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作家协会主办
2016年7月4日 星期一
2016年7月4日 星期一
贝加尔湖
一
我最早听说贝加尔湖，还是“文革”年间，老师在课堂上讲“珍宝岛反击战”，不知怎么扯到了历史上的西伯利亚，说那里有个世界上最大的淡水湖，很美很美！其实，老师也不知美在哪里，在那不能言美的年代，老师所说的贝加尔湖，给了我最早的美的想象。
许多年来，我都想前往，尤其是那年到了莫斯科，而真正成行，还是2011年，朋友约我。
去的时节，拟在深秋，说的是，那时霜叶最红，天水最蓝，可西伯利亚的寒潮，又让我心悸。于是，把时间提前，我们中秋就去了。
随旅游团乘夜航飞机到达伊尔库茨克，是半夜凌晨，转车去下榻的猎人之家——湖滨山庄，天已大亮。导游要我们上午休息，下午观光。
进房间，睡意全无的我扔下行李，就出门去。
门外的四周是白桦枫林，比沿途见过的更茂密。一根根挺拔的银白树干，像玉树蓬满了繁茂的金花。嫩黄的娇叶，在冷风中飘飞、招摇、细语，不像是老绿褪色，倒像是秋来新发，充满了向荣的生机。
沟壑的对面，远处的群峰在蓝天下一望无际，似绿叶凋尽、硕果累累熟透了的橘林，是一座座相聚而来的金山。
如此富贵的秋景，博大得就像是我一人的世界。
我顺着一条金黄的林道走去。柔软的地毯，金色通幽，透出蓝天的穹顶，金碧高远。人行其间，就像走进了大自然的宫殿。
一阵冷风掠过，飞卷的枫叶随着风的旋律，上下狂舞，我就像沐浴在群蝶的追逐中，接受天堂的洗礼。
林道的尽头，豁然开朗的一片远绿，就是蓝天下的贝加尔湖。
枫林覆盖的山峦，沿着湖边蜿蜒远去，浓缩到天边，宛如一绺早现的晨曦。
明亮的净空，缓来的气流，那是风的动影。
几只白鹤在湖滨的上空低翔，贴着水面，去了又来，久久徘徊，像在探索水面弄影的金山，又像在追恋滑去水面的雪影。
轻纱般透明的朝气，在湖面淡淡扬起，在晨风中忽悠，在光亮中散去。
第一束霞光闪现，湖心牵起一条迎我而来的彩带，光波在水中跳跃，慢慢向泛蓝的湖面浸染。当天际下托起日出的山坳，瞬间变红，枫林红得透亮；当朝阳冉冉升起，金灿的群山与耀金的水面连成一片的时候，大地与天空仿佛一起在燃烧。
这就是贝加尔湖的早晨，是我见过的最原生态的早晨。
记得老师那时还说过，这里有取之不尽的宝藏。可老师那时不会想到，而今这里真正成为人类宝藏的是水，是这深似海、清如潭，取之不尽，足够人类存活一个世纪的淡水。
几百年前，谁要把水看成宝，那他必定是疯子，就连这无边无际的森林，当年也只配流放者光顾。苏武牧羊、被逐放的俄国十二月党人都曾来过这里。这片无人践踏、无人开垦的黑土地，自我封闭，反倒成了人类的稀缺。
听说这泱泱大湖里的天然纯净水，而今卖给西欧的现价，已经超过了中东地底的石油。红松木在世上早已视为珍贵，而这里像白桦林一样满目皆是。
大自然对自以为有职责保护它们的人类，真是在讽刺！什么是自然保护？原生态的自然，人不去践踏，就是最好的保护。
美国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自然资源，封闭起来不开发？
普京为什么敢与世上任何强国较劲？那是因为他们有保护得很完好的自然资源。哪像我们，莫说跟别人较劲，就是自己子孙后代的生存恐怕都成问题。
归途中，我在透进霞光的林间，发现了一块悬吊的长方形木板——大约是给露宿的游人准备的秋千。我好奇地躺上去，合眼轻荡。拂面的落叶，萧萧而下，细雨般清凉。
须臾间，鹿角号声响起，穿林的呜鸣从住所的那边传来。日出狩猎的传统联络信号，而今变成了宾馆里叫醒游客的晨钟。
