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回归常识到政治文明

　　回头看中国几千年的兴衰，有几个“部级官员”能以政治家的身份名垂青史呢？因此，官不在大小，而在于为官之人是否能做到古人所谓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文人为官，王蒙已做到了“立言”。无论他的理想是否会变成现实，终有一天，他那汪洋恣肆的文字和思想会让人们忘却他本身的政治身份，却记住了他为历史和现实祛魅的决心。这是读王蒙《中国天机》给我的印象。

　　我不知道王蒙是否做过关于现代性问题的各种研究，但《中国天机》始终以历史的眼光讲述各种大事小事，最终可以归纳到“现代性”这三个字上。“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实际上代表了一种传统的历史观。自五四之后，西方启蒙思想对中国最大的冲击在于使中国人打破了这种意识形态，认识到历史是一个不断发展和前进的历程。鸦片战争以降，无论是晚清的洋务派、维新派、改良派、革命派，抑或是国民党、共产党，都在力求探索民族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而科技、工业等的现代化与文化、思想、意识形态的现代性进程是相互影响的。谁在历史的潮流中把握住了现代性的钥匙，谁就掌握了中国的命运。

　　王蒙通过“不革命行吗？”“人心稀里哗啦定理”等解构性的语言道出了第一个天机：共产党“靠崭新的与强有力的意识形态聚拢了中国人心”。这是中国革命之所以成功的主要原因，当然也是之后走了很多弯路的肇始。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理念，是当时最先进的，也是最符合中国当时的现状的。《中国天机》的第二大首创是提出了“最文学”的中国共产党。从《共产党宣言》就可以看出共产党早期极富文学性的激情和理想。然而要把斗争时期的激情与斗志转化为执政时期的科学与理性，则又是一个长期的曲折的过程。从改革开放开始，到“发展是硬道理，共富均富、公平正义也是硬道理”，中国共产党已经逐渐走上了回归常识和理性的道路，中国社会的现代性进程也迈出了新的步伐。第三个天机是关于未来的忧患和思考：党也需要多谈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党的意识形态在逐步大众化，去革命化；发展是硬道理，但发展本身解决不了的恰恰是由于发展而不是由于不发展所产生的新问题。早在上世纪下半叶民主“第三波”之时，西方就有政治学家提出“历史终结论”。时至今日，历史并没有终结，中国也确实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出了不同于西方的道路。然而这个时代所要求的，光有常识已经远远不够了，更要达到中国特色的政治文明，解决那些发展本身解决不了的现代性问题。

　　这本书不是小说，不是报告文学，不是历史散文，也不是回忆录。它是一本宣言书，是一位老人在用文学的语言、文化的掌故讲述他的历史观和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大叙述”，也是一种大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