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翻译中与奥兹对话

　　钟志清，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博士，是第一位在以色列获希伯来文学专业博士学位的中国学者。曾出版数部希伯来文学译著，译有《现代希伯来小说史》《地下室中的黑豹》《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等。

　　结识奥兹，是一种缘分。

　　我第一次接触奥兹的作品，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到《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后不久。河南一位译者拿着译稿来编辑部寻求发表，我被分派读那些短篇，看是否合用，其中便包括奥兹的短篇小说《风之路》，当时编辑部因种种考虑，没有选登那些短篇，后来作品以结集的方式出版，名为《以色列的瑰宝》。我第二次接触奥兹的作品，是在1994年，还是在《世界文学》杂志，为汪义群先生翻译的短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做责任编辑，那充满异域色彩的基布兹风情，激起了我对另一个神秘国度的神思。

　　选择翻译奥兹，是一种巧合，甚至可说是天意为之。

　　1995年秋季，我以中国社会科学院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奥兹生活着的以色列，在特拉维夫大学学习希伯来语言与文学。1996年春，我选择了现代希伯来文学这门课。讲现代希伯来文学，不可能不精读奥兹作品。任课教师考比博士指定我们阅读尼古拉斯·德朗士翻译的《我的米海尔》，又指导大家看配有英文字幕的希伯来文电影，把我们从文本世界带入视觉空间，并组织“从耶路撒冷到好莱坞”的讨论，我寻找了各种背景材料，一时间成了奥兹迷。

　　当我最初尝试用希伯来语阅读时，友人推荐我读约书亚的《面对森林》，但那篇作品对我来说太沉重。我想到了《我的米海尔》，小说开篇简约短促、优美如诗的文字吸引我走入动人心弦的世界：

　　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爱的人已经死了。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是因为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着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正在死去。我不想死。

　　就这样，我开始了翻译奥兹的生涯。能够顺利进入奥兹的作品，并不意味着奥兹容易翻译，此乃后话。1996年冬天，奥兹应邀到特拉维夫大学讲学，听众们为了聆听奥兹演讲，往往提前一个小时就赶到特拉维夫大学一个容纳500人的报告厅门口，排队等候。我经系里安排，在奥兹讲座后跟他到会客室交谈。我当时懵懵懂懂，拿着录音机要录下奥兹的话，奥兹摆摆手说，这次是个人交流，等将来专门做访谈时，我再允许你录音。那次，他不仅为我讲述了自幼受父母影响对遥远中国大陆的无限神往，而且谦和地为我纠正希伯来文的某些读法，并让我用中文读出一些人名和句子。也许正是因为那次交谈，我在日后翻译奥兹时，经常想到他说话的方式、口气乃至声音，并将这种口气与声音传达给中国读者。

　　后来，我成了奥兹的一名忠实读者与翻译：《我的米海尔》中那短促优美、充满张力的语言，《黑匣子》中那满蕴智慧的争论，曾令我如醉如痴，重新找回了少年时代读中国古典诗词的感觉。比其他奥兹译者幸运的是，我在2001年初到奥兹执教的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第一学年时办公室在奥兹的对面，同他的接触便多了起来。尤其在翻译《黑匣子》时，奥兹多次抽出上午授课前的一小时，在办公室为我解决翻译中的难点，我也曾应邀到坐落在内盖夫沙漠中阿拉德小镇的奥兹家中做客。那时，尽管我觉得奥兹和蔼可亲，是令人敬重的长者甚至朋友，但也确实觉得他深奥莫测。

　　真正在思想上走近奥兹，叩击他的心灵之门，是在翻译奥兹的自传体长篇小说《爱与黑暗的故事》时。这部近600页的作品的主要背景置于耶路撒冷，以娓娓动人的笔调展示出百余年间的犹太家族历史与民族叙事，内容丰富，思想深邃，蕴含着一个犹太知识分子对历史、家园、民族、家庭、受难者命运(包括犹太人与阿拉伯人)等诸多问题的深沉思考。家庭与民族两条线索在作品中相互交织，使读者得以窥见其喜怒哀乐和得失荣辱。《爱与黑暗的故事》也是我迄今翻译的难度最大的作品，无论在文字上，还是在思想上。我曾在2006年连续整整8个月，心无旁骛，终日伏案揣摩翻译，与人物一起欢笑，流泪，思考；有一段时间，我每天早晨起床后顾不上洗脸，立刻冲向电脑，写下半梦半醒中苦苦斟酌出来的句子或词语。

