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寻文化艺术改革的最佳模式

http://www.chinawriter.com.cn 2013年12月16日07:32 黄 鑫

  在持续30余年的文化体制改革中,艺术表演团体改革一直是一个重点和难点。虽然到目前为止的改革已取得重大成绩,特别是以转企改制为重点的阶段性任务已基本完成,但遗留问题仍然很多,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轨过程中所带来的深层次问题,如艺术表演团体的数量过多、设置重叠、供大于求、供求错位的结构性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艺术表演团体面向市场的独立经营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对政府的依赖性仍然很强。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法律依据、配套政策、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健全,等等。显然,当前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迫切需要在总结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实现新一轮的革新和突破。但是,艺术表演团体究竟应该怎么管理?改革的终极目标是什么?仍然是一个在实践中没有形成共识的问题。客观地看,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确实是一件难度很大的事。各地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文化传统各不相同,艺术表演团体应该怎么管理,并没有一个“最佳模式”。傅才武、陈庚所著《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学》,顺应这一文化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需求,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的来龙去脉和各个环节进行了抽丝剥笋般的剖析,提出很多独特的看法,令人有耳目一新之感。这本书有这样一些特点值得称道:

  特点一:通过纵向和横向的比较,提供了艺术表演团体发展和管理的广阔图景。本书系统地介绍了我国古代、近代直到今天的艺术表演团体组织的发展和演变脉络,从五代以前的乐府、教坊、民间散乐、家乐,到宋元以降中国城市初级艺术市场的形成,进行了全景式的述评,对民国时期的艺术表演生态及管理也进行了具体历史回顾。对新中国艺术管理体制的形成和演变,本书进行了重点研究。书中详细地介绍了前苏联的文化管理体制,以及它如何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被引进苏区,从而成为国家文化管理体制的源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它又是如何再次对中国的艺术表演团体管理产生深刻影响。这些知识,多是散见于个别论文和相关书籍中,很少有这么集中的深入的研究成果。作者将这些丰富的史料进行钩沉梳理,使读者不仅知其然,尤其知其所以然。本书还向读者展示了一些西方管理模式,重点是英美的市场导向模式、法德政府主导型模式和日本的混合管理模式。这些管理模式的介绍,不仅开阔了读者的视野,而且提供了不同的视角。可贵的是,作者并没有简单站在今天的“改革立场”上,简单指责新中国建立以来的艺术表演团体管理体制,而是看到并肯定了它在当时的合理性和积极作用,分析并指出这种体制之所以严重不适应现时的艺术表演团体生存和发展,只是因为时代变了,环境变了。这是历史主义的视角。

  特点二:本书对艺术表演团体改革进行了历史分期,并进行了全景式的展示,并对其得失进行了历史性的衡量。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分为三个阶段,依据艺术表演团体内部计划体制存量与市场体制增量的力量对比变化,可以划分为计划主导阶段(1979年至1991年)和市场导向型阶段(2003年至今),与此两个阶段相对应的改革模式分别称之为计划主导型模式和市场导向型模式,期间经历了一个计划主导向市场导向转变的过渡时期(1992年至2002年)。由计划主导型模式向市场导向型模式发展体现着转型期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基本方向。这一划分,大体上是符合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客观进程的。当然,实际的改革进程要更加复杂和曲折,不能也不必生搬硬套。

  特点三:书中引进了一些新的理论,并运用这些理论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进行了分析。作者在本书中提供了大量的实例,但并没有停留在史实的罗列上。还试图运用多种理论工具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和改革进行深入分析。如运用“巴摩尔原理”来解释我国艺术表演团体生态困难的必然性。巴摩尔等学者认为,市场上许多行业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但表演艺术行业则不具备这样的特点,在与其他行业竞争中处于劣势。作者据此较好地解释了我国艺术表演团体越来越艰难的根本原因。作者还运用西方关于“编码知识与经验性知识”相互区别的理论,解释艺术表演团体管理的复杂性。认为艺术从本质上说是经验性知识,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不确定性,从而决定了艺术管理的复杂性和困难性。这些分析,使得本书远远脱离了就事论事的层面,具有较显著的理论高度,也有助于读者深层次理解艺术表演团体的管理和改革。

  特点四:作者针对艺术表演团体管理和改革提出了一系列观点,这也是本书最显著的创新点。首先,本书对艺术表演团体进行了定性。作者认为,艺术表演团体的基本属性是准公益文化属性。简单地说,在文化行业中,存在着一种既不完全属于经营性文化,又不完全属于公益性文化的“灰色地带”,即“准公益性文化”。这一类文化虽然可以通过产业方式进行经营,或者获取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其收入远不能达到其从事文化创造或艺术生产付出的劳动价值,需要国家通过“二次分配渠道”予以补偿,艺术表演团体就是一种准公益文化机构。这种概括是否准确,似乎并不是那么容易肯定和否定的。但它确实解释了为什么30多年来国有艺术表演团体的改革中,市场化措施作用相当有限的现象,从而促使人们思考,艺术表演团体改革的终极模式究竟是什么。其次,作者提出,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是否存在着一个“过渡模式”的问题。“改革是一步到位,还是分步到位?”作者认为,当前我国艺术表演团体改革应该存在一个“过渡模式”。其原因是,一方面,西方艺术组织的非营利性管理模式难以简单化地在我国实现迅速移植,另一方面,我国文化体制改革的整体进程要受到政治文明建设与社会建设的整体制约。这种思考,显然跳出了就艺术表演团体改革本身来谈改革的局限,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其三,作者对于科技对表演艺术的影响,进行了恰如其分的估计。作者考察多种艺术表演形式,敏锐地看到,在表演艺术领域,科技进步能够提高主体创新能力,提高主体的市场拓展能力、提高成本控制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应通过应用技术手段最大限度地发挥资源效益,使表演艺术行业获得可持续发展的空间。但作者也清醒地指出,中国传统戏曲,在表演上对演员的身体技能要求很高,技术的因素在戏曲表演中所发挥的作用较小。这在目前演艺界许多人盲目使用大量科技手段,以至于常常喧宾夺主的氛围下,表现了作者客观冷静的态度。最后,本书对表演艺术团体的改革进行了展望。作者认为,艺术表演团体与政府的关系将由依赖型向相对独立型演进,艺术表演团体与社会的关系将由松散型向紧密型演进,艺术表演团体与演职员之间的关系由依附型向契约型演进。这种展望,实际上也是作者对于表演艺术团体改革方向的理论预期。

  本书既具有广阔的视野、严谨的学理性,又紧贴我国国家艺术表演团体转型发展的需要和国家文化改革发展的时代需求。但该书也有不足之处,其研究对象基本上局限于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民营艺术团体是如何生存、如何管理的?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又是如何解决的?对国有艺术表演团体有哪些启示?都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这可能是作者下一步应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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