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绍原与《语丝》

　　“上午在家。下午往访适之。又至东安市场开成北楼，同玄同、伏园、川岛、绍原、颉刚诸人，议出小周刊事，定名曰《语丝》，大约十七日出版，晚八时散。”这是周作人1924年11月2日的日记。“到市场开成食堂，为伏园办周刊事，夜饭而归。伏园以晨报侵夺文字之权，辞出。拟办一周刊，今日开会。到者有启明先生、绍原、小峰、廷谦、伏园，及予。命名久不决，予看平伯诗中有‘语丝’二字，颇写意，不落褒贬，提出之，通过。”这是同一天顾颉刚的日记，从这两则日记可以看出，酝酿《语丝》诞生的时间、地点、人物，在参加这次聚会的人员上，两者的记载虽有所出入，但二人都记载了江绍原参加了这次聚会。江绍原参与了《语丝》创建的过程，是几个主要发起人之一。

　　江绍原(1989—1983)，祖籍安徽旌德，生于北京一个京官家庭。4岁入家塾，7岁入新式小学，后赴上海先后就读于麦伦书院、浸礼会大学，1914年毕业于上海沪江大学预科，1915年入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文学院。1917至1920年，以旁听生身份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参加“新潮社”，为五四运动学生总代表之一。1920年被选派至美国芝加哥大学比较宗教系学习，1922年又往伊利诺大学研究院专攻哲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广州中山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代理主任、大学院中央研究院特约编撰员，先后在北京女子大学、中法孔德研究院、中国大学、西北大学等处供职。1949年后曾任山西大学英语系教授兼主任、中国科学出版社编审以及商务印书馆编审等职。主要从事比较宗教学、民俗学的研究工作，曾在中山大学首开“迷信研究”课程，后又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礼俗迷信之研究”及“宗教史”课程，与钟敬文、娄子匡等共同发起成立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发表了许多迷信与民俗方面的研究文章，并出版了《发须爪——关于它们的迷信》等学术专著。

　　1924年11月17日，《语丝》创刊号出版时，江绍原回国到北大任教才一年多，时年26岁，既不像胡适回国那样“暴得大名”，也不像周作人那样是显赫的文学大家，他之所以能成为《语丝》创刊的重要参与者，主要是因为他“新潮社”的身份以及与周作人的密切关系。

　　1919年10月《新潮》出版第2卷第1期时，新增加了16名社员，江绍原是其中之一。新潮社与后来的语丝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与《语丝》创建的成员，除了章川岛之外，其他几位都是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初创时期的《语丝》没有自己的办公场所，它的编辑、校对以及发行都是在新潮社进行，在杂志的地址栏上也写的是“北大一院新潮社”。《新潮》的出版，与《新青年》相互呼应，都是为了反对封建思想，倡导民主科学精神。《语丝》所倡导的“社会批评”与“文明批评”和《新潮》的精神亦颇为相契。江绍原作为“新潮社”的重要成员，在当时参与到其他社员一起筹划的《语丝》的创建，也就可以想见。

　　更重要的一点，江绍原作为周作人的四大弟子之一，早在他还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时，就与周作人相识，并因为对民俗学与宗教学的共同兴趣，而建立了很好的关系。1926年周作人在《发须爪》一书的序言中回忆他与江绍原的相识过程：“我当绍原在□□大学时就认识他。有一天下课的时候，绍原走来问我日本的什么是什么东西，又领我到图书馆阅览室，找出一本叫做《亚细亚》的英文月报给我看，原来是什么人译的几首Dodoitsu，日本人用汉字写作‘都都逸’，是近代的一种俗歌。我自己是喜欢都都逸的，却未必一定劝别人也去硬读，但是绍原那种探查都都逸的好奇与好事我觉得是很可贵的，可以说这就是所以成就那种研究的原因，否则别人剃胡须，咬指甲，干他什么事，值得这样注意呢。”因探讨学问而结识，江绍原对周作人一直执弟子礼。在后来的《语丝》时期，他们之间的交往通信愈其频繁，江绍原成了苦雨斋的常客。仅1925年至1936年间，周作人致江绍原的信件就达110封之多，江绍原也有大致相近数目的信件。学问上的兴趣相近，再加上性情的相投，出国之前的江绍原即以与周作人相识，等回国到北大任教后，他们的关系更为密切。因为与周作人的特殊关系，江绍原也就加入了《语丝》创办的行列。

