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志文“记忆三书”：知人论世 事关痛痒

　　虽说闻名已久，但我跟周志文先生(1942-)其实并不很熟悉。我之所以能够正式亲炙志文先生的风华，还是拜先生指导的博士谢旻琪的渊源——谢君是我在台湾淡江大学念博士期间的读书伙伴。2010年夏天，谢君博士论文答辩，我作为亲友团，第一次正式见到志文先生。初次见面，先生便极温和儒雅地主动伸出双手来握住我的双手，好像我们很久以前就认识，令我印象深刻也受宠若惊。

　　志文先生在台湾文化圈是传奇人物，原籍浙江，生于湖南，1949年随家人流离来台，窝居宜兰乡下。及长，闻道殷海光、台静农等先生于台大，毕业后先后任教于淡江和台大，直到退休。他研究晚明种种，开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课，对东西方文学、哲学、甚至古典音乐与近现代绘画，都有博雅的涉猎与品味，还出版了多部敏锐如佳酿的现代散文。

　　志文先生的散文近年在大陆陆续出版，跟台湾版同名的，有《时光倒影》(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同学少年》(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记忆之塔》(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和《家族合照》(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后三部散文，可以说是他一生命运与灵光的“记忆三书”。

　　讲台下和散文里的志文先生其实是极敏感又矛盾的人，他似乎对任何人、事、物都抱持着高度有情的态度，对人、尤其对小人物、弱者，或靠得太近以致易起磨损情结的朋友与家族中人，也是尽可能地同情理解与温柔成全。这种态度转化在他散文中，成为其关键特质之一。在《同学少年》里，他运用一种天真孩子的眼光，打量周边的暗街、杂货铺甚至是角落的妓女，一方面细细地描绘和品味那些阴暗微物和风景的丰富层次，以及妓女们为了维持青春而徒劳无功的“挽面”作为。最终他感叹着，“其中暗藏着的都是令人鼻酸心痛的故事”，批评着台湾传统里重男轻女、送女儿作“童养媳”的恶习。这样表述的终点似乎多此一举，但我却认为，这正是志文先生散文最好的特质之一：他不惜以平实的正义和责任感来节制、甚至抵消才气。台湾散文评论家张瑞芬曾说，志文先生的散文近似沈从文的湘西世界或萧红的《呼兰河传》，我曾跟志文先生讨论，此言虽好但实不尽然，志文先生更倾慕与亲近的，其实是晚年托尔斯泰的视野。沈从文和萧红的世界美则美矣也纯净天然，但志文先生祈求的远非如此。

　　我揣想志文先生平日大概是属于沉默少言，一切看在眼底，话不愿说尽，只愿点到为止的仁者。小人物对青春的眷恋、对尊严的需求，以及对人们最终都将走向死亡大限的了悟，使得他整个人格和文气常常能保有一种严肃与谦卑。他自然是喜欢青春、渴慕生命里美好健康的一切，或许软弱的时候，也会放任自己沉湎于甜美灵光的回忆：像《同学少年》里的小学同学崔美琪，年轻时的照片曾被放在小镇照相馆里，眼睛仿佛还会说话，几乎是幽暗时期里的亮点了，但多年后再会时，她已如一般中年妇女发胖，也特别热心地谈着她大学已毕业、且有着得意工作的孩子……生命和青春如此禁不起时光与世俗磨损。“我”本来想跟她说说话，回首那些“追忆逝水年华”般的印象与往事，但才一开口，两人也都接不下去。而志文先生总也要为对方找台阶下，他似乎觉得，在那些世俗成人相对的无言中，即使是一个市民或家庭主妇，也应该有权并且能够心领神会某些再不堪回首的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他们彼此都选择放下——青春、美，就让它们留在历史中吧，何必一定要再追问与再现呢？

