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丝”风格的继承与出离:林语堂的小品文运动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4年01月20日07:23 吴晓东

  1934年4月,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杂志《人间世》创刊,林语堂亲自写就的发刊词,堪称是中国现代散文史上的重要文献:“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创作小说,即有佳作,亦由小品散文训练而来。”“人间世之创刊,专为登载小品文而设,盖欲就其已有之成功,扶波助澜,使其愈臻畅盛。小品文已成功之人,或可益加兴趣,多所写作,即未知名之人,亦可因此发见。盖文人作文,每等还债,不催不还,不邀不作。或因未得相当发表之便利,虽心头偶有佳意,亦听其埋没,何等可惜。或且因循成习,绝笔不复作,天下苍生翘首如望云霓,而终不见涓滴之赐,何以为情。且现代刊物,纯文艺性质者,多刊创作,以小品作点缀耳。若不特创一刊,提倡发表,新进作家即不复接踵而至。吾知天下有许多清新可喜文章,亦正藏在各人抽屉,供鱼蠹之侵蚀,不亦大可哀乎。内容如上所述,包括一切,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皆可取材,故名之为人间世。除游记诗歌题跋赠序尺牍日记之外,尤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对照鲁迅发表于1933年10月的《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关于“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的判断,与林语堂在发刊词所说“十四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唯一之成功,小品文之成功也”有异曲同工之处。但鲁迅的文章发表在先,所以倘使有影响关系,应是林语堂的说法受了鲁迅影响,尽管鲁迅把小品文称为“小摆设”的批评针对的其实恰是林语堂创办的《论语》。

  不过虽然同样称赞小品的成功,林语堂所强调的,主要是小品作为一种“与各体别”的“文体”本身的独特价值。他的《人间世》发刊词则可以读作一篇关于小品文的文体学论文。林语堂首先强调的是小品文写作在文体训练方面的作用,他甚至认为其他文体如“创作小说”也由“小品文训练而来”。其次,林语堂突出的是小品文其文体独有的“大杂烩”性质:“盖小品文,可以发挥议论,可以畅泄衷情,可以摹绘人情,可以形容世故,可以札记琐屑,可以谈天说地,本无范围,特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与各体别,西方文学所谓个人笔调是也。故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虽然“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的主张屡受诟病,也的确可能窄化了小品文的可能性,不过称小品文“善冶情感与议论于一炉,而成现代散文之技巧”,确是恰如其分的论断。而林语堂接下来的表述“盖文人作文……”其实触及的是小品文写作方式区别于林语堂所谓纯文艺创作的特殊性。进行纯文艺创作,在一些作家那里总难免郑重其事,虽不至焚香沐浴,但也每每正襟危坐,希求一举成就当时评论界一直呼唤的“中国的伟大作品”。而小品文则不需要像写长篇小说和三一律戏剧那样长久酝酿,精心构思,一个念头偶尔闪过,即可敷衍成千字文。但小品文的写作也需要契机,“心头偶有佳意”,才不致“埋没”。编辑的催稿以及专门登载小品文的杂志的存在,就有助于改变作家“因循成习,绝笔不复作”的惯性。因此,一个好的编辑以及一个有特色的杂志,往往会催生出一个具有文学史意义的园地乃至潮流。林语堂在20世纪30年代编辑的《论语》《人间世》和《宇宙风》,即促成了一个小品文运动。

  《人间世》发刊词关于作者类型也进行了有意识的划分,无论是“已成功的人”还是“未知名之人”和“新进作家”,都是《人间世》试图网罗的对象,似乎值得从“作者社会学”的角度进行揣摩。事实上,当时专业的以及业余的观察家们,的确十分留意《人间世》究竟吸纳了哪些作者。创刊号上的作者,就有蔡元培、周作人、刘半农、沈尹默、林语堂、郁达夫、徐志摩、废名、丰子恺、朱光潜、庐隐、傅东华、陈子展、简又文、阿英、徐懋庸、刘大杰、李青崖、全增嘏、许訏、程鹤西等,的确以“已成功之人”为主,其实,《人间世》除了在意“多少员大将,多少员特请撰稿人”,也同样重视培养“未知名之人”与“新近作家”,包括徐懋庸、唐弢、阿英、杨骚等左翼作家也是《人间世》的座上宾。在问世了大量短命的同人刊物的30年代,注重吸收多层次的作者群,显然是颇具眼光的办刊方略。

