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光明的温厚和敏锐

　　毕光明、姜岚的《纯文学的历史批判》(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4月出版)是他们近年论文的合集，也是他们对当代文学“问题”与“方法”的思考和表达。毕光明关注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体现出他作为资深学者的眼光和手腕，代表着当代文学研究在某些领域能够达到的高度，同时散发着来自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地气”。

　　毕光明重视文本阅读体验，警惕理论带来的负面影响。他认为，“当下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评论研究重理论、轻感悟的倾向令人忧虑，需要改弦更张了”。这正是他多年参与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现场建设换来的经验之谈。“理论先行”的副作用就是生搬硬套。在这样的背景下，毕光明坚持使用、丰富“纯文学”的概念，既让自己找到了话语空间，同时又不受累于理论的重负，表现出独具特色的个人智慧。

　　毕光明还提出，“纯文学”并不是躲避现实，而是“从一定的高度、在历史的视野里批判现实”。面对文本，毕光明不借助流行理论，而是将“纯文学”作为宗教，支撑起自己的发言平台。毕光明借用了“纯文学”的外壳，内部运作的却是文学的“历史的批判”功能，这不仅丰富、发展了“纯文学”的概念，还从实践层面给予了证实。

　　毕光明对作品的判断常常能够表现出他不一般的“眼力”，他具有较强的大局观，在考察作品时，通常是将其置于文学史的范畴，这是做当代文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毕光明的文章质朴实在，但是却有明确的文学史的方位感。可以说，《纯文学的历史批判》中的研究文章不仅表现出他作为批评家的敏锐，还表现出他作为文学史家的深刻。在重读铁凝《哦，香雪》的时候，他认为这部作品“为新时期文学提供了新的审美范型”，“这是新时期文学中较早出现的诗性叙事，它以人格成长的人文内涵和主观化的表现方式，加入了‘文学回归到自身’的努力，呼应了再度奏响的20世纪中国文学‘人的觉醒’和‘文的自觉’的主旋律。”毕光明对《哦，香雪》在新时期文学中的“结构性意义”予以肯定，显然，这个论断只有在文学史的视野中才能凸显，因此，毕光明的“重读”就是一次文学史的检阅。

　　对《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重读同样引人注目，他认为，“林震是个以理想主义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者，或者说是带有个人主义色彩的理想主义者”，并且，“其中包裹有不光彩的成分”。不论是否同意毕光明的观点，但他的研究的确带来很多启发，丰富了林震的人物形象。

　　毕光明虽然主张纯文学，但并不因此占据道德立场或精英立场，刻意强调自身的批判性，反而表现出对其他文学样态的宽容。同样，他对作家在创作中的缺点也持宽容态度：“作品是人家的孩子，孩子生下来了，美丑本由不得父母，可我们不看人家的优点，专挑眼睛小了，嘴巴大了，鼻子塌了，脖子短了……这样的批评又有什么积极效果呢？”毕光明将“作品”喻为“人家的孩子”，显示出他温厚的一面，他的温厚来自内心深处的对人的尊重和体贴。

　　作为当代文学批评现场的参与者和推动者，毕光明形成了个人标签化的、体系化的“问题”、“方法”，有得有失，值得关注，其中的经验和教训，无疑丰富和拓展了学科的边界和深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