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取多采 守正创新

　　王佑江的文集《文艺与审美》日前由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了。该文集收录了他30余年的教学与科研中的学术结晶与研究心得，所涉猎问题，包括文艺美学研究、经典文论研究、文艺创作研究三大部分。该书具有以下鲜明特征。

　　宏阔学术视野，诚挚人文情怀。该文集涉猎范围十分广泛，既有对文艺基础理论问题——文学风格、文艺起源、文艺本质、文艺创作等的探讨；也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和命题——“劳动起源说”、“莎士比亚化与席勒化”、艺术生产、艺术典型等的思考；还有对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邓小平文艺思想的独到阐释，这些都鲜明地体现了作者“博观约取，厚积薄发”的治学风格。

　　作者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说出发，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历来是重视文学作品中的人性和人道主义描写的。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最关心的是有关人的问题，他们在一些著作、创作和讲话中不止一次地表明他们对于人的问题的关心和对于人性、人道主义在文学中描写的重视”，作者从中外文学史上大量作品实例中揭示分析人性的优美和人道主义描写的魅力。

　　立足理论前沿，注重学术探索。作者敏锐地注意到现代科技发展给艺术与美学带来的深刻影响，他认为，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扩大了审美的视野，开拓了审美活动的新领域；为艺术美的创造提供了新的方式和手段；为自然美增添了新的内容；促进了审美活动的民主化。同时，他又辩证地指出了科技发展对审美的消极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艺术创造的非个性化，导致了艺术欣赏的感觉钝化和惰性等。的确，艺术和审美欣赏应该是一种个性化的愉悦体验，但是由于制作的同质化、标准化，也带来了审美体验的表层化和肤浅化。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惕和反思。

　　在讨论文学风格时，作者既从静态角度考察文学风格的内部结构，认为文学风格的内核包括七个审美元素——题材选择的一贯性、主题思想的连续性、人物形象的体系性、语言格调的独特性、艺术技巧的独到性、体裁选用的稳定性、创作方法的稳态性；又运用系统思维考察文学风格的外部结构——从社会学的角度、政治学的角度、文艺学的角度、审美学的角度、民族学的角度、哲学的角度、历史学的角度、人才学的角度。这就为全面揭示文学风格的复杂内在机制和外部形成因素提供有益参考，体现了作者可贵的学术探索精神。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是作者多年苦心经营的研究领域。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超越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美学的地方就在于它对实践、对自由的理解，“审美创造的根源就是人的社会实践，它是人类通过实践活动，把自己进行自觉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在对象世界中感性显现出来的结果。正由于此，审美创造具有高度的实践性。”作者深刻指出，历史上的旧唯物主义者否认实践，贬低和否认自由创造在美学上的意义，而唯心主义者把自由创造神秘化，尽管也强调自由创造和劳动，然而他们所说的自由创造只是心灵的自由创造，他们所说的劳动是抽象的精神劳动。

　　宏观微观并举，理论实践辉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是一个历久弥新的当今话题，他通过对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四代领导人的文艺思想的总体观照，勾勒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与时俱进的发展历程，概括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富有原创意义的理论贡献。在关于毛泽东文艺思想特质的分析时，他指出：“在毛泽东文艺思想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这就是他不是孤立地就文艺来论述文艺，而是把中国革命的内涵和社会历史的巨变纳入文艺美学的思维视野，把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放到社会进步、历史变革的总体进程和战略全局的高度来进行考察，把文艺问题与中国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国家独立和社会主义的未来前途联系起来，以此为坐标，来寻找、确定文艺的历史功能和位置”，这对澄清认识毛泽东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以及中国审美现代性的特殊性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全书的第三编为文艺创作研究，这种学术品格和研究路径显得弥足珍贵。尤其是近年来，文艺学界流行“理论之后”和“理论之死”等种种时髦观点，不少人更是简单盲目地跟风逐新，喜欢拿电影、电视、漫画、广告、时尚等作为自己研究的对象，对文化研究趋之若鹜，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理论话语就是在理论运用上削足适履，罔顾中国本土语境和鲜活的当下文艺实践。美国著名文学理论家乔纳森·卡勒指出：文学理论的发展必须保持对文本的强调，必须保持“文学在理论中的位置”，因为只有这样，那些包含了文学文本“厚重描写”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才能够对文化研究形成挑战，使其感兴趣的身份、代理中介、亲缘关系等问题由标准的假设或简约的命题变得复杂起来。在当前文学创作与批评中，受西方语言学转向带来的科学主义和实证主义思潮影响，文学典型理论陷入沉寂。王佑江对有关小说人物形象的认识，透过扎实细致的文本分析，从具体的创作实践中阐发文学典型的重要价值与意义，使理论与实践交相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