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史家眼光和文学形式为张闻天立传

　　裔兆宏的史传类文学读物《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全书50万字，对张闻天的历史贡献作了比较客观地评价，应该说，这不仅是研究张闻天这样一个党史人物不可多得的材料，也为党史及延安革命史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参证。

　　通读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比较鲜明。首先是作者通过大量的史料研究，以翔实的且鲜为人知的故事立体表现了张闻天在延安的革命活动，许多情节和细节，都是第一次披露。从长征吴起镇会师、为刘志丹平反到参加抗日救亡的斗争，从力主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参与解决西安事变，到抵制王明的右倾错误，清算张国焘给党和革命造成的危害，一直到为党培养马列主义理论干部所作的贡献，其间张闻天作为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凛然正气和高风亮节，在作品中得到了详尽的展现。在这些读来感人的故事中，既有张闻天实事求是、敢于承认错误的革命品格和坦荡胸襟，也有他待人处事的磊落情怀和杰出情操，还有关于他的家庭生活和婚姻的描述。总之，这是一部立体地全面地表现人物的传记图书。

　　写人物，尤其是写张闻天这样的在党内担任过重要职务的领导人物，最忌的是为贤人讳，为伟人讳，只写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遮蔽人物走麦城的失误，我们读过的许多回忆录已不乏其例。这样的一种描述，不仅有害人物，也有害党的历史研究，影响对人物和事件作出实事求是的客观准确的评价。如果说《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有什么突出特点的话，那就是作者在大量占有材料和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不为贤者讳，不为名家讳，实事求是地写出了一个真实的张闻天。作为从土地革命时期就已经进入中央高层的领导者，张闻天是有过错误的，而且有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过不少的损失。在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深刻剖析自己的历史错误，毫不含糊地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他自我批评说，过去对包括自己在内的“苏维埃后期的错误没有清算，这是欠的老账，现在必须偿还”。“反对主观主义，要作彻底的清算，不要掩饰，不要怕揭发自己的错误，不要怕自己的癞痢头给人看。”延安整风期间，张闻天一边检讨自己的错误，一边同王明的右倾错误进行了坚决斗争。书中关于延安整风的描述，我认为是很重要的章节，中央高层之间当面鼓对面锣的批评，表明延安时代我们的党是清醒的，对党内错误进行毫不留情的坚决斗争，使党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毛泽东之所以把“批评与自我批评”作为开展党内思想交锋的三大法宝之一。然而，恰恰是这些年，这个法宝被有意无意地放弃，所以，才形成了缺乏同志式监督的贪腐之风的蔓延，形成了有些省部机关，一抓就是一窝、一抓就是一团贪腐分子的危险局面。所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是非常有意义的。

　　这部书关于党内监督和批评的故事，对今天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我们党的建设，迫切需要恢复发扬的就是延安精神。

　　作为一部纪实文学，对人物的塑造非常重要。张闻天在延安因担任党的高层领导职务，他经历的大事多，可写的故事也很多，作者突出表现他坚持原则、勇于认错、实事求是的坦荡胸怀。书中有许多故事，让我们过目难忘。比如长征途中，在沙窝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批评张国焘的错误。本应是政治局委员来开会，而张国焘却带着10多个骑兵来到会场，企图闹事。张闻天见张国焘偕陈昌浩而来，毫不客气地说：“今晚是政治局会议，非政治局委员不能出席，陈昌浩同志就不要参加了。”张国焘心怀鬼胎，说陈昌浩作为中革军委常委、前敌总指挥部政委，列席会议还是可以的。张闻天坚决阻拦：列席也不行，这是个组织原则问题，必须坚持。1936年1月，针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张闻天立即发电对其严肃批评，劝诫他自动取消另立的中央，称“我们政治原则上的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解决，但另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外，张闻天与王明的斗争，在这部书中也有较多的表现。在写张闻天光明磊落的情怀时，作者在最后一章还特意寥寥几笔写了王明，而正是这样的一些简单描述，对比出了两人品格的高下。在延安，王明企图任总书记的想法受挫后，开始玩两面派手法，一面在公开场合吹捧毛泽东，在一次开学典礼上，专门作了《学习毛泽东》的报告，而在背后却大肆攻击毛泽东。毛泽东《论持久战》发表后，中共中央电令当时主持长江局工作的王明发表，王明不仅找借口不预刊发，还写诗嘲讽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这样一些对比，在书中比比皆是。

　　这部书以客观的叙述，让读者对张闻天这样一个党的领导者形象有了全面的认知。通读全书，我们知道，中国共产党在延安13年，作为一个政党，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走向成熟的阶段，正是张闻天，努力协助毛泽东做了党的基础理论建设的工作。作为党的领导者，他主编整理了第一部《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创办了第一所马列学院并亲任院长，同时主编了几个主要的党内理论刊物。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同志第一次全面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命题。而张闻天作为党的总负责人，他的态度是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能否贯彻的关键。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张闻天旗帜鲜明地贯彻实践毛泽东的理论。鉴于当时的共产国际明确主张“中共领导机关要在毛泽东为首的领导下”，张闻天在六届六中全会期间向毛泽东提出“把总书记一职让出来，全心全意向党的宣传工作转移”。这些情节都彰显了张闻天的大局意识。

　　张闻天可以说还是调查研究的典范。在延安时期，为了研究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状况，从而建立更具针对性的党内政策，张闻天跋山涉水，在陕北、晋西北作社会调查，在米脂县杨家沟扶风寨调查时，光一次借来的账本就堆满了半间屋子。正是这样一次深入底层的实际调查，使党的高层对陕北的经济及社会阶层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从而制定更了有效的边区发展政策。张闻天主持撰写的调查报告后来被誉为“东方的《资本论》”。

　　作为一本纪传体的图书，我认为《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有着鲜明的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延安时期党内高层毫不留情的思想斗争和交锋看出老一辈共产党人对党风建设的重视。我们还可以看出以张闻天为代表的领导者对理论学习的不懈努力和追求，建立学习型政党，在那个时期的共产党人就已经提出来了。另外，我们还可以从张闻天身上看到那一代领袖们不争职位、不谋私利、敢于担当、立党为公的光荣传统。而在这些方面，恰恰是我们现在的各级党政领导应该认真研究和学习发扬的。毋庸讳言，许多共产党人最优秀的东西如今在不少共产党员身上看不见了，许多好的传统成为我们遥远的记忆。因此，这样一部书不仅研究党史的人值得认真阅读，每一个共产党员都该认真阅读，它为当下我们进行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提供了一面正衣冠的“镜子”。

　　(《历史的选择·张闻天在延安》，裔兆宏著，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7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