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之外的夏志清

夏志清(1921-2013)

　　夏志清先生去年岁末辞世，是海内外中文学界的一大文化事件，令人再度回忆起他的著述曾带给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前所未有的新奇图景，毕竟在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之前，很多人几乎从未听说过沈从文、张爱玲和钱锺书的名字。这部享誉海内外的著作无论曾引发多少争议，它对中国现代文学论述版图和思维方式的改变却是无可质疑的；它在西方汉学界确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标志性地位也是无可撼动的。而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的现代文学批评同样享有盛誉，他所表述的概念，如现代中国文学“感时忧国”的精神，如同“盛唐气象”一样，已经成为一个时期文学特质的经典描述。哈佛大学中国小说研究者韩南(Patrick Hanan)认为：“毫无疑问，夏志清是上世纪6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力的中国小说评论家。”

　　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夏志清还有多部文学论集问世，从70年代到新世纪，先后出版了《爱情·社会·小说》《文学的前途》《人的文学》《新文学的传统》《夏志清文学评论集》《夏志清论中国文学》(英文本选集)等。这些著作除一部分中国古典文学、西方文学论述外，大部分都是关于中国现代文学的论述，包括重要文学家论和师友文章等，其中台湾文学批评占有相当大的比重；那些文学家评述和师友文章，如《〈胡适杂忆〉序》《悼念陈世襄》《重会钱锺书纪实》《曹禺访哥大纪实——兼评〈北京人〉》等，兼有人物评传、事件纪实和作家论的特点，同样显示了作者的批评视野和立场。这些论述最初大多见于台湾的各大报刊杂志，基本内涵既延续了《中国现代小说史》的文学观和基本立场，又有所调整，突出了浓厚的现实关怀和对当下文学现象的分析评价，在台湾文坛和海外中国文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文学论集简体字版的陆续编辑出版，为更多的读者提供了更全面认识夏志清文学论述的机会。

　　收入《新文学的传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译本序》对18年前英文原版部分观点的重新解释，可以看作是《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夏志清文学批评观念有所调整的说明。《中国现代小说史》将“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的原因归于对宗教的不感兴趣和无意认识的观点，在随后的研读与思考中逐渐发生改变：“中国新旧文学读得愈多，我自己也愈向‘文学革命’以来的这个中国现代文学传统认同。比起宗教意识愈来愈薄弱的当代西方文学来，我国反对迷信，强调理性的新文学倒可说是得风气之先。”《中国现代小说史》“文学革命”一章对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的嘲讽和“取笑”也在《人的文学》一文中有所调整，陈独秀肯定的文学“活的传统”和“国民文学”与“社会文学”也成为夏志清肯定的对象。在文学评价的标准上，人道主义成为《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后文学批评不断强调的主旨而一再出现：“大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揭露黑暗，讽刺社会，维护人的尊严的人道主义文学。”“富于人道主义精神，肯为老百姓说话而绝不同黑暗势力妥协的新文学作家，他们的作品算不上‘伟大’，他们的努力实在是值得我们崇敬的。”(《小说史中译本序》)“我认为中国新文学的传统，即是‘人的文学’，即是‘用人道主义为本’，对中国社会、个人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学。”“读中国现代文学，读到旧社会的悲惨故事，我总不免动容，文字的好坏反而是次要的考虑。只要叙述是真情实事，不是温情主义式的杜撰，我总觉得有保存价值，值得后人阅读回味。”(《人的文学》)上世纪30年代的中国作家“思想不成熟，但他们关注青年的苦闷，老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存亡问题，其写作动机是绝对严肃的”(《正襟危坐读小说》)。现代作家“向往原始人性——他们基于人道主义而对人民迫害者所怀的愤怒，也是十分显明的”(《〈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选〉导言》)。按照夏志清自己的话说，如果把《小说史》“文学革命”一章和《人的文学》对读，“一定可以看出近年来我对中国新旧文化态度上之转变”。

　　当然，夏志清对文学艺术标准的执著依然如故：“身为文学史家，我的首要工作是‘优美作品之发现和评审’，这个宗旨我至今还抱定不放。”“我写文学评论，一向注重作品本身。”“这一份尊重文字艺术的执著，想是积习使然，永远改不过来。”他一贯认为，“一般而言，最佳的文学作品较多关注永恒的人类问题，较少关注短暂的时事问题。”他甚至担心对文学人道主义精神的强调可能会引发他人的误解，“以为我放弃了小说是‘艺术’的看法，只要叙述‘真情实事’就够了”。但是这种观念的调整仍然影响了夏志清文学批评对文本精神内涵的评价标准。

　　虽然夏志清所肯定的人道主义文学与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内涵基本一致，与左翼思潮的大众关怀有所不同，但它使夏志清的文学批评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了认同，也使其对新文学的不同思想倾向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其实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即存在对部分左翼作家文学成就的正视，对张天翼的肯定就是一例；《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亲情与爱情——漫谈许地山、顾一樵的作品》一文对并非大作家的顾毓琇也未因其晚年倾向大陆而否定他早期的小说。人道主义精神还意味着强烈的当下意识和现实关怀，这种关怀具体体现在台湾文学批评上。

