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文本内外

　　我与吴耀宗相识于一个学术会议。吴耀宗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学术同行，我稍稍有些惊讶。我的心目中，许多人对于当代文学的兴趣超出了通常的学术职业范畴。当代文学是周边文化氛围的组成部分，某种程度地解释乃至建构我们的生活。换言之，当代文学的研究时常倾注了我们的生活想象与期盼，文学、研究、生活三者存在紧密的互动。然而，吴耀宗出生于新加坡，获取的是美国的博士学位，执教并且定居于香港，中国当代文学与他的生活背景相距甚远。选择一个稳定的、有章可循的研究区域，海外汉学家更多地聚集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周围。我偶尔会好奇地猜想，哪些特殊的因缘促使吴耀宗卷入了云谲波诡的中国当代文学？

　　或许，吴耀宗的作家身份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他少年时代即已倾心文学，曾经出版多部诗集与小说。作家往往自然地栖身于同时代文学，从中测定自己的纵横坐标。这理所当然地酿出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兴趣。但是，我必须郑重地指出，吴耀宗的文学研究异于多数作家擅长的印象主义或者感想式评述，而是显示出规范的学术训练。目前，吴耀宗的研究集中于中国当代小说。他很少陈述故事情节带来的激动，亦未曾重复常见的人物性格分析。学术训练提供的理论资源为之开启了种种独特的视角——例如，张炜小说的“视角”研究即是吴耀宗一篇论文的主题：张炜如何“看”。

　　叙述视角是叙述学的一个入门话题，许多批评家详尽地描述了各种类型的叙述视角包含的众多功能。吴耀宗回溯了叙述视角的诸多代表观点之后发现，尚且没有人正式指出张炜小说《鹿眼》所采用的“分龄限知叙述视角”——这是张炜诱使人们体验世界提供的特殊话语装置。根据吴耀宗的分析，张炜的《鹿眼》精巧地调控少年、中年、老年以及多种年龄段混合的限知叙述视角：少年叙述视角表明的是畏惧和渴望停止生长；中年叙述视角怀着忧愁、羞愧和无奈聆听告解；女音乐老师风烛残年的回述补上了故事情节内部一块关键的空白。这些叙述视角的巧妙交叉终于使世界的展示出现了各种富于个性的段落。有趣的是，尽管张炜自如地运用“分龄限知叙述视角”，但是，这更像叙述技术的偶然成功——张炜并未自觉地配上清晰的理论阐释。清晰的理论阐释毋宁说来自吴耀宗教授。披露这一部小说成功的叙述学秘密不妨形容为另一种理论“视角”的产物。

　　目前为止，吴耀宗的文学研究似乎显露出对于地理空间的持续关注。作家的籍贯是他接近这个问题的一个引子。他在《被叙述，所以存在：文学史上的鲁籍作家》一文之中抛出一个疑问：为什么众多山东作家的鲁籍身份标志遭到了众多文学史的“遗忘或拭除”？吴耀宗细致地检索了各种版本的当代文学史之后察觉，从“人生的关注”、写意与象征之美、阶级观念到“民间”、知青作家、先锋作家，这些文学史曾经征用各种代码评判山东作家的文学地位，惟独籍贯未能浮出水面。不过，如果说吴耀宗已经意识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之所以使用“东北作家群”概念，东北人民遭受“帝国主义蹂躏”、文学试图唤起人们关注这个地域是一个重要原因，那么，他不得不准备接住一个反问：“鲁籍”作为一个评判标识跻身于文学史的理由是什么？