　　江绍原参与了《语丝》的创办，同时他也积极给《语丝》撰稿。据初步统计，在北京版的第1—156期《语丝》中，江绍原共撰文16篇，其中以《小品》为题的系列短文，未重复计算。在众多《语丝》的撰稿人中，发表文章数排第8位。孙伏园在《语丝》正式出版之前曾写过一份“红字白纸约摸四开报纸大小的广告”，广告里说《语丝》杂志“由周作人、钱玄同、江绍原、林语堂、鲁迅、川岛、斐君女士、王品青、衣萍、曙天女士、孙伏园、李小峰、滏女士、顾颉刚、春台、林兰女士等长期撰稿”。江绍原在《语丝》创刊初期，就是16位长期撰稿人之一。

　　《语丝》主要撰稿人在当时经常举行聚餐会，一般是每月1次。在聚餐会上轻松愉快的聊天中，他们可能谈时事，聊文学，论学术，《语丝》上的许多论题和文章就在这随意而谈的过程中产生了。江绍原也是聚餐会的积极参与者，他在《语丝》上所发的《礼部文件》系列文章，还有关于礼俗迷信的《小品》，许多都有讨论的痕迹，即便下笔为文时，也还是讨论的语气，这些带有“草稿”性质的文章，一部分就起源于聚餐会的闲聊。

　　在语丝创刊1年的时候，孙伏园发表了《语丝的文体》一文，对一年来的《语丝》所显现的文体特征做了说明：“语丝并不是在初出时有若何的规定，非怎样怎样的文体便不登载。不过同人性质相近，四五十期来形成一种语丝的文体。”周作人在两周后对孙伏园做了回应，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一文中说：“我们并不是专为讲笑话而来，也不是来讨论什么文体与主义，我们的目的只在让我们可以随便说话。我们的意见不同，文章也各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乱说。”

　　江绍原在《语丝》上发表的文章即体现了《语丝》的这一文体特征，也可以这么说，江绍原参与了《语丝》文体建构的过程，他所发表的文章是形成《语丝》文体的重要部分。周作人在发刊词上对《语丝》所要刊载的文字有个大体的说明：“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这表明《语丝》不仅仅是一份文学刊物，同时还刊登学术文章，以“文学为主，学术为辅”。《语丝》自由活泼的文体，可以说给了江绍原用武之地。1926至1927年间，江绍原在《语丝》上发表了50余篇民俗小品，总题以《小品》或《大家的小品》，每篇又冠以一个小题目，为该文讨论的中心问题。这些小品主要以礼俗、迷信、宗教为讨论的对象，有较强的学术性和学理性，但是又与纯粹的学术文章不同。这类学术小品形式灵活自由，长短不一，有时一两百字也可为一则，有时又非几千字才能尽其意。

　　江绍原以《语丝》为平台，大量搜集民俗材料，很多读者来信，为其提供当地的民俗材料，这为江绍原的小品写作提供了较多的素材。在《语丝》第105期的《小品二十四·寄名》前有小序：“先把特地找来的或偶然见闻到的事实，随时写在《小品》里发表；正式的方板的论文，待将来再经营。这样做，于我有种种好处；其中有向读者们声明的必要的，只在下面的一种，曰：可以多得到些同志的合作。我所收的零碎，如其不断的印出来，必可以触动大家的记忆，引起大家的搜辑采访，可以催大家提笔，更可以使大家因观摩而记忆愈灵，采访搜辑愈勤，提笔记录愈加高兴。”将小品作为正式论文写作前的准备，用较为活泼的文体展现出来。

　　很快江绍原就得到了读者的回应。在《语丝》第130期，一位名叫李荆石的读者来信：“《小品》一项，我被它引起的趣味很不少。因为这些事象，是平常惯见而最易忽略的。虽然有时无意间也引起人的注意去研究，或想到古书中曾有过这样的先例。但这不过是暂起的微波，一瞬间又消灭了。自《小品》诞生后，在《语丝》上公然见到我们所认为值得注意，值得研究而又屡屡忽略过去的事象形诸笔墨间了，我是如何的喜欢！”《语丝》第128期赵华喣来函希望：“读中国古籍的人，能把古代的社会真相作确实的叙述”，“因为存了这种希望，所以每读《语丝》，必先读先生的《礼部文件》和《小品》，常想中国读史书的人，都有先生这种眼光，那不但复古派的观念，可以一扫而空，即如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之类的大著，也不会风行一时了。”这种读者与作者通过《语丝》进行的真挚交流，又能打动更多的读者，从而吸引更多读者参与到互动中来。