林间有了叽喳的人声，还有踏响落叶的脚步声。当我被身边的笑声惊开双眼，看见的是两个俄罗斯姑娘，头戴白边翻翘的蓝帽，身着海魂衫，手扬双管假短枪，嬉笑中向语言不通的我比画。装扮“海盗”的她俩也是游客，但在她们的土地上，我也只得起身谦让。可她俩连起码的回谢都嫌多余，就交替匍匐在晃荡的吊板上，各自展示出耀武的英姿，还不时地把枪口朝向我，相互“射击”。她们那妩媚中张扬的霸道，娇羞中流露的野性，都再现出她们先辈的铁血。
二
这天下午，我们来到了安加拉河畔，贝加尔湖惟一的出水处。
清蓝的河水，从我们脚下流过，不去邻近的大兴安岭，像害怕我们折腾似的，去了无人问津的北冰洋。
兼职导游基马——一个牙科医生，在堤岸上用流利的中文给我们讲述贝加尔湖的古老神话和贝加尔湖的历史。他待我们如此真诚，就像我们的朋友。我甚至怀疑金发碧眼的他，天生就有我们的血脉。同伴们有问，他必答。哪怕是最不好回答的那段混沌历史，早年老师没给我讲清楚的那段朦胧历史，他也答得很坦然：“这地方最早是中国的，350年前，应该是。”他说得肯定又准确。
一个北京来的老奶奶，站在我旁边，喃喃低语：“这是我们的，我花钱来看我们的。”她难过得几乎快要掉眼泪，就像自家的田产归属了他人，自己还要去租赁那样心酸：“我要知道这是我们的，我根本就不该来。”
什么是爱国教育，站在别国的土地上，目睹原本是属于自己国家的领土，这就是最好的爱国主义教育。谁说我们的民众不爱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当年把这片疆土赠送给“友邦”的，绝不是“家奴”。
我们的近代史就是这样滑稽：多次输了外战，赔款多，割地少，而恰恰在赢得了为数不多的几次抗战，在欢庆的喜悦声中，我们放弃了当年视之为不毛之地的贝加尔湖，放弃了外蒙古，还有琉球。《尼布楚条约》，大约是我们近代史上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最受史家认可的条约了，可恰恰正是这个条约，把这大片人见人爱的疆土，界定给了邻国。
先人的短视、无能，让我们现在才感觉到了资源的匮乏；而我们现在的不争气，失去的又将是我们子孙的未来。
三
伊尔库茨克城中的街边花园，过往行人都能瞻仰到一座铜像。他一身戎装，肩披俄式军大衣，叉腰俯视前方，那深邃的目光，仿佛已经穿越了他在世的时空。
这是谁？有人问。
基马答：俄罗斯的大英雄，高尔察克。
我脑子一下蒙了，转不过弯来。高尔察克，不就是我少年时读苏联小说中的反叛红色政权的白匪军总司令吗？而今在俄罗斯怎么变成了大英雄？
铜像之下的基座浮雕，是两个执枪对峙、刺刀相交的战士。一个白色军服、一个红色军服。我仔细地端详过他俩麻木对立的形象，不知其意何在。问基马，他说：“是两个兄弟在打架。”
十月革命后，苏联经历的那场红色政权保卫战，风卷残云，是何等的伟绩丰功，而今在俄罗斯后人眼里，竟然视同儿戏，就像在回看两个兄弟打架。被打入地狱的高尔察克，反倒置身在上，好似胜利者。这难道就是当下俄罗斯人对苏联那段历史的评价吗？
我困惑地指着花园里边的另一尊铜像，又问：“那边纪念的，是不是打架的另一个兄弟？”
基马说不是。他说：“那也是俄罗斯的英雄。”
花园里边，燃烧着长明灯，还有人在祭拜的那尊雕像，是卫国战争中西伯利亚红色军团的一位将军。当年莫斯科保卫战，如果没有他率领西伯利亚红色军团及时赶到，那段战争的历史可能会重写。俄罗斯人至今很尊重那段历史。
惊天地的内战，在这里被淡化；泣鬼神的外战，成为他们衡量人死后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惟一标尺。