　　尽管《简化上海：在港上海作家的浪漫原乡》的学术含量略逊，但是，这篇论文清晰地意识到，不同的地理空间隐含了情感的分歧。上海与香港——两大都市造就的情感缠绕与文学纠葛是这篇论文力图处理的主题。吴耀宗从若干定居于香港的上海作家那里发现，香港在他们的笔下基本缺席，这些作家的精神重心是上海。上海是“诗礼”，是“老克勒”，是“传奇”，他们甚至不惜偏执地以臆想的浪漫涂饰记忆之中的上海。因此，吴耀宗在论文之中犀利地指出，这种文学毋宁是某种精神症候的回应——这种文学是几位上海作家“治疗寂寞心灵，表现身份认同的最佳途径”。到了《从北角到九龙东：在港上海作家的香港想象》这篇论文，吴耀宗详细地陈述了二者之间情感分歧的具体内容：贫富悬殊的隔阂，文化身份的龃龉，情欲的压抑和受挫，以及作为怀旧象征的上海意象意味了什么。

　　《空间反抗：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苦旅小说》一文的发表显示，空间反抗的命题业已成熟。论文逐一评述了《心灵史》《无边的游荡》《古道天机》《愤怒》四部小说不同的空间反抗形式。苦旅使这一批作家坚定地远离那些权力与资本掌控的大都市，远离豪华的私宅、宾馆、酒吧、咖啡馆或者商业街，他们在荒凉苍茫之中找到了对抗物欲的精神力量：张承志的《心灵史》在贫瘠的黄土高原赢得了真正的激情，坚忍的哲合忍耶是物质世界之外的“圣域”；张炜的《无边的游荡》在广阔的大地发现了抗衡贪欲的两种精神信念：道德力和鉴别力；高建群的《古道天机》坚持的是民间的古老信义；北村的《愤怒》强调的是内心的自我审判和寻找永远的归宿。总之，这时的“空间”已经从地理地貌的不同区域转换成文学意义的精神高地。如果说，《“精神中国”的生成：论述后革命时期文学的新概念》一文概括性地总结了一些批评家如何征引气味相投的当代文学建构“精神中国”，那么，空间反抗显然是吴耀宗参与这个主题的独特路径。

　　《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如何构成？首先必须指出，《轮回、暴力、反讽：论莫言〈生死疲劳〉的荒诞叙事》一文并非热门话题的附和，而是再度显明了吴耀宗的研究指向。这篇论文发表于莫言获取诺贝尔文学奖之前，吸引吴耀宗的显然是小说的怪诞风格。当然，相对于莫言获奖之后带动的众多研究，这篇论文略为粗糙。也许，恰恰因为集中精力对付怪诞，精细的文本拆解稍显不足——比较吴耀宗教授的另一篇论文《去性别叙述——解读张爱玲〈小团圆〉的新视点》，这一点尤为明显。女性主义批评如日中天的时候，《去性别叙述》竟然在张爱玲的《小团圆》之中发现了祛除性别意义的叙述，这无疑是一个令人意外的结论。人们可以看到，支持这个结论的是严谨的文本分析——吴耀宗不仅将女仆韩妈从张爱玲笔下众多活色生香的女性之中剥离出来，并且纵横于文本内外，在叙述和修辞的间隙搜索出张爱玲的隐秘意图：尽量挤干韩妈身上的女性意味。对于《小团圆》来说，韩妈毋宁是一个“政治人物”，她很大程度上超脱了性别价值的束缚，她的利益诉求不再曲折地依赖所谓的性别政治；相反，韩妈“以无性别的姿态穿梭于盛家众人物之间，更直接、更集中地关注个人在家庭政治中的利益”。显然，从张爱玲小说的复杂肌理之间锐利地剔出深藏不露的一脉，条分缕析的文本解读功不可没。

　　这些论文无不显示了吴耀宗研究工作的专注与不遗余力。他仿佛以对待文学经典的严肃对待当代文学。相对于当代文学研究寻常可见率尔操觚、信马由缰，这是一种令人敬重的姿态。当然，这种严肃或许同时隐含了某种程度的拘谨。如果更为熟悉中国当代文学的来龙去脉，吴耀宗不仅可以置身局外，充当一个客观的研究者，同时，他还可以深度参与，充当一个摇旗呐喊、风雨同舟的亲历者和实践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