清醒的，充满对外部世界的悲悯和温度，对我们的社会是警醒的，是充满疼痛的希望的，也是在黑暗中敢于解剖伤疤的勇士，尝试先为自己疗伤。

　　小说家叶兆言说：“文学与珍珠的形成十分相似，珍珠是在河蚌的痛苦中形成的。文学是痛苦的结晶，没有痛在里面，就不能形成美的文学。”麻木喧嚣的生活已经使我们疲惫、迟钝和麻木，失去对人性的敏感与锐利。当我们再次审视三部小说时，从窑工那充满心酸的“快钱”追逐里，在“亲爱的弟弟”荒诞变态甚至充满恐惧不安的爱念以及对生死命题的追问与拷打中，我们已经看到作品中呈现的众多溃败的伤口，但我们的作品不只是要表现至痛，更应该表现至善。中国社会现实已经够沉重了。好的文学作品要能抚慰人心，给人以温暖。以《快钱儿》为例，我们读到两个农民工从这个世界上获得的热情或热量不足以挽救他们，不足以超度他们，也不足以救赎他们，他们活着的时候是挣扎，在遇难一刻，也正好是他们人生所获的热情或热量寂灭的一刻。这种撕裂是痛彻心扉的。我们在给读者提供精神产品的同时，不仅带给他们疼痛，也要给他们止疼的勇气和力量；给他们呈现生活困境、精神困境和人生困境，也要给他们拯救自我的通道。纵然是不确定的、充满可能性的，至少在苍凉里还有一种温度在其中。否则，我们会在读毕《亲爱的弟弟》后，面对粗鄙的伪生活伪自我，困惑于我们究竟往何处去？迷茫、窒息、恐惧和绝望则席卷而来，让人不寒而栗。让人欣慰的是在《大雪漫天的日子》中，我们除了读到老兵的另一种人生选择的无奈与心痛，同时也感受到了作品反映出的人性之美，人性之善。

　　我们不反对作家确认疼痛的存在，叙述出现实的真相。即便如此，在内心深处我们依旧保持着悲悯，依旧渴望那人性温暖之光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