有趣的是，基马还告诉我们，当年反叛苏维埃政权与高尔察克齐名的邓尼金，逃亡去巴黎当寓公。当苏德战争开打时，他竟然拒绝了德国提出的合作游说，说出了连纳粹都瞠目的壮语：20年前，如果你们来帮助我，我会感激你们的。可今天，为了俄罗斯，我只能与苏维埃一起同你们战斗。
这就是俄罗斯的民族情结，国家利益至上。
高尔察克当年兵败伊尔库茨克的结局，比邓尼金悲壮。他被红色政权枪毙，尸沉于贝加尔湖冰窟。这是我知道的。可我不知道的是：他在日俄战争和一战中，曾率队英勇击沉过无数敌舰；更不知道他是世界顶级的航海专家，为俄罗斯征服北冰洋作出过巨大贡献。
胜利者写的历史，毕竟不能长存；失败者被歪曲了的历史，总会正本清源。有些被时代湮没了的人物，就是上帝也没有遗忘。
还是在伊尔库茨克的城里，一个教堂的院内，草坪上竖着两块汉白玉墓碑。碑记的亡人，年龄都不大，不足50岁。是谁？逝后能安息在这里！
基马告诉我们是十二月党人。同伴们听来大都茫然，不知是哪路神仙。惟有我的朋友从草坪上采来一束黄花，敬献于墓前。
我听说过这批俄国最早的民主斗士。他们是俄罗斯贵族，有的还是皇亲国戚，在俄普战争中几乎都是功臣。就因为他们打败了拿破仑的军队，到西方接受了民主思想，回国后反对沙俄专制和农奴制，结党武装造反，失败后又大都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的贝加尔湖。这里流传着他们妻随夫走，患难与共的许多动人故事，但他们流放后的真实生活，知之者却甚少。
旅游的第三天，我们来到丛林腹地的一个小镇，那是三面枫林环抱、一面向着贝加尔湖的小镇。
镇上没有街市，也不像住过市井人家。长溜的缓坡面只有十来处木质建筑的庭院，其间有教堂、学校、打造铁器的作坊。与其说这里曾经是集市，不如说它更像丛林里的文化中心。
若没有导游带路，谁也不会找来这里；若没有我们的到来，这里不会有人气。小镇已人去楼空，成了游人的参观点。
我们走进一处又一处庭院，只感觉到枫叶飘落的宁静。
庭院马厩里摆放的雪橇、木楼里铺设的花色地毯，与基马给我们讲述的西伯利亚土著人早年牧渔狩猎、酗酒械斗的蒙昧生活相去甚远，那高耸的教堂更像是天外来物。
基马又带我们走进简陋的学校，就一间教室，十来张低矮的桌椅。他手指后排说：“小时候，他读书就坐在那里，还说他爷爷的爷爷也在这里上过学。”
200年前的西伯利亚，冰天雪地，谁会来此传教办学？
我记得小时候看过一部苏联电影《乡村女教师》，讲述的是一位纯情少女，把自己的一生，默默地献给了西伯利亚，献给了基马爷爷的爷爷——那些蒙昧的孩子。可我不知道，在这位天使到来之前，这片文化的荒原早就已经有人开垦了。那就是十二月党人。
基马回指我们走过的一个庭院，告诉我们：那里曾经住过一位将军，很有名的十二月党人。他落户来这里，这里才有了集镇。他在这里建教堂传教，让土著人知道了人世间还有天理；教土著人打铁，制造农具，让土著人过上了农耕生活；他的妻子教土著人识字，让土著人懂得了风怎么会吹，地球怎么会转。
基马不停地竖起大拇指夸他们是好人。
可我很难将教室里纸糊的破窗、昏暗的油灯，还有墙上那小孩幼稚的图画，与一个出没于宫廷的贵夫人相连，更难把将军的英姿还原在炉火燃烧的铁匠铺里。而这，恰恰又是十二月党人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发出的光和热。
或许，当年这里的民众并不知道他们怎么会来到这里，但他们来到这里，耗尽心力所做的启蒙，却得到了当地民众深深的爱戴。