　　在我刚刚从事翻译工作时，博士导师浦安迪便对我说：“翻译中最难的不是语言，而是一种文化。”对此我深有同感。每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多多少少都会把自己的学养、功力、才华、气质，乃至母体文化带入译本之中。2009年在以色列举行的奥兹作品研讨会上，奥兹的俄文译者指出，“每个人翻译出来的阿摩司·奥兹都有所不同”，甚至同一位译者的译作在不同文化语境和语言习惯中得到的反馈也不尽相同。记得2012年我在编校台湾版《爱与黑暗的故事》的过程中，缪斯出版总编辑徐庆文女士曾提到译林版《爱与黑暗的故事》“文采优雅流畅”，“所以仅仅主要修订一些台湾读者不习惯的用语、繁简转换造成的错别字词，以及少数一些前后不一致的翻译名词，并补充一些注释”。此外，译林版出于某些考虑所做的删节也被台湾出版社编辑重新补译。但我在阅读台湾版修改稿初稿时也对有些词语甚至句式的使用感到不太习惯。这种感觉，由王德威教授精辟地一语道破症结之所在：“每种中文文化传统均有其书写和阅读语言的方式”。同族语言尚且存在着沟通屏障，何况异族语言之间的相互转换。

　　奥兹对现代希伯来文学的最大贡献之一在于其充满诗意与张力的语言。他酷爱《圣经》中优美、简洁、凝练的语词，在许多作品中使用《圣经》中的暗示与隐喻，用简明短促的句式形成强烈的抒情色彩，有些作品甚至以语言神韵见长。从语言构成上看，奥兹作品中的语言大体上可以分为对话语言、叙述性语言和描述性语言。翻译对话语言相对容易，只要你能想象出主人公的说话情境，就可以翻译得妙趣横生。翻译叙述性语言，则需要仔细琢磨奥兹讲话的风格，同时借助“想象他者”的技能，想象奥兹讲话时的声音与情感，并把这种声音气质与情感特征传达给读者。最难翻译的要数描述性的语言，是对译者语言、学识、能力与耐力的全面考量。从语言特征上看，奥兹的语言有时热情澎湃，有时平易舒缓，不但节奏感强，而且有许多层次。奥兹小说中的许多词语，本来在希伯来文中有意义，如《我的米海尔》中的男主人公名字“戈嫩”在希伯来文中意为“保护人”，女主人公“汉娜”名字中的第一个字母与“戈嫩”的第一个字母拼在一起为“Hag”，意为“节日”、“快乐”，这种神韵无论用英文还是用中文均无法直接传达。有些成语、短语及方言倘若硬译会令中国读者摸不着头脑，我只好在汉语中寻找类似的表达方式。奥兹亦曾和我聊起如何把《爱与黑暗的故事》中两个女传教士讲的《圣经》希伯来语翻译成中文以及某些长句子如何转换等。

　　经常有人尤其是以色列人，会问我：你是从英文还是从希伯来文翻译奥兹。因为在他们看来，奥兹的希伯来语十分典雅，交织着多重含义，有时连本土以色列人理解起来都十分困难。坦白地说，我最初接触希伯来文文本，只是把它当做结识真正意义上的希伯来文学的手段，需要借助英文这根拐杖。加上以色列老师在教外国学生时，几乎不约而同把希伯来文原文与英文译文加以比较。我在希伯来文学领域的启蒙老师考比博士曾对《我的米海尔》的英文译文大加赞赏，认为它在某种程度上比原文更加纯熟，但已故希伯来文学批评家谢克德却持有异议，称奥兹的语言非常激越，具有音韵美，而德朗士在翻译中丢失了很多东西，英文本的节奏要平缓得多。它促使我在早期翻译《我的米海尔》的过程中，将1968年阿姆奥维德出版社的希伯来文版与1976年纽约矮脚鸡书系英文版逐字逐句对照，对比结果令我连连称叹，英文版确实十分精彩，在文法结构及用词上总体保留了原作风貌，只是个别章节有增译、漏译及句式变通的现象。渐渐地，比较译本成为我的职业习惯。随着多年翻译实践经验的积累，我在翻译《爱与黑暗的故事》时逐渐形成一个信念：忠实于希伯来文，力求表意精当；借助英文，力求理解准确；得力于中文，力求传达或切近原作词彩与精神。