　　上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是夏志清现当代文学批评最为活跃的时期，台湾文学是这些批评的着力点之所在，他也是第一个在美国召集学者讨论台湾文学的人。这一时期台湾的现当代文学研究，特别是针对台湾文学的研究并未受到重视，夏志清以他的身体力行实践和引领了当代台湾文学的批评行动，在作家作品评论、台湾文学奖评选活动和各种小说集序言中，都可见他细致中肯的分析和判断。《台湾小说里的两个世界》本为刘绍铭主编《台湾短篇小说选》英文本导言，论述了60年代台湾11位优秀小说家的创作，“主要借以显示‘新文学传统’在台湾所表现的新活力。”文章首先将这些小说与30年代中国现代小说加以对照，注意到时代潮流的变化在小说写作上的影响。60年代的台湾小说开始关注台湾本土，“表现出地方性，以本省为本位”。但是这些生活在台湾的作者“虽然与30年代的作家在意识形态、心情，以及地区关注之大小各方面都有不同，他们却与那些前辈一样，特别关心年轻人及穷人。这两代小说家都把感情移注到故事中那些年轻知识分子身上，同情他们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对改善世界的渴望，或是对自己在现实面前无能为力的绝望”，“这是现代中国小说精神延续的明证”。同时，夏志清还注意到黄春明、王祯和等乡土小说作家为表现底层人的生存尊严所做出的努力，指出“当今台湾小说中有两个世界并存——一个是绝望的知识分子世界，一个是人道主义式充满希望和乐观的世界”。当时恰逢乡土文学运动时期，实际上，夏志清对各种文学论争并不感兴趣，对乡土文学论争也持保留态度，他所理解的“乡土”包含中国所有的区域，他“不愿放弃中国是一个整体的理想”。这更加说明他对乡土文学的理解是从人道精神和中国新文学传统出发，而不是从意识形态立场出发的。对台湾小说人道精神的肯定，完全出于他的一贯主张。无论是对乡土小说的嘉许还是对小说知识分子精神状态和存在主义意识的发现，这些评价均显示了批评家对文学格局的精准把握和概括，它们在后来的文学发展中都得到了充分的证实。夏志清虽身在海外，但对台湾文学的理解如此准确深入，正是他社会关怀和文学关怀的写照。

　　夏志清的台湾文学批评以作家作品论见长，对当时重要的台湾作家，如琦君、余光中、白先勇、於梨华、陈若曦等都有专论。而参与台湾两大报小说奖评选，则是他擢拔文学新人、以实际行为影响台湾文坛的标志。《正襟危坐读小说》和《二报小说奖作品选评》十分详尽地分析了他所参与的两大报小说奖候选作品的得失优劣，所有的分析均建立在文本细读基础上，批评不留情面，褒奖细致贴切。由于他具备深厚的中西方文学素养，长于将批评对象放在世界文学视野和中国文学脉络中考察，加之新批评方法与社会关怀相结合，因此使评价和判断历久弥新。总之，夏氏《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的现当代文学批评有着两大突出特点，一是强调中国新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二是继续坚持人道主义精神。

　　夏志清批评的个性化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早有突出表现，独具颠覆性的文学史架构和评价标准、言人之所未言的胆识等等其实都是个性的体现，这一点相比众多集体写作的文学史来说至为明显。尽管被认为不乏偏见，但或正如海外中国文学研究者刘若愚先生所言：“一个批评家如果没有偏见，就等于没有文学上的趣味。”夏志清自己也直截了当地认为：“中国人就是喜欢客气，什么都要讲之一，好就好，有什么之一！”他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外的文学批评也是如此，在批评对象和标准的选择上始终如一。批评个性在具体表述上体现为鲜明的个人性情，不时加入自己的人生感受，且时常臧否人物，直言不讳。一些原为英文的论文略带翻译痕迹，但中文论文则生龙活虎，夹叙夹议，虽引经据典却并无学究气，令人兴趣盎然而不忍释卷。他的文学趣味偏爱讽刺与幽默，其批评行文也不乏这种偏好。1976年他曾因传闻钱锺书在文革中离世而写《追念钱锺书先生》一文，后发现传闻不确，面对这一“乌龙”事件，他也以博学和幽默来化解：“假如钱尚在人间，我‘追念’他，当然是大不敬。”但是，他举陶渊明和英国文豪斯威夫特的自祭诗文之例解嘲，“中外文人真有幽默感的，不怕人咒他死的。钱锺书早年爱写冷讽的幽默小品，史威夫特的诗文他一定很爱好。他如能看到我的‘追念’文，想不会生气的。”1979年的《重会钱锺书纪实》证明了他的判断无误。

　　纪念夏志清先生其实也是纪念我们曾经的文学时代，他以文学史论述参与了大陆现当代文学研究学科重建的历史进程，以其批评论述影响了当代台湾文坛；改变了不止一代人的文学观念，这种改变不会随着他的离世而消失。当今海内外中国文学批评界不乏夏志清的后继者，他们在材料储备等各方面要优于夏志清的批评时代，但夏志清开风气之先的意义和他发现问题的方式与眼光仍然发挥着影响力，诚如王德威在《中国现代小说的史与学》中所言：“今天不论我们重估鲁迅、沈从文，讨论张爱玲、钱锺书，或谈中国作家文人的文学政治症候群，都必须从夏先生的观点出发。有些话题就算他未曾涉及，也每每要让我们想象如果有先生出手，将会做出何等示范。”或许我们更可以回到夏志清小说批评所追求的状态，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读一篇小说，最主要的是考虑作者是否有本领把我们带进它的世界里去，让我们分担他的爱憎；读毕小说，走出它的世界后，还觉得回味无穷，认为得到了某些感受、启示，至少也该觉得这段阅读过程很有趣，时间不算是白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