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历史与小叙事

　　近年来抗战题材文学(主要是长篇小说)，尤其是影视剧突然火爆起来，甚至有漫漶之势。作为军旅文学、影视剧的一部分，抗战题材因中国军民八年浴血奋战伤亡数千万成为中国人民难以磨灭的民族记忆而历久不衰，亦被作家视为可供挖掘与探索的题材富矿。然而，随着时代的久远，抗战历史对于当下的作家而言渐趋模糊与混沌，能否有效介入“抗战”那段现代中国之“大历史”，对处于想象彼岸的“历史存在”进行富于主体性、时代性和真实感的新鲜叙述，着实考验着当下作家的文学智慧与写作伦理。

　　任何一个时代的书写不但无可厚非，而且因观念视角及创作者的不同会呈现出崭新的面貌与意义。问题在于，近年来抗战题材文学、影视剧多数采取娱乐化的叙事策略，中国军民的正面抗战被退隐，民间立场与视角凸显，演义传统和传奇叙事得以张扬。诚然，“虚构”原就是文学艺术的本质，克罗齐所谓的“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与文学艺术的“虚构”本质亦无二致，但“虚构”的前提是创作素材与创作者的经验、想象构成一种逻辑关系的真实，从伦理的角度形成叙述的可靠性。而综观近年来的很多抗战题材文学作品和影视剧，叙事伦理的可靠性先在地缺失，娱乐化叙事策略则进一步导致那些令人啼笑皆非的、甚至完全置战争基本法则与常识于不顾的传奇故事的泛滥，读者与观众不经意间已经在捧腹大笑中解构并消费了那场可歌可泣、正义悲壮、残酷流血的战争历史。这些作品对抗战历史的“正面强攻”和正史讲述不复存在不说，甚至让人怀疑其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是否发生了畸变，进而，其叙事的合法性也颇可质疑。因此，这一现象应该引起创作者与读者观众的关注与思考。在如此背景下遭遇李西岳的长篇小说新作《血地》，笔者收获的是一种清新鲜活、血脉贲张且又沉郁悲壮的复杂而微妙的阅读体验。《血地》中的人物如李长生、李长在、李母、香梅、郭老财、郭文广、郭文秀、吴桂兰、铁榔头、小白鞋等，个个真实生动、气血飞扬、英雄气十足，小说的故事线索并不复杂，张扬的是人情之美和爱的力量。

　　《血地》中的女性人物形象尤为出彩，李长生、李长在和香梅，李长生、郭文广和吴桂兰，郭文秀和刘涛，铁榔头和小白鞋等几条感情线索渐次铺开，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回环往复、不疾不徐，缠绕纠结中蕴积着感人肺腑和动人心魄的力量。《血地》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宏大叙事”，亦不见对大的时代风云、历史背景以及战争场面的全景式书写，作者将视点聚焦于战争中的个体生命存在尤其是女性人物的命运轨迹，以富于生命痛感和情感观照的笔触构建起一个凸显作家主体性和地域风格性的独立而完整的小世界。《血地》成功地借鉴了中国古典文学传统的表现手法，运用浓墨重彩的叙事抒情方式及民间传奇的语言结构形式，在整体上反映出抗战历史背景下冀中军民所特有的审美意识和情感结构，在作品中深刻地揭示了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思想形态及心理轨迹，对残酷的战争大历史进行了微观重述和浪漫抒写。所谓“小叙事”，就是关乎人物个体命运变幻的述说以及历史大背景中小细节的特写。小说透过对个体的情感纠葛和命运轨迹的细腻展示，进而折射出大的历史和时代的面影，甚至看到人类共同的精神和情感体验，小说并不因聚焦个体而渺小，却因为写出了人性的深邃和独特而丰富，反而在更深层次上抵达一个开阔且完整的世界。

　　以当下的眼光穿越时代的迷雾，重新理解并建构战争历史并非易事，重建虚构叙事与战争历史的关系既是重要的，也是艰难的。对当代军旅作家而言，个人经验是有限的，更是碎片化的，波诡云谲的战争历史与当下和平生活之间宛若此岸与彼岸的关系，相互映照。在当前已经模式化了的抗战题材中，我们已经越发难以看到新鲜的经验与新鲜的认识。《血地》之所以选择个人视角与民间立场，正是为了表现与探寻被宏大叙事所遮蔽了的历史缝隙与存在境遇，发掘个体生命在战争中面临的考验与存在的意义，并经由此凸显战争本身的复杂性以及人性的丰富性。李西岳以极富个人生命和情感体验的“小叙事”勾勒出来的小而完整的“经验世界”鲜活生动，具象沉实，带有作者的情感温度和认知深度，为抗战题材文艺作品在新世纪的书写提供了新鲜经验与多种可能性。

　　(《血地》，李西岳著，花山文艺出版社2013年1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