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

　　出版社的编辑读完《天知道》这本杂文集的文稿后，给我打来电话，希望我为集子写一个序。本来我不准备再为自己的集子写序，好孬自有读者品评。编辑的电话中说了两个意思打动了我，一是他从这本集子中能感受到中国这近30年的社会变迁的时代气息；二是他觉得这些杂文有作家自己的性格与情趣，读了能感受到作家内心的想法。话虽平直，但我深感我的责编是我这本书的第一个知音。在今天这个时代，粉丝易得，知音难求，在他的鼓动下，我信笔写下这些文字。

　　1987年，我出版了第一本杂文集《生活启示录》。此前，我的社会角色是诗人，职业是编辑。我自认为是一个充满朝气和自信的诗人，同时又是改革开放后获得上大学机会者。上大学期间，我的诗歌获得了中国作家协会首届全国诗歌奖(全国优秀中青年诗歌奖)，以大学生身份幸运地被吸收为中国作协会员，我为学校合唱队写的歌词《校园里有一排年轻的白杨》，今天仍然是中国传媒大学的校歌。然而生活并非一种色调，在变革的大潮中，因个人家庭纠纷，被人利用，我被卷入“运动”和“批判”的旋涡：一份无聊的杂志在某些权力人物的默许下，将我的私信和日记编辑了20多页的“言行录”(形式和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三家村”的写法类似)，借以证明我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另有一家地方省报以整版的篇幅刊发长文对我进行揭发批判。就这样我被拉上了发生在上世纪80年代“革命运动”末班车。我不断地向报社提出：“请对事实进行调查，并请刊登调查报告。”据我了解，报社确实派出了调查记者，并准备抓反面典型。只是调查结果完全不是他们想象的那么一回事，报社变哑巴了。这家日报就在我供职的单位对面，报社出面接待我这个每周一次的“上访者”，多次接触后，报社群工部工作人员都成了我的朋友，群工部部长彭某还安排我到报社对面的第三中学去给孩子们讲“成才之道”。但是，没有人向我道歉，也没有人收拾我面临的烂摊子。于是我从每周跑报社，变成每星期跑法院。法院受理了我的起诉，但明确告诉我，他们要看省报的态度，因为他们代表组织。就这样在三四年时间里，我在报社、法院和有关部门之间申诉，饱尝“上访者”滋味。直到有一天，领导找我谈话，宣布将任命我为《星星》诗刊副主编，看来有关方面想以这种方式表明态度，于是事情开始变化了，报纸主约我的文章，法院积极调查结案，一次会议上某位领导握住我的手：“不打不成交嘛，事情都过去了，朝前看！”大家好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相对一笑泯恩仇，生活还将进行下去。这个拖了三四年的事件，让我明白，生活的正面是诗，背面是杂文。为此我结集了第一本杂文集《生活启示录》，杂文集由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有一短序《我算老几》，引文如下：

　　找骂！缘由我又写诗又写杂文，于是有人不屑地：“你算老几？”

　　相当客气地装入了言外之意：皆因诗人应如天使般纯洁，杂文家应如道学家般严谨；诗人透明似水晶，杂文家城府如壁垒。而我不伦不类，不清不浊。

　　又有什么办法呢？要食五谷，就要为衣食住行操心；凡这类事，一旦流于笔端就成杂文；吃饱了总要想入非非，天马行空，不浪漫好像坐班房，写诗时的心态就如老百姓的一句俗语：“做梦娶媳妇。”

　　不算老几！我是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张开双臂向着天空想飞，双脚却长出根须扎在生活的土地里，这就是我和我的命运。不客气地说这是时代给我塑的像。

　　我看：这很不错哩。

　　有人总喜欢这样看我：掀开我的衣襟，找出我的疮疤，然后拍照放大，挂在墙上并注明这就是叶某人。脸没有了，脖子不见了，四肢省略了，我的尊容就是一块疮疙瘩。妙！

　　这太挤兑人了！我张开那照片上被删节掉的嘴巴，还没说话——

　　“看！典型的阿Q，有了癞疤还怕人说，可悲可悲……”摄影者叹气。

　　于是，我在这幅为我制作的特写照片下，写下一段“自我鉴定”——

　　“经医生检查这不是癌。这是细菌感染脓疮，由于体内抗体作用，已经脱疤，不影响今后生活以及生育。”这就够了。

　　……挨骂是难免的，尽管我们反对用棍子发言，但总不能永远心怀余悸，时时把自己打扮成正派奶油小生，把人生当舞台，让人不知你在演戏还是在做人。

　　也不能把写杂文当作骂人，如果这样，市井中骂大街的泼妇就是第一流的杂文家了。

　　何况，端起饭碗吃肉，放下饭碗骂娘，在眼下是一种“时髦”。

　　杂文，应当为新道德新观念充当迎亲的吹鼓手；杂文，也应当为旧道德旧观念充当送葬的吹鼓手。红白喜事，迎来送往。迎要迎得真诚，送要送得尽心，这就需要一种诗人气质。

　　我始终找不到一种“完整的自我价值”——像抹了一层与外界绝缘的釉彩似的洁白光生的瓷人儿那种纯粹的自我。

　　中华民族文化意识传统与现存民族精神中那种强烈的整体意识使我永远难以超然于世。

　　诗歌的天真与杂文的忧患，在向人们揭我的老底：这是一个永远看不破红尘的呆子！

　　——“我算老几？”我也常常这样告诫自己要少写点让人不快的文字，但总像戒不掉食物一样丢不下笔。

　　这些在1987年写下的文字，今天仍可以向读者交代我写杂文的起因。诗歌让我对生活充满了爱和感激之情，诗歌总在引领我充满善心地面对美好的世界。而杂文是我另一个支撑点，它让我内心有自尊，做人有自信，并在现实生活中赢得一份自在。