　　这样将心比心的志文先生，对家族亲人的生命与情结推进得更细腻。他似乎执著地要进入他的姊妹们、亲族们的灵魂，分担那些不必然属于他的责任与痛楚，进出那些琐碎卑微的世俗愿望。这种高度感同身受的能力，使他能常以一种直觉而不是技巧，完成文学之于读者的移情作用。例如《家族合照》本身就是个充满反讽的概念，因为对志文先生来说，他们家族不曾有过一张合照，他其实是以自己的一支笔来重构想象中的合照。最好的篇章之一，是写同与他颠沛流离来台的大姐的晚岁自杀回忆录《安平》——一生恪尽传统中国妇女品德与责任的大姐，晚年时心脏出了毛病，不得不以安装心律调整器来维持生命，但她的一切感觉方式却全然不像个人了。志文先生这样轻描淡写大姐的状态：“装了心律调整器之后，心跳的声音更像时钟，没有快慢，她即使激动或悲伤，心跳也是一样的，这也使得她在想任何事的时候不再激动也不再悲伤。”但善良的大姐要如何响应仍继续凋零的亲人朋友呢，靠“规律”的跳动？她身上的力气不知道跑哪里去了，她本来是个多么想继续往前的妇女！志文先生以近似意识流的写法，想象大姐走向死亡前的各种追忆与惦记，跟着志文先生的文字，我们仿佛也进入并充分体会了一种宁静、一种了无激动的命运的哀伤。

　　但志文先生岂止是只能深刻体悟静美与沉寂，作为优秀散文家，我相信他必然会同意：文学艺术的“情感教育”的功能之一二，乃在于发现并体悟人世间一切情感状态的秘密。我辈中人谁没读过老子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但凡夫俗子又有谁不热爱文明与自然里的一切感官声色与激情的力量？先生所倾慕的托尔斯泰，曾在《论所谓的艺术》中说：“多亏有艺术，缺腿或衰老的人在看跳舞的艺术家或艺人时，也体验到跳舞的乐趣。住在北方的人，即使足不出户，在看画时也能体验到南方大自然的乐趣。软弱和温顺的人看画，读书，在剧院里观看文艺作品，或者听歌颂英雄的音乐时，也体验到坚强有力和权力在握的乐趣。冷漠无情、干燥乏味、从未有过怜悯心和爱心的人也能体验到爱和怜悯的乐趣。”而我以为，这也正是志文先生偏好古典音乐的原因之一，没有哪种艺术能比古典音乐更纯粹地接近各式各样的感性，你不需要承担人生中的冒险或真实地克服挫折与困顿，却能够借此幸运地或不幸地获得某些伟大灵魂的气度。我因此也特别会心于志文先生在《同学少年·遥远的音符》中描述的跟母亲有关的声音记忆，例如母亲曾教他如何以风吹钱币的声音，来辨视民国初期银元真伪的细节，在这里，金属的声音哪里只是世俗的靡靡之音呢。志文先生说：“我如是作曲家，一定会用打击乐器里的钢片琴、三角铁、钹来表现最温柔最遥远的感情。”此言体贴入微，志文先生所追忆的母亲的声音，哪里只是她个人的声音，也是历史上大多数中国人真实的声音吧。

　　知人论世也是志文先生散文中的重要品质，集中在《记忆之塔》里的品评对象，从西方的罗素、1949年后来台的胡适、蒋家后代章孝慈，到资深前辈如林尹、台静农等先生均在列，也有延伸至台大、东吴、淡江等各高校中文系及其他知识分子与文化、社会的批判。

　　志文先生对知识分子、上层人物的点评其实相当尖锐且直率，例如谈林尹先生，早年在东吴开“中国思想史”，一上课就先问学生是否已买了他的《中国思想史纲要》，然后开始讲跟正课无关的“孝道”，甚至拿出一瓶酒当场喝，第二周起就让还在硕士班、没有大学讲师资格的儿子林耀曾来代课，直到课程结束。而章孝慈则是志文先生当年东吴大学中文系的同学，一路以绿灯的方式上升，最终虽当上了东吴大学的校长，但不过两年就在一次会议上中风，一年后不治。周志文的品评直白得令人不得不敬佩他的敢言：“以章孝慈来说，如果不被人刻意照顾、提拔出来做大学校长，以他比较一般的资质，做个中学教师也许是幸福的事，但他被人吹着捧着，时间久了，也觉得自己该在那个高高的位置上了。那个位置并不好，四周都是仰仗上意的角色，让他在世界上只有上下的主从关系，没有同侪之间休戚与共、相濡以沫的关系，在功利与孤独的环境里，幸福自然离他远去。”而谈到某位“神父”，一向以存在主义为精神底蕴的志文先生也不假辞色，一开始还以为对方很有内涵，但十几年往来深入后，才慢慢发现他根本没读什么正经的书：“他让人觉得有内涵，其实是他在知识上表现得胆怯再加性格上的有城府罢了。”