听说小镇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打铁比赛。朴实的民众，每年就是用这种方式来纪念他们心中的普罗米修斯，就像我们端午节划龙舟纪念屈原大夫那样，世代相传。
我们来到湖边。湖边的空坝上，还燃烧着一炉熊火，一个满脸络腮胡的俄罗斯壮汉正在给游人表演打铁的技艺。他身后墙上记载着今年打铁比赛的人数和排名，一长串，那么醒目。我远远望去，就像是一页民间史册把十二月党人的功勋，铭刻在了那里。
伊尔库茨克，这个远离莫斯科的州府，在苏联解体时竟然没有脱离俄罗斯自立为国，不知是十二月党人在这片蛮荒的土壤里，最早播下了俄罗斯文化的种子，还是这片土地上的人们，与十二月党人有剪不断的魂影？
也许，十二月党人当年自己也没意识到，他们来到这里所做的力所能及的平凡事，对以后的俄罗斯民族有如此大的贡献。十二月党人的后人谁也没能见到这一天，因为苏共执政后已把他们斩尽杀绝，世上早已没有他们的一位后人了。
昨夜下过一场大雪，这里的枫林红了。我的朋友说：那是十二月党人的血染红的。
四
还处于封闭状态的奥利红岛，是贝加尔湖最大的湖心岛，要上岛的我们都很兴奋，沿湖奔波了几百公里，谁知到达后，见到的却是另一番景象。
这里没有枫林，也没有油亮的黑土地，细雨灰蒙中的深沟浅壑，岩乌石黑，光秃秃的。到了湖边的野渡码头，才见一处工棚，我们刚下车，滩头就跑来了几条黑狗，团团围着我们的行李箱寻食打转。
雨淋的码头上，风很大，手握的撑伞像要把人牵跑。湖面的卷浪，海潮般飞涌，扑向乱礁，溅起一团团如烟的水雾。我们乘坐的渡船，上去就喝西北风，跟上岛换乘的车一样，都老掉了牙。
上岛的坡面，枯草秋黄，一坡连着一坡，湿漉漉地绵延起伏。
车行的泥道，是车自己在草地上碾出来的，一路泥浆飞溅。
泥道上跑的老爷车，浑身都是毛病，不是在沟槽里“打摆子”，就是在爬坡间“哮喘”，或者在顺坡俯冲中“疯癫”，还时常熄火。司机手拿摇柄，要不停地去车前伺候。
到达的村落，是些乱七散八的小木房，据说这还是当年成吉思汗的铁骑扫向欧洲留守的队伍搭建的。一片经久年衰的陈迹。
我们住的庭院，称得上这里的皇宫，连排的木房里，什么都没有，门外就是世上最大的淡水湖，可房间里还缺水。两个腰粗的铁桶，一个只盛有半桶净水，另一个是空的，是用来接盥洗用过的废水。
阴风怒号的孤岛之夜，我与朋友一步也不敢走出去，晚饭后就坐在陋室里，喝着自带壶具煮泡的清茶，闲聊。从上岛的荒凉，扯到当年“棒打狍子瓢舀鱼”的北大荒；从陆游的咏梅，跳到马致远的枯藤老树昏鸦。他突然问我，什么记忆，最耐人寻味？
我说：饥渴中的幻想。我对他说起早年当知青，住在山巅的知青点，比这还破旧的茅屋里。每遇风雨之夜，几个难眠的同龄人就偎在被窝里瞎聊，主题不离女人、美食。那欲求不可得的幻象，那“阅尽人间春色”的梦想，现在不可再有，倒成了美的记忆。
他沉默地想了想，点点头，也给我讲了一件他难忘的小事。“文革”年间，他北大毕业，发配去中苏边界的军垦农场。说起那时的风雪之夜，他最大的奢求就是去地窖里拿一个储藏的好苹果。尽管他常能吃到苹果，可他没法吃到一个好苹果，因为他遇上了一个农村来的排长。他说，这位好心人，每周开一次窖，把坏了的苹果拿出来分，好的留着；等好的坏了，又分。结果一窖好苹果，全是烂了才吃。他边说边笑，我也跟着在笑。他笑得比我开心。
次日清晨，我们爬上丘顶看日出，转阴的天色，什么也没看见，只呼吸了一大早的新鲜空气。中午去湖湾的灌木丛中野餐，有人就开始抱怨：这么原始的地方，怎么不开发？