　　杂文有各种各样的写法，绝对不是一个套路，特别是一个诗人和作家动笔写杂文，我希望我写下的是一个有生命的艺术品，因为我用心在写，写我的心。我在2003年编撰《叶延滨文集》杂文卷时，写了一篇序，表明了我的杂文观，到今天我依然是这样看待杂文，也是我自己所持的写作态度：

　　近读报，见到又有关于杂文是什么的讨论文章，这种讨论近年常是过一阵子来一次，我一次也没有参与其中。我认为养猪与吃肉虽有联系，但毕竟还不是一回事情。写杂文的是养猪的，谈杂文的是美食家，不一定能谈到一起，谈不到一起是正常的。只是听多了，也引出一些想法，立场随之也有偏斜，想说几句，说的时候就不算杂文家谈杂文，也是一个美食家言。

　　有人说，杂文是蜜蜂，也有人说，杂文是带刺的玫瑰。我说，杂文是蜜，杂文家是蜜蜂尾上的刺；杂文是玫瑰花，杂文家是花茎上的刺。理由如下，自有杂文以来，从来没有听说过谁反对杂文这种文学样式，但从有杂文以来，杂文家就不太让某些人喜欢。对于杂文的讨伐，大多是这个或那个杂文家被修剪之后，杂文依然存在，只是有的已是一杯没有蜜蜂的蜜汁，扳除刺蒺的玫瑰。

　　有人说杂文是投枪、匕首，是战斗的武器。这种说法，一下子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说这种说法的年代——内忧外患、连年战乱、“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年代。这种说法是个比喻。果真如此，当年就不用打仗了，大家都写杂文就行。在投枪和匕首成为对立双方主要发言人的战争年代，人们为了提高杂文的身价，于是说它也是投枪和匕首，其实说这话的人，听这话的人，都知道它们不是一回事。在国家进入法制时代，在现代社会里，说你是“用投枪和匕首战斗的人”，不一定是表扬话。至少容易落下一个“方法原始，没有能力运用现代技术手段”的印象。

　　杂文常常只是一个“稻草人”，让胆小的，别干坏事，让没有干坏事的，知道在这儿有一个“禁区”。真正的坏人是不怕杂文的。他们一是不看杂文，二是不会因看了杂文就良心发现弃恶从善。比杂文强有力的法律、法庭和国家机器放在那儿，比较而言，说杂文是个稻草人，不是贬义。我曾在一个座谈会上说，杂文最终是写给好人看的。一篇杂文能让老百姓看了解气，高兴一会儿；能让犯错的好人心跳，思考一会儿；能让坏人看了生气，难受一会儿——就其社会效果而言，就很了不起。

　　有人说我这是好人主义。杂文是为读者而写的，读者绝大多数是好人，当然写给他们看，这是最基本的出发点。有人说我是“一会儿论”，杂文是针砭时弊的文字，最好别永恒，最好与时弊同朽。从另一个角度讲，他能产生一会儿效果，你那篇也有一会儿效果，加起来就叫“社会舆论”。

　　我觉得一个“杂”字，定了杂文的基调，也定了杂文的位置。在一张报纸上，基调是社论定下的，主旋律是头版导向导出来的，杂文姓杂，天生的配角。在任何时候，杂文成了主角，都不是好兆头。因此杂文家应甘当配角，有了甘当配角的态度，杂文会写得更像杂文。

　　强调杂文姓杂，我以为十分必要。杂文姓杂，就应该有各种各样的杂文家，写出各种各样的杂文。你认为某一种杂文最好，当然没错，你尽可以为这种杂文鼓吹叫好，但没有理由反对别人不喜欢或不写这种杂文。只准一种，或者力争一致，在杂文创作上都是阉割杂文的主张，这种专制态度恰是杂文的敌人。杂文就是自由谈，是杂文家自由思想的自由表达。人类对自由的追求是无止境的，在不断从必然走向自由的过程中，杂文就成为人们留下的另一种足迹。

　　我的这些杂文是近二十年的作品，其中有的议题已经“过时”，有的话题虽是老话却依旧为我们所关注。我想，这些文章不能与时俱进了，但它们却记录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巨变的影子，特别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的所思所想。

　　请注意这最后的一句话：“它们记录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巨变的影子，特别是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曾有过的所思所想。”这也是我在10年后再次结集出版《天知道》的两条理由，本书的编辑，如点穴一般说出了这两点，我不能不在内心再次高看作家出版社。第一句指记录中国巨变的影子，比较好理解，因为杂文多是因事应时而作，只是看作家因的什么事、应的什么时罢了。如果只是逢场作戏，配合形势，讨好主流，恐怕这样的东西，拿出来自己都脸红。第二句话“中国知识分子的所思所想”，我想有三个要点：一是“所思所想”，没有思想的杂文，自然没有灵魂，所思所想者，不仅面对社会，针砭时弊，而且也解剖自己，袒露心声。二是“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不像有的人捧得那么高，“灵魂工程师”，没那么神勇！也不像有的人贬得那么低，“书生误国”，没有那么厉害！知识分子对社会发言，特别是写这种短文杂谈，若能做到“维护常识，捍卫底线，保持操守”，我想足矣！要做到其实很难，我自己过去写下的东西，今天也不是篇篇都值得重新拿出示人，拿不出也就是有欠妥和失缺嘛。三是“中国的”，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的思考，不是国际先锋或主流思潮的推介，也不是跨国买办利益的代言。当一回中国文人，赶上这么个大变革，有那么一两篇文字，能够成为这个时代的证言，那就是一个杂文家的幸运。

　　(《天知道》，叶延滨著，作家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