　　其实，文化圈内臧否人物乃是常态，但真正要落实为文，或基于情面、或基于利害，鲜少有人敢于发出中肯批评，这当然一方面是出于对所谓“自由”的尊重，对知识分子自我的反省与节制，另一方面也是看重历史化与就事论事，分寸实难。而事实上，作为知识分子而言，志文先生对自己的批评往往更为严苛，例如同样在《记忆之塔》中，他批评自己以前的读书态度：“我想到我已过的40年中，大部分其实是被我浪费掉了的，我浪费生命的原因，有的是为了满足我的虚荣心，有的是为了讨好世俗。就以我辛苦读学位的这事件来说，我是真为学问而去就读的吗……如果有一点点不纯粹，就如宋明儒所说的是在‘搬弄光景’了。”而对自己性格的局限，志文先生也一点都不留情面，《家族合照》中有这样的自我剖析：“我个性孤凉不喜与人相处，我不会主动发现别人的长处，从而赞许别人，我常嫉恨别人，又把埋怨藏在内心，我常自陷幽独，有时会自伤自毁，总之，在性格而言，我不是健康的人。”在谈及晚年胡适忙于送往迎来与酬酢，他似乎也不无夫子自道的警惕：“人真是不能老的，而胡适怎么老得这么快呢！”

　　我以为志文先生乃是有大世界观之人。身为外省第二代，志文先生少小孤苦贫穷，及长，又见识了人情的凉薄与社会的市侩，但他的心灵好像仍接近完整圆融似的，不断努力地维持着温暖与道义。他对国民党早年的白色恐怖，有着立场鲜明的痛恨；对于台湾在冷战时期的上升，也有不同于凡俗和温情主义的本土派的理解，在《记忆之塔·台北》篇中，他清明地指出：“……当然整体上也没犯了太大的错误，以致后来的路，走得还算平稳。……但与其他地方一样，绝大多数杰出人物都被淹没在庸俗的滚滚洪流里，台湾其实没有太多值得骄傲的地方。”现在，或许还有少数人认为，只要没有直接为台湾讲好话，就是不够“爱”台湾，甚至质疑作者。志文先生7岁来台，家无恒产，一世淡泊，在台湾生活并服务于教育工作一辈子，桃李满天下；他笔下也大多是小人物；他几乎从不出来宣传书，公开演讲也不愿引人注意，以致于文化圈的朋友将心比心，难免疼惜志文先生已经出了10本以上的散文、小说，竟然还可以那么没有名气。以我有限的见识，师长辈中敢于这样自剖，年逾从心所欲还不断给自己制造困惑、承担焦虑，也不吝于响应台湾社会问题，在创造力和人品上力求维持质量者，实则很少见。

　　晚年的志文先生，或许终将回归文学艺术的怀抱，他已经来到了智慧圆熟的境界，应该可以接近平理若衡、照辞如镜了吧。如同在《记忆之塔》中，他贴切地理解台静农先生晚年看似矛盾、实则统一的文艺特质：“他书法的根底是《石门颂》，所以他的隶书，方正刚毅，运笔苍拙，如磬石之重，偶尔又流出奇倔之气，证明他有独特的生命力。但他的行书则完全采另外一种风格，他学的是倪元璐的那套笔法，不忌偏锋，波磔侧出，时具媚态。石门颂与倪元璐正好是书法上的南辕北辙，在美学上言，需要用两套完全不同的标准，但在台老师笔下，却都化对立为相融，合矛盾为统一了。”而我却还是要提起，他一生倾慕罗素，曾引用罗素的话说：“对爱情的渴望，对知识的追究，对人类苦难不可遏制的同情心，这三种纯洁但无比强烈的激情支配着我的一生。”志文先生的前方，又会再创造或扩充什么样的新路呢？我殷切地愿做他沉默的读者与知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