昨天就有人不停地问过基马：这里怎么会没有风景？这泥泞的草地怎么不修公路？这茫茫的湖边怎么不建别墅？基马除了耸肩摊手表示抱歉，就是一脸的苦笑。他能解释什么呢？这片优质的水域除了封闭式的保护，任何开发都是污染。这里的湖风能掀起海浪，把人吹跑，树还能生根吗？这里给人的，就只能是光秃秃的山丘，天荒水茫的一片苍凉。
避风的湖湾，腾起了青烟，灌木深处好似有了人家。飘远的青纱，灵动在风中，你感觉不到那是污染。
这时，天色已转晴，若还在雨中，看出去的还是昨日车窗里见过的荒凉，那同伴们的抱怨还会不断。
西方人喜欢晴日观景，他们说阴雨晦色给人以忧郁。人以物喜，心随物换，那人还是万物之主？苏轼观西湖：晴方好、雨亦奇；曹操观沧海，看的是气势。时时是美，处处是美，是我们东方古贤超然于物，脱俗的心胸对大自然的博爱，是“天人合一”的大智。可惜，我们现代人的美感几乎都被西洋人同化了，幸亏，对形而下的物美直觉还在，还能把原生态的绿色食品视为珍品。昨晚的烧烤牛肉，原汁原味的新鲜，我吃得满口冒油，同行的朋友拍掌取笑，说我来这里是在“打牙祭”。
今天湖边的野餐，更是不错，连干柴烧红的地灶，也是乱石现垒的。敞口的铁桶里湖水煮湖鱼，横生的野趣，就像林中拾柴的同伴唱起的《乌苏里船歌》，尽管湖面不见打渔船。
鱼汤起锅，盛进了木碗。众人品尝的第一口，都在叫绝。
“好烫！”有人抢嘴还在惊叫。人，在这瞬间，返璞归真，回到了大自然。
可他们多喝几口，喝多了，就有了杂音。有人说：“这汤里该放点葱花、胡椒。”
还有人说：“该再加点味精。”
七嘴八舌的添加，人，又在自我追求的享受中，不知不觉地远离了大自然。
惟有我的朋友，这时倒有几分仙气。他把柴火烤熟的鲈鱼，摊在石板上，轻撕一层黑糊糊的鱼皮，手拈几丝细白的嫩肉，慢慢送进嘴里。那目无一物的飘然，宛如竹林七贤，逍遥在山野里，融汇在天水间。
我恍然顿悟：天人合一，非我能及；苍凉美也不是人人都能感悟的。没有苦其心志的人生磨炼，没有远离欲望的自我超脱，你回不去大自然，就是回去了，你也感悟不到天地的空灵。
游美小记
虚惊
9·11后去美国，落地就遇上了麻烦，原因很简单，美方批准我们的入港处在洛杉矶，而直飞纽约的我们，便成了异动者。翻译怎么解释也无用。来人把我们带去“特别”通道盘问后又带我们去一个大厅。进厅门我就感觉不对劲，明晃晃的玻墙大厅里尽是警察。我还未回神，就见两个腰露手枪的巡警过来，强令我身边的一个黑娃开箱。“这是啥鬼地方？”原本无所谓的我们都感到了问题的严重。同行的小姜，说出了他的担心：“会不会把我们当恐怖分子？”我听了想笑。一个本·拉登就把当今霸主吓得如此杯弓蛇影，这日后的世界究竟谁怕谁？我们进门时全身都被检查过了，鞋袜脱光，连腰间的皮带都被抽出来了，就差没把手提的裤子脱光。
“自由世界”，是法制国家，哪有人们想象的“连空气都是自由”的。像我这样随心所欲的“暴发户”，真正的“自由天堂”恐怕应在肯尼亚或金边，在那里遇上这样的麻烦无须我开口，他们都会暗示我怎么解决的。可在这里我不敢。“大陆的。”一个举牌的女警用华语在喊。小姜上去回来悄声说：“警察正在查询我们来美的邀请方，千万记住。” 那公司我早忘了，随口说出一个我熟悉的洋名：“是不是香格里拉。”小姜没敢笑出声，他像怕别人发现我俩在串供似的，头扭向一边。我心里明白，这偌大的审视厅，暗藏的摄像头早就在窥视我们了。大厅里静得只有脚步声。
小姜上去耽误了好一阵坐回了原位，而上去就拿回护照的我，更觉奇怪，刚才未被审查的团长这时也被请进来了。等他们一起出来我才弄明白，原来是小姜的手提包出了问题。他提的包是团长的，警察问他包内有何物，他说不出来。警察要他开包检查，上锁的包他又打不开。警察怀疑他是小偷。团长自己前去说明，警察仍是摇头。在美国警察看来，自己的包应该自己提，你的包怎么跑到别人手上去了。美国警察哪里能懂中国的“国情”——首长的包，从来都是别人拎的。