  在《论语》和《人间世》的影响下,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不少的小品文刊物,如《太白》《新语林》《文饭小品》《芒种》《西北风》等以刊登小品文为主的刊物纷纷出现,同时“小品”概念也由此泛滥,“科学小品”、“文艺小品”、“戏剧小品”、“历史小品”、“幽默小品”、“讽刺小品”……不一而足,以至有些人称1934年为“小品年”。

  不过,多少有点可惜的是,林语堂办《人间世》的中心命意,最后仍落实在“以自我为中心,以闲适为格调”上,与鲁迅指明的“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主张大相易趣,倒是与鲁迅所谓“现在的趋势,却在特别提倡那和旧文章相合之点,雍容,漂亮,缜密,就是要它成为‘小摆设’,供雅人的摩挲,并且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了”亦步亦趋。鲁迅强调小品文“挣扎和战斗”的精髓被林语堂弃之不顾。

  《人间世》当然也不会以“小摆设”自居。其《发刊词》强调“注重清俊议论文及读书随笔,以期开卷有益,掩卷有味,不仅吟风弄月,而流为玩物丧志之文学已也”,或许与鲁迅和左翼的批评不无一定关系。因此,有观察家注意到了《人间世》的改变:“近几年来文艺杂志方面,别开生面的是林语堂主编的《人间世》,其他文艺杂志都是些杂货,而《人间世》是纯粹以小品文为主干的,它已经解脱了《论语》的幽默气派,态度尚严肃。”其实《人间世》在创办过程中,可以看出林语堂已经针对各界尤其是左翼的批评,明显做出了趋向“严肃”的调整。

  不过从总体上看,林语堂的小品文运动毕竟是以“闲适”、“幽默”、“格调”为核心的文化美学诉求。这倒不是他故意与鲁迅和左翼“对着干”,而的确是林语堂的小品文观念演变到20世纪30年代的必然结果。刊载在《论语》1934年8月16日第47期上的关于《我的话》的广告词,征引的大都是林语堂自己的表述:“林先生在论文中说‘看透道理是幽默,解脱灵性有文章’,本书就是看透道理解脱灵性的幽默文章。在序文中他说‘信手拈来,政治病亦谈,西装亦谈,再启亦谈,甚至牙刷亦谈……去经世文章远矣。所自奇者,心头因此轻松许多。’世有因满目经世文章而头痛气闷者,请以本集来轻松一下。”末一句或许针对的就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的批评声浪。而“看透道理是幽默,解脱灵性有文章”的说辞则堪称从《人间世》发刊词的境界又有所退步了,与林语堂早期的《剪拂集》中那种“单刀直入的笔调及嫉恶如仇的精神”就更无法比拟。

  林语堂的散文风格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剪拂集》序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林语堂对自己《语丝》时期曾经有过的意气风发的神往:“……天安门前的大会五光十色旗帜的飘扬,眉宇扬扬的男女学生的面目,西长安街揭竿抛瓦的巷战,哈达门大街赤足冒雨的游行,这是何等的雄壮!国务院前哔剥的枪声,东西牌楼沿途的血迹,各医院的奔走弃尸,北大第三院的追悼大会,这是何等的激昂!”当年《语丝》上登载的《剪拂集》的广告语,一开始援引的即是“语堂先生打狗檄文中提倡气节的痛快话”:“我们应该能肉搏奋击,不能肉搏奋击,至少也应能诟谇恶骂,不能诟谇恶骂,也应能痛心疾首憎恶仇恨,若并一点憎恶仇恨的心也没有,已经变为枯萎待毙的人了。”广告进而写道:“语堂先生是最早主张‘先除文妖再打军阀’的人,这本文集所收的都是对北京学者文妖段章嫖客而发的言论,凡段祺瑞的‘革命政府’,章士钊的‘整顿学风’,名流学者的彷徨软化,正人君子的丧心病狂,巴儿狗的无耻阿谀,言论家的出卖公理,三一八的屠杀,长安街的巷战,多经过作者用单刀直入的笔调及嫉恶如仇的精神,尽情写出,读之不但可明白当日知识界分裂的真相,也可令人追思往日言论界奋斗的精神。”