　　周作人曾在《发须爪》的序言中对江绍原这类民俗小品的特征有过评价：“绍原的文章又是大家知道的，不知怎地能够把谨严与游戏混和得那样好，另有一种独特的风致，拿来讨论学术上的问题，不觉得一点儿沉闷。”一方面具有学术文章的谨严，另一方面又具有杂感式文章的游戏笔墨，读起来并不呆板，知识中寓于趣味，历史中又蕴含现实。当时的著名学者叶德均对江绍原的这些民俗小品也大加赞赏：“在‘小品’中虽只是琐碎的材料，但他的贡献我们也是不能否认的；在他的著作中引人注目的与其说是《礼俗迷信研究》及《发须爪》，反不如说是‘小品’。”可见这类民俗小品在当时很受欢迎，无论是普通的读者，还是作为民俗学的专家，都很认可。

　　江绍原在这类小品文中还表现出直接参与现实的意识，如第120期所载《孙传芳对天刺血及其他》，孙传芳欲与其他军阀讨赤，刺血为盟。江绍原在后面的按语中说：“欲知对天刺血或其类似行为之本意者，可参看拙著《盟诅》。如蒙孙馨帅不弃，请饬人将行礼程序写示，能附摄影，尤佳。”绵里藏针、不动声色的幽默和讽刺，在这类民俗小品中还有多处表现。这种学术中带有杂感性质的文章，很好地配合了《语丝》提倡的“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的主张。民俗小品的灵活性，还表现在文体的多样化，江绍原在《语丝》第122期《吐沫》的通信中说：“我想着是‘平民化’‘人化’的学术文之一格，高低两等华人，都不妨拿起来看看。” 这就要求文章具有可读性和趣味性。而这篇《吐沫》的文体就比较别致，近于小说文体。文章虚构一个“后局大院江宅家人李得标”，以李得标的口吻给语丝社写了这样一封信，介绍为什么中国人将吐沫认为是一件毒物，以及又何以将吐沫看成是人的命根子。文章诙谐有趣，将引用的材料融化到故事情境里，又用闲谈对话的语气写出来，读来生动活泼，让读者了解吐沫在人们传统思想里的看法外，还能感受文章之美，文章的灵活多样。

　　江绍原民俗小品文体的形成，可以说受到了语丝文体的影响。“任意而谈，无所顾忌”的自由形式，是《小品》形式多样化的前提，《语丝》提倡的就是这样一种风格。另一方面，这里也有江绍原的自觉追求。在他理想的状态下，是希望能有一种专门登载小品文体的刊物。他对这种文体有所期待，在写作的过程中，也有着自觉的文体追求。他认为，“小品不是‘文艺’作品，也不是‘随感’，‘漫录’一流的无归宿无鹄的的杂俎。小品只是我从各种文献和地方搜辑来的资料，关于我国古今的迷信，礼俗和宗教的。我有些要研究的题目在心里；凡是特地找来或无意中碰见的与它们有关的材料，无论怎样琐碎，我都记或抄在小品里面，有时并略加剖析讨论，有时不。至于我所以要把它们发表在杂志报章上，也有用意：我想引起一些人对于迷信礼俗的兴趣，并且藉此请求他们把每人所知道的性质相同或略同的东西写出来供众人研究……”写作小品文的动机，以及小品文的特征，江绍原在文中做了详细的说明。当然，这种小品文的写作方式，与《语丝》的关系是分不开的。

　　从整个北京时期的《语丝》来看，江绍原并不是最显著的人物，但是他与《语丝》的关系却不能忽略。他参与了《语丝》的创建过程，他为《语丝》撰写的文章，数量仅次于周氏兄弟。这些民俗小品既具有学理性，同时还有趣味性和现实性，为《语丝》的学术品质增添了色彩，“文学为主，学术为辅”就显得名副其实。这些民俗小品文体的灵活多样，针砭时弊，构成了“语丝文体”的重要一环。而江绍原作为《语丝》的重要撰稿人，通过《语丝》这一平台，与读者积极互动，并为他的民俗学研究积累了相当多的素材。《语丝》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能够在思想文化界产生重要的影响，正是与江绍原这样的作者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