高楼所思
登上帝国大厦，撼人的还是城市“森林”。昨夜逛曼哈顿，走在大街上，能见的天是一线天，一幢高过一幢的大厦，笔直如崖，通天的辉煌。而这时登高，一眼望尽的“森林”，却是看不见地了。
你分不清哪里是克莱斯勒大厦，哪里是洛克菲勒中心……世界金融中心，仿佛就是延向海河、天边的整个城市。据说，眼前所见，大都还是帝国上世纪初的辉煌。
我想：那时从“篱笆墙的影子”里走出来的华人，目睹这梦境般的现实，其感受不会亚于13世纪马可·波罗见到的杭州。倒是无知的我，少年时成天填不饱肚皮，还在高喊打倒“纸老虎”。我们从小谁怕过美帝。可为什么到了今天，国力大增的我们，反倒失去了当年的勇气。
大厦之巅，风很大。横跨新泽西州海河上光照的高吊桥，一条又一条，虹影似的牵起我遐想：一个既无主体民族，立国就200来年，又在一片荒野——整个曼哈顿仅值24块美金的土地上，何以横空出世。
我绝非崇美者。我老在想，美国走的是什么强国之路？它无需“光荣革命”，也无需“文艺复兴”，直接就坐了世界头等快车，抢占了世界霸主的地位。相形之下，有几千年文化历史的我们，进入现代社会，反倒是连路都不会走了。
学日本的明治维新，我们学像没有？“走俄国人的道路”，不是毛泽东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出发，连第一步都走不通。当年，我们与苏联的分歧，不就是国情不同，不可能照搬照学的分歧吗？
一个有生命力的国家，就如同一个人。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出生的背景、成长的环境，养成的个性、思维、爱好等等。也就是说：每个人都“是一个，这个”。我们能研究出别人成功的经验，但谁又能按别人成功的经验复制出自己？这个道理，谁都明白。然而，将其放大，说到国，理论就不清楚了。正如有些人，在现实生活中，叙说起别人的成功头头是道，可他就是没法把他自己说清楚，更没法在社会这个轴坐标中找到他自身的点以及发展的空间。
国与人、大与小，尽管有不同，但走自己的路，在这一点上应该是相同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形成的历史格局、传统文化、思维习俗等等。我们能研究总结出一个国家成功的发展史，但我们能照搬照学吗？“拿来”的东西脱离了它的母体，价值还有多大，能融进我们的母体吗？百年的教训，足以让我们清醒，与其多夸夸其谈说别人，不如多研究些自己，走出一条让别人来研究我们的路，这恐怕才是我们当代人最该做的。
我们的盛唐，学的是罗马，还是希腊？我们不也成就了世人惊慕的帝国？可那时，又有谁能依样画葫芦，复制出我们那样的帝国？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成功的人明白这个道理，要想成功的国家也同样该明白。
美国，就是自己走出了一条强国之路的典范。不管它立国之初，走“农业立国”的乌托邦道路，还是以后步入世界潮流，走“工商立国”之路，它都是在实践中自我寻找，走自己的路，把世界先进理念结合他们的具体“国情”，走一条自我完善之路。我们学美国，这是根本。如果它立国之初，亦步亦趋地学英国，能成为世界第二次工业革命和当今科技的领头羊吗？跟我者，必后于我，学像我者，必死于自己。这是很多人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为什么谈到国，总有些人老想着现存的“拿来”？