　　目前国内的以色列文学译者，多从英文、法文、德文等文字转译。尽管我赞同从希伯来文直译的主张，但个人认为还是应该面对现实。国内学界流行着大语种和小语种之说。在小语种中，希伯来语大概可以说是小中之小。言外之意，目前国内懂希伯来语的人数量非常有限，而能够运用希伯来文进行文学翻译的人更是凤毛麟角。因为文学翻译不只是从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技术性操作，而且需要译者具有较高的文学素养、中文功底和翻译实践经验。希伯来文学作品的其他语种译者多是双重母语，甚至多重母语，他们对希伯来文的理解和把握往往超过后来从学的中国学者。从其他语种转译希伯来文学作品的诸多译者，一般有着很好的中外文功底与翻译实践经验，其优势比较明显。因此，现阶段转译希伯来文学作品这项事业也应该得到鼓励。

　　记得多年前在《世界文学》做编辑时，一些前辈曾经讲过，翻译优秀的文学作品犹如同大师对话。任何一部伟大的作品，均是作家经历、智慧、学养、思想、才华等诸多因素的结晶，而翻译过程本身便是与大师逐渐接近的愉悦过程，翻译奥兹确实是我的幸运。2007年奥兹访华时，我虽工作辛苦，但与奥兹夫妇在景山公园一展歌喉，在后海酒吧街把酒朗诵现代希伯来诗歌之父比阿里克诗歌的场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奥兹与中国有着不解之缘。从1998年奥兹的长篇小说第一次被译介到中国，迄今已经15个年头。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奥兹的一些长篇小说，如《我的米海尔》《了解女人》《黑匣子》《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不断再版。中国读者通过奥兹等希伯来语优秀作家的作品，对以色列文学和以色列社会有所认知。许多读者，包括中国作家对奥兹所倾注的热诚委实令人感动，甚至有时让人忘记了奥兹来自以色列——一个只有700万人口的小语种国家。　　

　　译文

　　在妈妈去世后的几周，或者是几个月，我一刻也没有想到过她的痛。对她身后犹存的那听不见的求救呐喊，也许那呐喊就悬浮在我们房子的空气里，我则充耳不闻。我没有一丝一毫的怜悯。一点也不想她。我并不为母亲死去而伤心：我委屈气愤到了极点，我的内心再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容纳别的情感。比如说，她死后几个星期，我注意到她的方格围裙依然挂在厨房门后的挂钩上，我气愤不已，仿佛往伤口上撒了盐。卫生间绿架子上妈妈的梳妆用品，她的粉盒、头刷把我伤害，仿佛它们留在那里是为了愚弄我。她读过的书，她那没有人穿的鞋子。每一次我打开 “妈妈半边”衣柜，妈妈的气味会不断地飘送到我的脸上。这一切让我直冒干火。好像她的套头衫，不知怎么钻进了我的套头衫堆里，正幸灾乐祸朝我不怀好意地龇牙咧嘴。

　　我生她的气，因为她不辞而别，没有拥抱，没有片言解释：毕竟，即使对完完全全陌生的人、送货人、或是门口的小贩，我妈妈不可能不送上一杯水，一个微笑，一个小小的歉意，三两个温馨的词语，就擅自离去。在我整个童年，她从未将我一个人丢在杂货店，或是丢在一个陌生的院落，一个公园。她怎么能这样呢？我生她的气，也代表爸爸，他的妻子就这样羞辱了他，将其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像喜剧电影里的一个女人突然和陌生人私奔。在我整个童年，要是他们一两个小时不见我的踪影，就会朝我大喊大叫，甚至惩罚我：这规矩已成固定，谁要是出去总要说一声他去了哪里，过多久后回来。或至少在固定的地方，如花瓶底下，留张字条。