  而到了《论语》时期,林语堂的小品文也不是即刻变成了“小摆设”的。曹聚仁曾说:“林语堂提倡幽默,《论语》中文字,还是讽刺性质为多。即林氏的半月《论语》,也是批评时事,词句非常尖刻,大不为官僚绅士所容,因此,各地禁止《论语》销售,也和禁售《语丝》相同。”但是随着政治气候的日益严峻,《论语》终于开始宣称远离政治,如1932年12月1日第6期《编辑后记——论语的格调》称:“对于思想文化的荒谬,我们是毫不宽贷的;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论语》创刊号的《编辑后记》亦说:“在目下这一种时代,似乎《春秋》比《论语》更需要,它或许可以匡正世道人心,挽既倒之狂澜,跻国家于太平。不过我们这班人自知没有这一种的大力量,其实只好出出《论语》。”出于生存的考虑,《论语》选择的编辑方针,或许不难理解。这种疏离政治的策略在《人间世》也得以延续,第2期更在《人间世投稿规约》中以加框的醒目方式添加3句话:“本刊地盘公开。文字华而不实者不登。涉及党派政治者不登。”类似提醒在以后各期的编辑寄语中多有,可见林语堂为《人间世》的基本定位是“不谈政治”。

  从客观上说,《论语》和《人间世》迎合了或者说催生了闲适小品文杂志创生的潮流。《人间世》出版的1934年也因此号称“小品年”或“杂志年”。茅盾在1934年发表的《所谓杂志年》一文指出:“最近两个月内创刊的那些‘软性读物’则又几乎全是‘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茅盾进而引用1934年6月16日《申报自由谈》上一篇题为《零食》的短论大加发挥:“现今杂志之盛行是因为‘广大的读者’爱吃‘消闲的零食’。读者此种‘爱吃零食’的脾胃就说明了何以今年的最‘时髦’的刊物是幽默而又小品。一部分的读者本来因为胃弱只喜吃‘零食’,大鱼大肉是消化不了的;但另一部分的读者却有好胃口,需要大鱼大肉,不幸我们的‘特别国情’不许有新鲜的大鱼大肉供给他们,几家老厨房搬来搬去只是些腐鱼臭肉,几家新厨房偶然摆出新鲜货来,就会弄得不能做生意。于是这些胃口好的读者也只好拿‘零食’来点饥,于是定期刊多了一批主顾。”

  青年人只能天天吃“零食”,难免会有营养不良之虞。而鲁迅所谓“想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的担心也并非无的放矢。有一位教师发表文章谈了自己的亲身经历:“去年的秋间,我以偶然的机会在一个中学里教了半年国文;在批改文章的时候,发现许多青年喜欢写一些不三不四油腔滑调的文字,也有人发一些不痛不痒的牢骚,更有人简直在文章中蕴藏着浓厚的出世思想,意态消极,飘飘欲仙,大有隐士之风。我调查的结果,原来他们在课外手执《论语》一卷,或者躺在宿舍里的床铺上低低吟着《人间世》,他们像《论语》一样的所谓幽默笔调固然学不像,结果文章乃流于空疏油滑;像《人间世》那种脱尽烟火气的所谓语录体,他们也是弄不来,结果却使一班青年的思想一天天离开现实,成为得过且过,与世无争的顺民。这就是《论语》和《人间世》在青年中所起的作用,也就是他们的主要任务吧?!”

  因此,“‘幽默’与‘小品’的‘合股公司’”的纷纷“上市”,引起舆论的反弹,也是情理之中。连《现代》杂志也刊文批评《人间世》的“复古”:“……只有周作人发刊《语丝》的那几年间,可以相当说是小品文的时期;而我们的几个优秀的小品文作家,也大部分从这个圈子里产生。在《语丝》迁移到上海来之后,似乎连特别注重小品文的刊物都不常见。《人间世》在许多地方可以说是继承了《语丝》的倾向。(再说,即连林语堂的“幽默”,实际上也是《语丝》的遗产,可是在这里不想多说了。)不过,这是表面的看法。本质上,《人间世》和《语丝》之间是有着许多的差异;即是说,写作的林语堂和过去的周作人之间是有着本质的区别的……”

  今天看来,20世纪30年代文坛对于《人间世》在政治立场上的妥协姿态或许缺乏一些同情的理解,同时也对杂志年的虚假繁荣缺乏足够的认知。只有茅盾富于洞见地指出:“杂志的‘发展’恐怕要一年胜似一年。不过有一点也可以预言:即此所谓‘发展’决不是读者人数的增加,而是杂志种数的增加。”而“种数的增加”并不意味着真正的繁荣。即便是《人间世》这一“小品年”抑或“杂志年”的始作俑者,创刊仅一年半的时间,也在1935年12月20日出版第42期后无奈地宣告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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