双星子大厦是可以“拿来”的，它前年倒塌了，我们来时路过，那里的地面还在清场，看不见的这里，它好像根本就没有存在过。
国体如人体，是拿不来的。国家的国运犹如个人的命运，只能靠自己去把握，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是走不出自己的路的。
离开大厦前，我深感欣慰的是：幸亏，在中国改革开放、泾渭合流的浪潮中，我还没头晕到连自己的路都不会走了。
我们差的是胸怀
在美国首都，瞻仰了华盛顿纪念碑，那是169米高的全城之最。城里四处都能看见。淡黄色的塔碑，高耸蓝天，碑上没有一个文字。
美国人纪念他们200年前的这位老人，什么都没说，说什么都难以言尽。只要你登上过帝国大厦，途经过他们的乡村，还有他们快速称霸世界的当今，还有未来……一切的一切，不都在告诉你，这位美国开国“国父”的伟大吗？
我敬仰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做了些什么，而在于他做了些什么后的高风亮节。他不以他在“独立战争”中的功高盖世，无视“独立宣言”的神圣。他严拒了有人怂恿他建立军政府的主张，还政于民。他以他的崇高威望主导了“联邦宪法”的诞生，并以身作则，给后来的领导者做出了光辉表率。
一个叱咤风云的始主，功成名就后回归乡野，这是何等的胸怀。中外史上恐怕都难找到这样的先例。中国人自古希望有个好皇帝，美国人好就好在有了这样一个“好皇帝”。我只能说这是他们的福气。
美国人不仅敬仰他们的伟人，同时对那些逆潮流而动的历史人物也没忘记。我们在国会大厦的阶梯前见到两个高大的将军铜像，一个是格兰特将军，一个是罗伯特·李将军。这两个南北战争中的生死冤家不褒不贬地屹立在民主殿堂外。这就是美国对待历史人物的态度。
没有失败者就不会有胜利者，一场决定美国命运的内战，是由胜负的双方构成的。如果南方失败的李将军不算人物，那么北方的胜利者格兰特将军也不算英雄，因为这是同胞间不该发生也不可避免的战争。有意思的是，南北双方以刀枪相见开始，最后以相互尊重言和。那不置失败者于死地的战争议和场面，恐怕也是别国的史上难以找见的。他们今天谈论起那场战争也就少了许多政治色彩。
我记得，当初“联邦宪法”的诞生，联邦派和反联邦派之间的论争可谓势不两立。“联邦宪法”，是美国走向强盛之路的基石。“联邦宪法”的缔造者、奠基人，写进美国历史的，也包括了反联邦派的首领，他们同样被视为建国之初最杰出的人物。
没有反对方，至少正确方不会正确得那么完善。以人为鉴，世人都懂的道理，世人未必都能做到。
我还记得，美国的第一任国务卿、第二任副总统、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的起草者——杰斐逊，最早主张的“农业立国”的乌托邦思想，实践证明是错的。历史认识的局限，并没抹杀他最终成为美国至今为止最优秀的四大总统之一。因为他在英国对美国的第二次战争封锁中，清醒地认识到了他的政坛对手“工商立国”的正确，并在总统任期内，不遗余力地把美国的发展方向推向了世界潮流的轨道。
以己为鉴，一个领导者，心中只有国家、人民，才会“王者无私”，才能有如此博大的胸怀。一个国家，走自己的路，还需要一批有这样胸怀的杰出人物。
美国人有的，我们有吗？海纳百川，这是美国生生不息的力量源泉。
(摘自《人生逆旅》，梁恩明著，作家出版社2013年9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