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之忆

　　1953年，未满14岁的我，读了刘绍棠的几篇小说后突发奇想，他能写小说我为什么不能，不就是编故事吗？连着几天飞笔疾书，很快写出我的处女“大作”，跑到镇邮局寄给一家颇有名气的文学刊物。

　　邮局的大老王见我寄的是厚厚一摞稿子，瞪大眼睛问我帮谁寄，我理直气壮地说，什么帮谁寄的，是我自己写的小说！他问写的是什么，我说你等着在杂志上看吧。他等到的不是杂志而是退稿信，出于好奇他当着我的面把信拆开，急匆匆念了起来。写信的编辑误以为我是成年人，毫不客气地写着：请你先把小说的定义搞清楚，在这些基本常识没弄清之前，请勿浪费笔墨纸张和他人精力与时间。须知写小说不同于买冰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涉足的。

　　受此一挫，小说不敢写了，于是改写诗歌，苍天有眼，佑我在《鞍山文艺》上发表了一首诗，那是1956年。以后也曾发表一些作品，但没有一篇小说，那位未曾谋过面的编辑伤了我少年的自尊。我发誓在没有熟练掌握写小说的技巧前，先下苦功夫读小说进而研究小说，总有一天我会写出小说的。

　　逼着我又提起笔写小说的是一场寒意逼人的秋雨。那是1982年深秋的一天早晨，夜里下了一场滂沱大雨，周遭水声哗哗，地下积水横流。小路旁一座歪歪扭扭的平房屋顶上，趴着一位老工人，小心翼翼地把一块块油毡纸盖在漏水处，再用砖头压住。

　　我像被钉在那里迈不动步子，默默地待了片刻，最终忍不住说了一句：房子漏成这样子，找你们领导解决嘛。他感激地瞅我一眼回应道：领导能随便找？找了也没得用，你看嘛，多得很。我顺着他的手势望去，山坡上，一排排工人宿舍的房顶上，补丁似的油毡纸一块连着一块，都是补漏的。

　　我心潮起伏，想不通为什么不能给工人建几栋不漏雨的住房。而离这些破房子不远的厂区一角，耸立着落满鸟粪的黑色高炉，那是几年前为了响应“洋跃进”而修建起来的，花了几百上千万。而这座高炉建成后只是个摆设，根本没有投入生产，惟一的作用是打造政绩。当时类似的现象到处都是，全国白白扔掉的何止十亿百亿千亿，那是人民的血汗钱，理应痛惜。只因无人追责也无须负责，充其量说一句干革命总要缴些学费的嘛，就万事大吉了。

　　我思索了很久，想到当时的口号“先生产后生活，先治坡后治窝”，民生被远远抛在一边。在这种方针引领下，下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们，往往只检查生产不检查生活，只过问治坡不过问治窝，这几乎成了常态。于是我萌生一个自作多情的念头：权作一次精神救赎，替这些决策者们写篇忏悔词。用什么方式呢，只能借用以虚构为特征的小说，生活就这样逼使我拿起笔写起了小说。

　　记得一位作家讲过：短篇小说所描写的，应当是从你的心上来回刮过，刮得你心尖发痛浑身打哆嗦的那种东西。我就是在心尖发痛浑身打哆嗦的日子里构思出这样一个故事：下基层督导建设“洋跃进”高炉工程的鲍司长，将一位提议用建高炉的巨款给工人建房的企业领导撤职。他在离休之年反省自我忽有所悟，深感愧对号称国家主人翁的工人群众，决定重返底层赔礼道歉，结果猝死在高炉旁的工地上，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偿还自己所欠的“心债”。《心债》发在《山花》1983年5月号的头条，很快被《小说选刊》转载。

　　《小说选刊》影响面大，《心债》经它一转载，电报电话和信件纷至沓来。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一位导演要求转让改编权，叮嘱我拒绝其他人的改编要求。来电要改编权的还有大连电视台等单位。结果没隔多久北京那位导演就来电声明放弃改编，大连电视台也发来同样内容的电报。这也怪不得他们，当时风云突变，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谁不害怕呀。

　　辽宁有个腾鳌古镇，相传因巨鳌腾空而得名。镇上有个文化站，站长姓金名燕，是位长相英俊的才子作家，经常发表小说。

　　我几次请教他如何写小说，他总是用审视的目光打量我后一笑了之。1954年初冬某日，金站长让我陪他去理发，回来路上问我对理发店老板有何看法。我答，此人滑头善变，对理发的老农冷若冰霜，见到你变成一团火，对我这个小青年他半冷半热阴阳脸，典型的市侩。金站长听罢大笑，你不是问我怎样写小说吗，把理发店的感受写下来就是篇小说，学会观察懂得思考就已经够大半个作家了。不久我被收进由他创办的文学创作组，成了最小的组员，两年后发表处女作，从此熟人戏称我是小作家。

　　我一直视金燕为恩师，没少听他讲有关写小说的种种技巧。1956年我外出读书跟他断了联系，3年后惊悉他被关进大牢成了阶下之囚。原来，1957年反右斗争中他侥幸过关，翌年县里给小镇下达一名“补充右派”的指标，身为作家的金燕躲过初一没躲过十五。入狱后，他想不通，急火攻心，两耳致聋，落下终身残疾。

　　1982年严冬，我返乡为家父奔丧时特地去看他，一别26载，他抓住我的手泣不成声，连呼宋老弟我冤枉啊冤枉啊。我选择最动听也最真诚的话语劝慰，他怔怔地瞅着我毫无反应。我猛然想起他已失聪什么也听不见，一阵心酸，我扑上去紧紧抱住他，大恸。当年那位美男子不见了，眼前的恩师形容枯槁，眼神迷茫，背驼腰弯，气喘吁吁。

　　后来的日子里，我发表过上百篇小说、散文、报告文学，都未敢告诉恩师，怕他笑我王婆卖瓜。2003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我想，该向恩师汇报了。孰料，恩师金燕已撒手人寰，驾鹤西归。斯人已逝，情以何堪；天公不公，枉为天公！

　　恩师金燕让我我苦苦思索过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作家是干什么的？

　　我曾是个理想主义者，很幼稚很天真又很愤青。所以一直认为，作家理应是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历史记录者，像司马迁、鲁迅那种；作家应是《旧约》里讲的“守望者”，目光犀利能看到社会的凶兆，负责指出大至一国小至一人的罪错，对未来的险恶发出警告，促进当下的觉醒和改过自新；作家应是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提出的“公正的旁观者”，他应极富同情之心，喜别人所喜，忧他人所忧，将全部的爱奉献给人间。一句话，作家是社会的良心，他的天职是扬善抑恶、主持正义，为普天之下无权无钱的弱者鼓与呼。

　　我深信不疑，我的恩师金燕就是这样的作家。从我的作品中他或许会认同，作为后来者的我，也一直按照这个标准在努力修补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