　　我们都这样。

　　话只说了一半就这样粗鲁地离去。然而，她自己总是主张乖巧，礼貌，善解人意的举止，努力不去伤害他人，关注他人感受，感觉细腻！她怎么能这样呢？

　　我恨她。

　　***

　　几星期后，愤怒消失了。与之相随，我似乎失去了某种保护层，某种铅壳，它们在最初的日子里保护我度过震惊与痛苦。从现在开始，我被暴露出来。

　　我在停止恨妈妈时，又开始恨自己。

　　我在心灵角落尚不能容纳妈妈的痛苦，孤独，以及周围裹胁着她的窒息气氛，离开人世前那些夜晚的可怕绝望。我正在度过我自己的危机，而不是她的危机。然而我不再生她的气，而是相反，我憎恨自己：如果我是个更好更忠心耿耿的儿子，如果我不把衣服丢得满地全是，如果我不纠缠她，跟她唠唠叨叨，按时完成作业，如果我每天晚上愿意把垃圾拿出去，不是非遭到呵斥才做，如果我不惹人生厌，不发出噪音，不忘记关灯，不穿着撕破了的衣服回家，不在厨房踩一地泥脚印。如果我对她的偏头痛倍加体谅。或至少，她让我做什么我都尽量去做，别那么虚弱苍白，她做什么，还是往我盘子里放什么，我都把它们吃光，不要那么难为她，如果为了她，我做一个比较开朗的孩子，别那么不合群，别那么瘦骨嶙峋，稍微晒得黝黑一点，稍微强壮一些，像她让我做的那样，就好了！

　　或者截然相反，要是我更加孱弱，患慢性病，坐在轮椅上，得了肺痨，甚至天生失明……她善良慷慨的天性，当然不允许她抛弃这样一个残疾儿，抛下可怜的他，只顾自己消失。要是我是个没有双腿的瘸孩子，要是还有时间，我会跑到一辆奔驰的汽车底下，挨撞，截肢，也许我妈妈会充满怜悯，不会离开我，会留下来照顾我。

　　要是妈妈就那样离开我，没回头看上我一眼，当然暗示出她从来就一点也没爱过我：要是你爱一个人，她这样教我，那么除了背叛，你可以宽恕他的一切，你甚至宽恕他唠唠叨叨，宽恕他丢了帽子，宽恕他把山珍海味丢在盘子里。

　　抛弃就是背叛。她——抛弃了我二人，爸爸和我。尽管她偏头痛，尽管现在方知她从来没有爱过我，我永远不会离她而去，尽管她长时间沉默寡言，把自己关闭在黑暗的房间，情绪失控， 我永远不会那样离她而去。我有时会发脾气，也许甚至会一两天不和她说话，但是永远也不会抛弃她，永远不会。

　　所有的母亲都爱自己的孩子：那是自然法则。连一只猫儿一只山羊都是如此。连罪犯和刽子手的母亲都是如此。连纳粹们的妈妈都是如此。或者是弱智者的妈妈。甚至魔鬼的妈妈。只有我自己不能得到爱，我妈妈离我而去，这一事实表明我没有被人爱之处，我不值得爱。我有一些毛病，一些非常可怕，可憎，确实令人恐怖的东西，比某些生理或心理残缺甚至疯癫更加令人生厌。我有某种无法补救的令人生厌之处，如此可怕，就连妈妈那样多愁善感的女人，她可以把爱慷慨施与一只鸟儿，一个乞丐或者是一条迷路的小狗，都无法再容忍我，躲我躲得越远越好。有句阿拉伯谚语说得好， “任何一只猴子在母亲眼里都是瞪羚。”只有我除外。

　　要是我也可爱，至少一点点可爱，像世界上所有母亲眼中的孩子，甚至最丑、最淘气的孩子，甚至那些被逐出校门、有暴力倾向、心理不正常的孩子，甚至用把菜刀把爷爷捅了的恶小子，甚至性变态狂，有象皮病，在大街上拉开拉链，拿出自己的物件给姑娘们看——要是我听话，要是我按照她千叮咛万嘱咐的那样去做，该多好，可我像个傻瓜不听她的……要是在逾越节晚宴后，我不把那只从她曾祖母那里传下来的蓝碗打碎……要是我每天早晨好好刷牙，从上到下里里外外，包括每个角落，不耍花招……要是我不从她手袋里捏出半文钱，后又撒谎说我没有拿……要是我止住那些邪念，夜里没有不由自主地把手伸向睡衣最里面……要是我像所有的人一样，也配有个妈妈就好了。

　　——钟志清译奥兹《爱与黑暗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